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人在家里怎么过年（一个清代北京人是怎么过年的）

传统新年，处在年度周期与四季循环新旧交替的时间关口，俗称过大年，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诗经·豳风·七月》云：“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这里所描述的即是旧岁新年交替时节的风俗景象。长期以来，年节发展出丰富多样的习俗，形成较为稳定的过法，成为以辞旧迎新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第一传统大节。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在过年的基本框架下，因地制宜，发展出与本地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相符合的节日习俗。而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又总是在遵循地方节日习俗的前提下，过出自己的年节生活。

一　北京居民穆齐贤和他的日记《闲窗录梦》

本文的主角穆齐贤，只是一位清朝中后期生活在北京的普通居民。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本文的主角，源于他生前爱写日记的个人习惯。他的日记叫《闲窗录梦》，手稿藏于日本大阪大学附属图书馆箕面分馆（原大阪外国语大学图书馆），现存五卷，基本以满文写成。部分人名、地名、店铺名称以及个别条目记录用汉文［本文有关穆齐贤的资料，均出自清代松筠（穆齐贤）记，赵令志、关康译《闲窗录梦译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

《闲窗录梦》署名松筠，据译者研究，松筠即穆齐贤，原籍山东蓬莱，字禹范，号友莲，出生于嘉庆六年（1801）腊月初八，卒年不详。穆齐贤为镶蓝旗满洲另档旗人，内务府包衣。道光二年（1822）惇亲王绵恺、瑞亲王绵忻分府时，分到惇亲王府。道光三年入值涵德园档房，七年入值书房，八年仍在涵德园，九年再次入值王府，随后借身体不好不再前往。为谋生计，经友人的帮助，他在历代帝王庙开设了学堂。道光十五年被降为八品银匠首领。十八年六月，穆齐贤曾被惇亲王囚禁于王府，其妻赴都察院告状，后奉旨得以放出。同年秋天，出旗为民，入籍顺天府，成为一名以课徒为生的专职教师。

穆齐贤“典学之暇，益肆力于清文”，所以满汉文皆工，扎克丹将《聊斋志异》译为满文后，曾请教穆齐贤，并专门撰写《禹范小传》以表彰穆齐贤的功劳：“于是恨相知晚，彼此切劘，始克成编，公诸同好，此皆禹范修饰润色之力也。故作小传冠诸书，以志不忘，并晓同仁之意云尔。”（《闲窗录梦译编》“译者前言”）

穆家早年当为小康之家，但穆齐贤“十三岁先父弃养，十四岁兄长见背，乃典卖房屋”，自此家境贫寒，寡母孤姊及两个外甥依附自己，生活拮据，常有典当、借贷之举。他为《闲窗录梦》所作序言云：“人生辛苦实堪伤，衣食经营日日忙。富贵百年随逝水，荣华一枕熟黄粱。”这些感慨断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无病呻吟，而是遍尝人生辛苦滋味之后的真实心声。

《闲窗录梦》现存五卷，第一卷记事自道光八年元旦至七月二十九日，第二卷自道光九年元旦至六月三十日，第三卷自道光九年七月初一日至除夕，第四卷自道光十年元旦至五月三十日，第五卷自道光十五年元旦至六月二十七日。这些日记是作者每日行踪、所历事件的流水账，涉及广泛，内容丰富，“对了解清代中后期北京社会经济、文化生活、风俗、民族关系等方面，均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同上注）。

二　备年货、写春联、辞旧岁：除夕前的主要活动

清朝时的北京，过年是一段时间。“一入腊月便是年”，而封印在腊月十九至二十二日之间，由钦天监择吉确定，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自此学生放假，戏馆封台，人们进入忙年过程。之后一直到来年正月重新开印，生活才回归日常。开印是在新年的正月十九、二十、二十一等三天之内，同样由钦天监择吉选定。自封印至开印，清代北京的年节长达一月，若从腊月朔算起，更长达五十天左右。北京年节以除夕为界限分前后两个阶段，前面以辞旧忙年为核心，后面以迎新纳福为主题。穆齐贤也遵循这一节奏。

各种各样的节令物品纷纷上市，率先吹响过年的号角。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记载：“腊月朔，街前卖粥果者成市。更有卖核桃、柿饼、枣、栗、干菱角米者，肩挑筐贮，叫而卖之。其次则肥野鸡、关东鱼、野猫、野鹜、腌腊肉、铁雀儿、馓架果罩、大佛花、斗光千张、楼子庄元宝。”之后，伴随着腊八节、祭灶节、除夕等重要节点的到来，市面上的物品不断翻新：

