蔡元培对北大学校师生的一种看法（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可以说是戊戌变法硕果仅存的产物，成立初衷是痛感国家实力孱弱，力图引进新学来振兴国势。辛亥革命以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虽然已经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但其作为“皇家大学”的官僚气与衙门气依然浓厚。在教员中，有不少是北洋政府的官僚，这些教师即使不学无术，也受到学生巴结，因为他们可以为学生日后在仕途上提供方便。

陶希圣先生对那时的北大曾有这样的回忆： “民国初年，贵族子弟仍然不少，文科那边有一个学生坐自用人力车（洋车）来上课……两院一堂是八大胡同（当时的妓院集中地）受欢迎的重要的顾客。两院是国会的参众两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

1916年9月1日，身在法国游学的蔡元培，收到中国驻法使馆转来的电报。电报是时任民国政府教育部长的范源濂发来的：聘请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其时北大的这种腐败名声，蔡元培早有所闻，朋友们也劝他不要去，担心他“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名声有碍”，然而蔡内心里已经下定决心。在1919年，他曾这样说道：“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实际上，“教育救国”的理念，是蔡元培自戊戌变法失败后一直坚信不移的信念。

蔡元培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北大校长委任状。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赴北大上任。据当时正在北大上学的顾颉刚的回忆，到任那天，校工们在门口恭恭敬敬排队向他行礼，蔡元培“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实际上，蔡元培从来也没有把北大校长一职看作是一官职，他不做官，也要求学生们不做官。他对学生们说，“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总统黎元洪签署任命状

蔡元培1月4日到北大上任，1月11日就呈请教育部聘任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当时的北大，被重新分为文、理、法三科，下面再分系；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

蔡元培与陈独秀，个性完全不同。陈独秀锋芒逼人，而蔡元培却外圆内方，连疾言厉色都很少见。但是蔡元培看中陈独秀的，是他的新锐和毅力。蔡元培是在翻阅了十余本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后决意聘他的，一旦下定决心，就一趟趟“亲顾茅庐”。去住处拜访陈独秀时，因陈独秀习惯晚睡晚起，他就耐心地坐在门口的一只小板凳上，等待着年龄小他一轮的陈独秀醒来。然而起初陈独秀并不领情。因为他正在专心办杂志，而杂志是在上海办。但蔡元培的诚意和胸怀最终说服了陈独秀，使他决定将《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有了后来以北京为中心的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陈独秀

在蔡元培引进了陈独秀后，陈又引进了胡适进北大当教师。而胡适当时不过是个连博士学位还没拿到的毛头小伙——后来，胡适在他的纪念文章里曾提到，如果没有蔡元培，他的一生很可能会在一家二三流的报刊编辑生涯中度过。

胡适

陈独秀与胡适，是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著名八字方针下的两段佳话。蔡决心以这八个字来塑造北大，是他在欧洲留学期间就已埋下的心愿。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阐述了自己对大学精神的理解：“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在“兼容并包”的精神下，北大吸引了中国的各路学术精英。以文科为例，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到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而那种“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那种民主自由的风气，从那时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

蔡元培与北大学术社会的兴起

实行教授治校，也是蔡元培在国外留学期间感悟到的。在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建立起教授会、评议会，各科学长由教授会公举等举措，都是对德国大学管理方法的仿效。据时任北大教授的沈尹默的回忆，当时的评议会，由全体教授推举，约五人中选一人。凡校中章程规律（如开放女禁，给予女生同等入学权利），都要经评议会同意。

在教学体制方面，蔡元培对北京大学教学体制进行了两个方面的重大改革。一是扩充文科、理科，停办工科，废门设系，使北大成为突出研究高深学理的综合性大学，提高了文理科的学术水平和质量。二是废除年级制，实行选科制，将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类，为全国首创，此后全国高校仿效采用。

蔡元培非常重视科学研究工作，于1927年底在文、理、法三科相继成立了研究所：文科有哲学、国文、英文等所，理科有数学、物理、化学等所；法课有法律、政治、经济等所。同时，他还提倡和鼓励师生组织各种学会、社团。在他的提倡和推动下，“北大成立的各种社团有27个。”

蔡元培就任校长前，北大招收的学生均为男生。他借鉴欧美大学“男女同校”做法，通过广泛宣传，于1920年春招收9名女旁听生，后来逐渐扩大女生招生数量。这是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又一大改革，使得中国大学再无女禁。

蔡元培在任10年间，北洋政府总统换了5次、内阁总理换了30次。时局动荡下，他一再强调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核心是读书。作为北京大学“永远的校长”，蔡元培之值得不断追怀，在于其一举奠定了这所大学的基本品格，使北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一个制造封建高级官僚的机关，变成为培养具有近代文化科学高级人才的最高学府和提倡科学民主的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

百年中国，出现过无数英雄豪杰，但要讲对于北大的深刻影响，至今没有可与蔡校长比肩者。1940年3月5日，蔡元培长眠于香港。弟子蒋梦麟送上旗帜，“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而毛泽东唁电中的“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至今和蔡元培的肖像一起，挂于北大教育学院的大厅。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也许是蔡元培最佳的写照。时至今日，蔡元培之出长北大，几乎成为一个“神话”——个人的学识才情与时代的要求竟如此配合默契，千载难求，不可复得。

蔡元培在北大的日子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

（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同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必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蔡元培就任演讲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下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镕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苛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励，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苛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辩，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漠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