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理想与现实（褚时健在线阅读）

《褚时健》

《褚时健》立体书封

上篇 1928—1979 燃情年代

少年时，他抓过鱼、烤过酒、种过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青年时，当过自救队指导员、征粮组组长、区长，他不畏艰难、奋勇争先，为理想燃烧；中年时，他是农场副场长、糖厂副厂长，创造了无数奇迹。

滇越铁路上的蒸汽机车把他带到了昆明求学，遇见了开阔视野、启迪一生的导师先驱；在战场上，他是代号“黑猫”的情报员、神枪手；当时代的列车把他送进哀牢山时，磨炼的是他的身体与意志，激发出的是他无尽的创造力。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他是褚时健，生于1928年农历新年第一天，是属“牛”的龙子。

第一章 故乡的记忆

褚时健不是一个喜欢忆旧的人，“一直往前走”成为他人生各个时期的行为准则。人生进入80岁之后，同辈人所剩寥寥，当年事渐行渐远，他的兄弟姐妹逐一离去，褚家到他这一辈，再也没有能和他回忆当年的人了，故乡也就淡出了他的视线。只有谈及他一生对山水土地的钟情或探讨他性格特征的成因时，他的眼中才会现出故乡的山川风貌、父老乡亲……一切恍如昨日，历历在目。

有山村，名矣则

原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禄丰乡的矣则村是褚时健的故乡。这里地处南盘江流域，依山傍水，却不是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

南盘江是珠江的正源，自古以来就是云贵通往两广的必经水路。据说，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帝派遣唐蒙沿牂牁江通夜郎，说服夜郎侯多同附于汉，在今盘江流域置夜郎县，后置牂牁郡。《御批通鉴辑览》注云：“古牂牁江即今南盘江。”

村后的那座山高而苍凉，如红土高原上常见的峰峦一样，山脊裸露。南盘江从村前流过，江边巨石堆积。湍急的水流打在石头上，激起一串串银白的“花束”飞散在半空。粗犷蛮荒的山野，桀骜不驯的激流，这个名叫矣则的山村似乎藏着某种张扬而严峻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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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家大院的房屋就在村里的高台地上。在这个相对贫穷的山村里，这座青瓦四合院显得颇有气派。褚时健的祖父褚发珍当过乡长和团总，人称“褚监生”，看来曾捐过功名。褚家不是矣则的原住民，他们在这个江边山村居住的历史，到褚发珍时不过两代。关于家族的来历，褚时健曾说过：“我们的祖先来自河南，清咸丰年间因屯垦戍边来到云南，不是当地的土著。”

不过，褚发珍的妻子的确是彝族人，她的老家就在南盘江边弥勒县的西山上。祖先的族别在云南并不重要，这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各民族间通婚在很多地方是很常见的事情，通婚也造就了民族血脉的交融，使得汉、彝两族在长相上颇有几分相近。

褚发珍的妻子给他生了三个儿子：老大褚开学，老二褚开科，老三褚开运，另外还有一个女儿。

在褚时健的记忆里，他的大伯褚开学是个蛮有威仪的乡绅。褚开学在华宁县青龙区当过区长，因为家境富裕，后搬离矣则，迁到禄丰村车站住了。二伯褚开科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姑姑招了上门女婿单独过，也是种地为生。他的父亲褚开运则是个不安分的人，常年在外头跑买卖，主要经营个旧锡矿坑道里用的原木、炼矿时用的木炭，算是个木材商。他家门外就是滇越铁路，从各地收来的木材就靠这条铁路运往个旧。铁路运输在现在看来是很平常的营生，可搁在当时的云南，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

“属牛”的龙：褚时健出生了

褚时健出生时，他大伯的儿子褚时俊已经五岁，二伯的儿子褚时仁也已经可以满地疯跑、撒尿和泥了。褚开运的妻子褚王氏之前已经生过两个儿子，不想孩子到了两三岁就不幸夭折了。因此这个即将出生的孩子，让父母既期待又担忧。

农历年的大年三十，褚家没法儿安生过年，褚王氏临盆了。从褚王氏怀孕开始，褚开运夫妇就离开了老屋，在江边一处小院里居住，这么做据说是为了避开前两个儿子的夭折造成的阴影。褚开运在兔年和龙年交错的时候等待了半宿，终于在大年初一天刚蒙蒙亮时，听到了孩子呱呱坠地时响亮的哭声。这个赶在龙年头上出生的孩子，是个又黑又胖的大小子。从老屋赶来看望的爷爷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给孙子起了个小名叫“石柱”。