清朝人的年货市集场景

初十外则卖卫画、门神、挂钱、金银箔、锞子黄钱、销金倒酉、马子烧纸、玻璃镜、窗户眼。请十八佛天地百分。钱店银号，兑换压岁金银、小梅花、海棠元宝。廿日外，则卖糖瓜、糖饼、江米竹节糕、关东糖。糟草炒豆，乃廿三日送灶饷神马之具也。又有卖窑器者，铜银换瓷碗，京城之香炉烛台；闷葫芦，小儿藉以存钱；支锅瓦，灶口用为助爨。至廿五日外，则脂麻秸、松柏枝、南苍术煨岁矣。

整个腊月，都有北京居民在市场上忙碌流连，购买食品、饰品、祭品、礼品、玩具、衣服，做着种种年前的准备。作为家庭支柱，穆齐贤也积极置办年货。以道光九年为例，腊月二十日，他花一千二百文钱购买了一顶毡帽，又花一千六百文购买了一双棉鞋。腊月二十九，他又从“振昌号”买了六斤油、三十六斤面，从“永盛号”买了一蒲包干果等物。

穆齐贤家的年货，除了自购，许多来自朋友的馈赠。比如，腊月十八日，家住羊肉胡同的安二大人家送来褪皮羊一只；腊月廿三日，朋友华年送来白带鱼三斤；廿八日，八舅给了冻豆腐百块，又自“松茂号”送来块烟十块、烟叶一斤、槟榔百枚、面十斤、鹿腿一个。除夕当天，他东边的邻居景声五，是顺天府训导，送来了自己亲笔书写的“孝友可风”四字匾额。而他的学生们，也在这个时间来谢先生，送学费。

当然，穆齐贤也会将年货送给亲戚朋友。比如腊月二十日这天，他就购买了一盏羊角灯，送给朋友的儿子。廿九日，则给舒二爷送去鹿腿一个、褪毛羊腿一个、白带鱼二条、冻豆腐一盒，又给自己的姐姐送去面十斤、烟半斤、槟榔五十枚。

不过对于穆齐贤而言，除夕前最重要的生活内容是围绕春联展开的。在清代北京，春联是年节的必备之物。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载：“祭灶之后，则渐次粘挂，千门万户，焕然一新。”

春联用对仗工整、简洁精巧的文字在纸上或绢上书写而成，又因张贴在门上代表着脸面，往往由专人书写。这就催生了一种专门的业务。会写毛笔字的穷苦文人、教书先生往往将写好的春联排列出售；或者备好红纸，根据买者要求，当场挥毫。北京有竹枝词云：“教书先生腊月时，书春报贴目临池。要知借纸原虚话，只为些须润笔资。”描写的就是这一节俗事象。穆齐贤的春联写得应该不错，请他书写春联的人络绎不绝。道光九年自腊月十四日始，写春联就成了他的主要工作。腊月廿日学堂放假在学堂写春联，次日（当年的封印日）他就在“遵古堂”药铺前“设摊写对联贩卖”，一直写到除夕上午才收摊。根据他自己的统计，春联共卖一万零七百二十文，“除本金及另外零碎花费外，仍有六千七百廿文盈馀”。

写春联，不仅为穆齐贤带来了比较可观的收入，也成为他沟通联络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比如送他年货的“松茂号”、送他一只褪皮羊的安二大人家的春联，都是穆齐贤写的。他还应朋友阿斐轩之请为其写了春联，阿斐轩来家取春联时则送了他两盆水仙。除夕晚上，穆齐贤还为自己的义父送去一些春联。而在摆摊书春联的那段时间，还有不少朋友到摊上帮忙和聊天。

除夕是旧年的最后一天，习俗多样，据《燕京岁时记》记载，这天人们要“为尊亲师长辞岁，归而盥沐，祀祖祀神，接灶，早贴春联、挂钱，悬门神、屏对，插脂麻秸，立将军炭，阖家团拜。更尽分岁，散黄钱、金银锞锭，亲宾幼辈来辞岁者，留饮啜，答以宫制荷包，盛以金银锞饰”，等等。通过《闲窗录梦》可以看出，穆齐贤并没有将上面所有的习俗都加以实践，但他贴了春联，晚上去了东大院沐浴剃头，也去了义父家辞岁。更晚的时候，则有好友和邻居前来辞岁。

清朝人的剃头摊

三　拜年与休闲：从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九

拜年是过年最重要的仪式。“大国礼乐备，万邦朝元正。”官方层面，自汉代起朝廷就有盛大的元日朝会，清代依然如此。元日朝会在太和殿举行，皇帝在中和韶乐的演奏声中升座，已经就位的文武百官跪下，鸿胪寺官宣读新年贺表，接着奏“丹陛大乐”，文武百官行三跪九拜礼。礼毕，大臣们纷纷散去，有竹枝词描写朝会后的景象：“朝罢笼香逐队驱，高门过尽总吾吾。交轮狭巷车如水，联袂瀛洲气似珠。”但穆齐贤是无缘宫廷朝会的，他遵循的是民间惯习。

“京师元日后，上自朝官，下至市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明代陆容《菽园杂记》的这段记载完全可以用来描绘清朝北京，而穆齐贤正是“往来交错”拜年人流中的一员。穆齐贤拜年通常自正月初一早上吃过水饺开始，到初十日基本结束。道光十五年，他在正月初十总结了自己当年拜年的总体情况：“本年新年共至六十四家拜年。东城人家一处未至。”但是拜年也会持续得更晚一些，比如道光八年正月十八日，他还到大有庄八舅家拜年，但明确指出这已是“拜晚年”。

正月初一至初三为穆齐贤拜年的高峰期，比如道光八年正月初一、初二、初三，分别拜年四十、十和六家；道光九年正月初一、初二、初三，分别拜年二十四、十八和六家；道光十年正月初一、初二、初三，分别拜年二十二、十三、十家；道光十五年正月初一、初二、初三，分别拜年二十一、十七和四家；均占当年拜年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穆齐贤拜年的对象，主要包括宗亲、姻戚、朋友、邻居、同事以及平时有往来的碓房、当铺等店铺。邻居由于距离较近，所以常有较早拜年的情况。比如道光八年，穆齐贤拜年的第一户人家就是同院的崔五爷家，而在这之前，崔五爷父子已先行来拜。由于种种原因，穆齐贤的社会关系网络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也反映在拜年礼仪上。比如道光十五年正月十八日，他总结别人来自己家拜年的情况时专门提到：“本年未来拜年者，李三爷、恒松樵、存住、福二爷、图懋斋、广莲庄、‘丰昌号’。”文中提及的这些人，在穆齐贤心中应当是来拜年的，当来而未来，折射的是社会关系之变以及因此带给人心理上的微妙变化。但总体来看，拜年带给穆齐贤的，更多的是热闹和温情。

除了拜年，穆齐贤年后生活的又一重要内容是休闲娱乐，主要体现在下馆子、看戏听书、逛庙会、观花灯等多个方面。

清朝人的拜年场景

在《闲窗录梦》记载的历史时期，北京的商业和娱乐业已经十分发达，酒店饭铺、茶馆戏园鳞次栉比，这为穆齐贤的休闲娱乐奠定了基础，他时常一个人或与朋友一起外出饮酒喝茶、看戏听书。以道光十五年为例。正月初四日，他至阜成门外二里沟朝阳庵旁祥爷家回访，“顺便至野茶馆饮茶”。初十日拜年回访，又“顺便至地安门外‘乐春坊’听郭栋儿说书”。十一日，“至‘阜成园’听‘庆诚班’唱戏”。十二日，“偕围儿至‘阜成园’听‘庆诚班’唱戏”。十三日，与朋友乘车出朝阳门，“至‘晋元馆’用饭。至‘芳草园’听庆诚班唱戏”。晚，入城，于四牌楼下兴盛轩用饭。十四日，他两次到“会仙亭”听白云亭说书，又至景和楼饮酒。十五日，至“远会轩”听任广顺说《通天河》。十六日，同围儿至“日升轩”饮茶，后又与渠四哥至庆元居饮酒；掌灯时，至西大院，同朋友一同饮茶，晤谈。十八日，又至“海丰轩”饮茶。自初十至十八短短九天时间，他听说书唱戏七次，在饭馆饮酒吃饭四次，在茶馆饮茶三次，频次之高令今人也感到惊讶。