关于出生日期，笔者曾多次向褚时健本人求证，因为他的履历表上写的是1928年3月1日。褚时健的解释是，出生时辰讲的是农历，他一直没搞清对应的是公历的哪一天，参加革命队伍时就随便填了3月1日。日后有人查了万年历和褚家的家谱，确定这一天是公历1928年1月23日。其实在褚时健看来，出生日期没那么重要。他作为一个企业家光芒四射的时候，有人就用“龙”这个属相说事儿；可当他出了事儿之后，又有人用这个生日说事儿，他听到种种议论，淡然处之。他曾经问过笔者：“你相信这些吗？我不大信，我是个唯物主义者。”在85岁生日时，褚时健选择和80岁的老伴一起过生日。他在生日聚会上高声说：“我和老伴，我们两个都是属牛的，一辈子都要劳动，一辈子都离不开土地。”实际上，褚时健属大龙，马静芬则属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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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矣则，褚时健感慨：“我们这个村不是个大村子，当时只有十来户，就是到现在，也只有三四十户，从来都不昌盛。有山有水，土地却不多，村里有几百亩山地，水上不去，还是靠天吃饭，穷得很。我这些年有条件了，每年都要给村里十多万元，一直在帮他们。现在我们村有个不错的村委会主任，大家信任他，连任四届。他有心要改变矣则的面貌，我也有这个心意。我出了300多万元，帮他们修水管，引水上山，改变了土地缺水的状况，大家的日子好过了一些。现在云南省在搞‘最美乡村’，我也在想办法。我和村主任商量，全村39户人家，全部盖新房没有这个能力，能不能把老屋改造一下，土墙变砖墙，老屋架还可以用，房梁还是重新搞。我离开故乡都70年了，矣则还是穷，不变怎么行？”

滇越铁路从褚家老屋后通过。

褚时健那时还被人唤作石柱。他和父亲长得像，肤色黝黑，浓眉下那双眼睛也是又亮又黑。石柱每天都伴着江水的哗哗声入睡，随着火车的汽笛声醒来。这两样东西陪伴着矣则这个小小的村落，也丰富了小石柱天真的童年。

石柱三岁那年，弟弟褚时候出生了。1934年，家里又添了人口，这次是个女儿。不久，褚王氏又生了一个儿子。褚开运有了一个六口之家。

守着一条江，江水就成了石柱最初的玩伴。在他的记忆里，从来没有人教他游泳，江水就是他的老师，三四岁时，他已经和村里的小伙伴在江水里玩耍了。到了五六岁时，他能独自在江水中上下翻腾，像鱼一般自由自在。玩累了爬上岸，趴在江边的大石头上晒太阳。河谷里的太阳又毒又辣，背上的皮晒爆了一层又一层。阳光的颜色就这样一点点渗进了他的皮肤，让他的肤色在黝黑里透出了光亮。他后来回忆：“我们上面那一代，我大伯父黑，但他的儿子不黑；我像父亲，但我比他黑；伯父家的两个儿子和我一起玩，就这样一年一年地晒，晒得一年比一年黑。可以说，全村就数我们三兄弟最黑了。”与水为伴，石柱学会了另一项本事——抓鱼。起先是抓江边石缝里的小鱼，然后是巴掌长的鱼，再后来收获的就是游动在江中的尺把长的大鱼。抓鱼的方法也层出不穷，用手摸、用脚探、用树枝做的矛叉。到了六七岁时，石柱在水下摸鱼的本事就在小村里出了名。一直到几十年后，家乡的老者回忆起来，仍觉得石柱摸鱼的本事，哪怕是六七十年后，也没人能比得上。石柱摸到的鱼到底有多少，他自己没称过，但母亲知道。母亲从不担心儿子在水中的安全，她的儿子从小就没给家里添过麻烦，是个少见的“做事有谱气”的孩子。一直到做鱼需要的油和作料都没有了，她才对儿子说：“你不要再拿鱼了，没有油，咯是干吃呷（你不要再抓鱼了，没有油，只能干吃了）。”对母亲这种分不出是褒奖还是批评的话，石柱听了只是笑笑，抓鱼对他来说实在是一件乐事，他忍不住。多年以后，他被发配在红光劳改农场，抓鱼这项技能帮他和家人度过了难挨的饥荒。

蒸汽机车与铁皮盒子

陪伴他童年的另一个玩伴，就是那条滇越铁路。铁路不光是父亲挣钱养家需要的交通渠道，也是开启他懵懂心智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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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铁路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我对工业产品的最初印象、对外面世界的认识，想来都和它有关系。我们村按说属于华宁县，但我的中学就是坐火车到昆明去上的，应该说，我们那个时候对昆明还更熟悉些，这都是因为铁路。”

这条从云南省会昆明开往越南海防的铁路，修建于20世纪初。当时英法两国为争夺殖民地在东南亚明争暗斗，云南与越、老、缅三国交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加之云南资源丰富，交通闭塞，在云南修建一条陆路通道，有着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意义。1898年，法国公使吕班照会清政府，以干涉归还辽东半岛有功为由，要求清政府允许法国自越南边界至云南省会修筑铁路。那时，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很难对列强提出的要求说“不”，只能在照会上答复“可允照办”，于是法国取得了滇越铁路的修筑权。

1901年，滇越铁路的越南段从海防经河内到老街的389千米路段开始修建。1903年，从河口沿南溪河北上，经碧色寨、开远、宜良、呈贡至昆明的466千米云南段也开始施工，整个工期历时七年。人们用“一颗道钉一滴血，一根枕木一条命”这样的话，来形容这条铁路修造的艰辛程度，就连当时的云南地方官员都说“此路实吾国血肉所造成矣”。1910年，滇越铁路全线通车。当时的西方媒体将它与1859年开凿的苏伊士运河、1914年通航的巴拿马运河并称为“世界三大工程奇迹”。

1910年（清宣统二年）3月31日，一辆黑色的蒸汽机车徐徐开进了昆明，车头上插着鲜艳的法国三色旗。据说，当这种钢铁动物轰隆隆驶进火车站时，围观的百姓充满了好奇与不安，胆小的人被汽笛声吓得四处逃散。云贵总督李经羲有这样的诗句：“耳畔才闻汽笛鸣，列车已出千里路。”可见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带给云南人民的震撼。百年之后客观来看，滇越铁路把一个闭塞的中国内陆省份一下子拉到大海边，铁路的建成让云南人领略了现代物质文明，同时也促进了先进文化的传播，催生了社会观念的变革。

围绕这条铁路发生的种种风云变幻，山村少年无从知晓，但铁路就从家门口经过，这是石柱每天都能看到的景象。长长延伸的铁轨，隆隆驶过的火车，给石柱带来了关于外面世界的信息，引发了他的各种猜想。他甚至天真地认为，外面的世界就是修建这条铁路的法国人过的那种生活。

1932年，一列法制米西林小型豪华旅行客车出现在这条路上。这列车采用铝合金做车厢壳体，车长20米，分主车与挂车，主车内有19张皮沙发软座，带有西餐厅和抽水马桶卫生间，挂车为行李车，车型为鲸鱼状流线型，以飞机引擎为发动机，功率117.6千瓦，大大超过蒸汽发动机，从昆明到海防港只需一天时间。这列与众不同的火车让铁路边的山村孩子们大开眼界，他们常常在旅行客车经过的时候聚在路边看着它驶过。有时候，客车车厢吹起的窗帘下会露出乘客的脸，那些影影绰绰的面容分明透着一种神秘。偶尔，他们也会从窗口扔出一只饼干桶抑或糖盒。小伙伴们就一拥而上跑去捡，谁跑得快谁就能捡到。

冒着白烟的蒸汽机车，风驰电掣的米西林快车，制作精良的铁皮盒子，都向山村少年石柱展示着工业产品的无穷魅力。他纳闷儿：这些精美的东西是人做出来的吗？它们是怎么做的呢？儿时飘忽而过的记忆，竟促使他一生都痴迷于对产品精益求精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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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性的养成：坚忍与宽厚