除了听书、看戏、下馆子，穆齐贤的年节休闲娱乐活动还有逛庙会。自元代以来，北京多有庙会，明清时期尤其繁盛。清代年节期间的庙会，有大钟寺，即觉生寺，“自初一日起，开庙十日。十日之内，游人坌集，士女如云”；有白云观，“自初一日起，开庙十九日。游人络绎，车马奔腾，至十九日为尤盛”；有曹老公观，“自初一起，开庙半月，游人亦多”；有厂甸，“自初一日起，列市半月”；又有西庙护国寺，正月七、八日开庙；东庙隆福寺，九、十日开庙；等等。这些庙会，活动丰富，各有特色，为北京居民提供了绝妙的娱乐场所，也是穆齐贤的休闲空间。以道光八年为例。正月初二，他游了曹公观；初七，与两位朋友同游觉生寺；初九，与家人再游曹公观。再如道光十年为例，正月初六，他“至琉璃厂、厂甸等处尽情游玩”。初八日，他又和好友一起到觉生寺游玩。初九日，他趁拜年之机再次到觉生寺。初十日，则去曹公观逛庙会，“买砂子镫两个、金鱼十条”。十七日，带母亲、外甥、邻居等到白云观游玩。间隔一日，又与好友一起逛白云观庙会。穆齐贤逛庙会大多是专门前去，但有时也和拜年结合起来，比如道光十五年初三日他出去拜年，就“顺便至崇元观游玩”。从《闲窗录梦》记录来看，穆齐贤在庙会上并不怎么购买东西，但他频频出入庙会，似可说明游逛已构成令他满意的生活本身。

在北京，元宵节可视为年节活动的一部分，也是其高潮，以休闲娱乐为核心，习俗丰富，主要有张灯、猜灯谜、放烟火、吃元宵等。元宵张灯始盛于隋朝，在北京则兴起于金中都，时有“正月元夕张灯……都人男女盛饰观玩，至十八日而罢”的记载。清代北京城内张灯，通常从正月十三持续至正月十七，地点以东四牌楼、地安门为最盛，此外，工部、兵部、东安门、西四牌楼、正阳门外大街等处也张灯结彩，十分热闹。张灯时往往有猜谜活动，清人赵骏烈《燕城灯市竹枝词》云：“灯谜巧幻胜天工，不惜奇珍与酒红。多少才人争夺彩，夸长竞短走胡同。”就反映了猜灯谜的盛况。放烟火也是北京元宵节的重头戏，清人谢文翘有清宫旧藏童子抱鱼吊灯《都门新年词》云：“通宵爆竹一声声，烟火由来盛帝京。宝炬银花喧夜半，六街歌管乐升平。”

清朝人春节郊游场景

元宵节在北京城特别繁盛，这种繁盛来自官方的支持，也来自民间的积极参与。穆齐贤显然是积极参与的一分子。他吃元宵，看花灯，猜灯谜，看烟火，几乎日日投身其中。比如道光十年正月十二日买了二百文的元宵；十三日掌灯时，与朋友同出“四处游逛”；十五日至“遵古堂”前“灯虎儿”打灯谜，还得到湖笔一枝、香一束、西瓜子一包的奖品。十六日掌灯后，至宣武门大街看灯；等等。其他年份则与此类似。

总体上看，虽然穆齐贤家境贫寒，很多时候需要借贷度日，但这似乎并不特别影响他年节期间的休闲娱乐。也许，长期在北京生活的他早已养成这样的生活方式；又或许，正是在将生命投入休闲娱乐的过程中，他才可以暂时忘掉日常生活的种种烦恼。

节日是时间的驿站、生活的华章。我国历史上留下了十分丰富的岁时节日文献。这些文献或集中在岁时记、时令类著述中，或散见于史书、政书、地方志、笔记、散文、诗词歌赋、碑刻，来源多样，体裁不一，为我们了解历史上的节日文化提供了大量资料。但是总体上看，这些文献多是对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岁时节日习俗的记录和书写，较少立体化反映人们的节日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闲窗录梦》就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它让我们看到生活在特定时空中的生命个体，如何在年节习俗的框架下，形成自己有声有色有味的节日生活。穆齐贤是清代中后期的一个文人，他的社会地位、职业身份、家境状况、个人好尚使他的年节生活在体现普遍习俗的同时又带有鲜明的个性，这鲜明的个性，无疑增加了理解节日文化的维度，使我们能更好地认识年节的意义与价值，也能更好地感知历史的鲜活和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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