父亲常年在外，家里的农活儿都是母亲在做。石柱从五六岁时就成了母亲的帮手。在他眼中，身材不高也不壮的母亲，有着山一样的坚忍和水一样的宽厚。“回想起小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母亲。母亲不爱说话，她只是用行动告诉你，事情要怎么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云南乡下，五六月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家境差点儿的人家，这段时间就揭不开锅了。褚家的情况要好一些，毕竟褚开运在外跑买卖，褚王氏会拿出家里的余粮接济断粮的乡亲，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后来。石柱记得，父亲意外身亡后，一家五口就靠母亲在三亩薄田里讨生活，家境窘迫起来。一天，快吃晚饭的时候，有个流浪汉来到家门口乞讨。家里哪里还有存粮呀，就靠石柱每天到江里摸鱼给长身体的弟弟妹妹填点儿荤腥。一看流浪汉的破碗递到了面前，石柱没好气地说：“没有没有，我们晚上都没吃的了，拿什么给你？”这话让在灶房做饭的母亲听见了，她端着半碗米饭走了出来，说：“石柱，不许这样说，不到无可奈何，谁愿意端个碗讨口。我们少吃几口死不了。”看着母亲将手中的米饭倒进那只破碗，石柱心里咯噔了一下。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以军事演习为名，突然向当地的中国驻军第29军发动进攻。第29军奋起抵抗，这就是著名的“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打响了。

就在这一年的九月，褚开运牵着儿子的手走进了禄丰村车站小学。

第一个名字的由来：“亲俄亲共”

走进学校时，石柱已经九岁了。这个黝黑的山村少年，好奇地打量着这所建在山壁上的学校。学校不大，只有几间教室、一个篮球场。不过沾了紧靠车站、交通便利的光，这所学校的生源和师资力量都不同于普通的乡村小学，可以算是当地最好的学校了。石柱的两个堂哥——褚时俊和褚时仁此时都在这所学校读书。

褚开运一直没给儿子取大名，小名石柱一叫就是九年。入学登记的时候，石柱终于有了第一个大名——褚时俄，这是学校老师给取的。按辈分来排，他的爷爷是“发”字辈，父亲一辈为“开”字，到了石柱这一辈，名字的中间是“时”字。褚家还有个讲究，石柱这一辈的名字最后的一个字必须有个单立人。

老师选的这个“俄”字虽说都符合要求，但念起来有点儿像女人的名字。据说这个取名的老师是个“布尔什维克”，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地处云南腹地的一所乡村小学的老师，给新来的学生取了个“亲俄亲共”的名字。

车站小学不远处就是禄丰车站。和小学所处的地形相比，车站的地势更加险要。两岸高山在这里变窄，形成了一道峡谷，盘江水在峡谷间呼啸奔涌，车站就建在江边断崖上。滇越铁路云南境内沿途设大小车站55个，全部采用法国东南部建筑的样式，红瓦黄墙的小楼，深长的屋檐、木质的百叶窗、铸铁镂空的花式三脚架、墙上标有“巴黎”字样的三面钟，无一不带有浓郁的法国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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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丰站虽只有三条铁轨，却是滇越铁路上的一个特等站。特等站一般由法国人管理，车站的员工有法国人，也有越南人。六十年后，谈到故乡的这个车站，褚时健说：“我搞企业以后，回想我小时候见过的车站，一个特等站，只有六七个员工，管理得井井有条。这条铁路后来一直运营，货运和客运都很少了，车站的人倒多了，有二三十个。”这一比较，可见法国人当时的管理水平有多高。

一来是上学时年龄大了些，理解力要比别的孩子强，二来是真心喜欢读书，褚时健上学头几年一直是个好学生。他尤其喜欢上国文课，当时的课文大部分是文言文，老师要求白天教过的课文，晚自习时必须背诵，背出书来才能去睡觉，褚时健每天都抢在前头背完。

时至今日，他仍记得当年背诵过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那个时候不明白意思，只觉得这文字很美，有种说不出来的味道。”

上学第一年，他得到了人生的第一份奖品：一本书、一支笔。

初小四年，他年年是好学生，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

无忧的山村小学时光

车站小学的学生来自附近的村落，学校要求住校，每个星期回家一天。矣则离车站不过五六里地，都在南盘江一侧。当时没有公路从矣则直达禄丰车站，对孩子们来说，最便捷的路径就是沿着铁路走。滇越铁路是米轨，机车相对准轨火车要小。当蒸汽车头带着车厢爬坡的时候，火车的速度会放慢许多。学校地势在上，矣则在下，正好是火车爬坡的路段，褚时健从不放过扒火车上学的机会。火车来时，他先在铁道边准备好，火车一过，紧跑几步跟上，瞅准机会拉住车尾的把手，纵身跃上去，这样，火车就把他带到了学校。这一手别的孩子也会，只是胆子够不够大的问题。褚时健记得自己从来没有失误过，有的时候，机车上的工人还搭把手拉他们上车。

放学回村的路，大家只有乖乖沿铁路走了，矣则不是站点，又是下坡，火车的速度比上坡快，即使扒车，到时候也下不了车。

褚时健不想走回去，他琢磨出一个新办法，把衣服包好，顶在额头上，躺在江水里，让江水送自己回家。这一招儿在孩子中可是个创举，直到现在也没有人效仿。褚时健对自己的这个办法十分得意，多年后他说：“这种办法是我独有的，别人不行，主要靠水性。盘江到我们这一段，被两岸的山夹在中心，变得很窄。水流急，声响都比别处大。江边有很多大石头，江心还有暗礁，漂流也是件危险的事情，搞不好人就被撞飞了。不过我不怕，只要水温合适，我就用这种办法。要是没把握，我也不会这么做。”可见当年小小年纪的褚时健，已经有着超越年龄的判断能力，办事果断而不鲁莽，称得上是少年老成。

小学的生活艰苦而充满新鲜感，学生和老师都住在学校，师生之间关系很好。这些在小学教书的先生大都很年轻，除了教语文、数学，他们还要给学生上音乐、美术和体育课。褚时健后来回忆：“老师上课给我们讲的东西，教我们唱的歌，其实都是在传播朴素的民主思想和人生道理。我们那时候年纪小，还听不太明白。不过，我觉得老师讲得都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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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上课的时候，褚时健和同学们发现他们的班主任老师不见了，一同消失的还有两位年轻老师。后来才听说，这几位老师都是地下党员。当时，国民政府在禄丰车站设有一个警察分局，局长就是个特务，他已经掌握了车站小学老师的情况。就在他准备对这些潜伏在学校的“共党分子”下手时，党组织得到情报，将三位老师连夜转移了。听到这个消息，学生们议论纷纷，他们不知道地下党是干什么的，只是听说再也见不到和蔼可亲的老师了，都觉得十分惋惜。

国变：抗战爆发

山河破碎，战火弥漫。就在褚时健上小学的这两个年头，日军铁蹄迅速践踏了中国的半壁江山，华北、华东、华中、华南都成了日军占领区。

中国主要的工业区和重要的沿海港口，先后落入了日军手中。此时，偏居一隅的滇越铁路显出了它的重要性，国民政府在海外购买的战略物资和民用物资、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大量物资都要通过它运入中国。

1940年，日军侵入越南。为了切断滇越铁路这条运输线，日军飞机多次轰炸云南，铁路沿线不时响起隆隆的爆炸声。当时，各国援华的大量物资仍积压在海防港。为了保住这条生命线，中方派抢修队日夜赶修。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亲自坐镇，督运海防积压物资。这一年6月，统治越南的法国殖民者慑于日军强大的军事力量，答应了日本的要求，宣布禁止中国货物由滇越铁路越南一方入境。

原先想保住这条生死运输线的国民政府，此时改变思路，炸断了两国交界的河口大桥，滚滚红河成为阻止日军沿铁路线入侵云南的天然屏障。同时，政府下令，将滇越铁路河口至碧色寨177千米路轨拆除，移铺至川滇铁路昆明至曲靖段，以形成与滇缅公路、驼峰航线联运的另一条运输大动脉。

国外运输停了，可国内昆明到个旧的火车还在运营，褚开运的生意和这条铁路分不开，虽说时不时会遇到日本飞机的轰炸，但为生计所迫，他坚持做着往个旧锡矿运送原木、木炭的生意。

家变：父亲被炸伤

十岁出头的褚时健，课余时间已经成了父亲的帮手。收来的原木是用来做矿坑内的支撑木的，每一根都有长度和粗细的要求，褚时健就管验收，拿着尺子替父亲把关。

这时的褚家，境况大不如前。操劳半辈子的奶奶先走了，爷爷褚发珍在一次上山伐木时受了重伤，拖了两三年，无可奈何地撒开双手也走了。二伯褚开科正值壮年，却一病不起，很快也离开了人世。而褚时健刚刚三岁的小弟，也莫名其妙地夭折了。小小年纪的褚时健，在短短几年中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亲人的离别。

就在这时，更大的变故出现了。1942年夏天，押车运木材的褚开运在个旧附近一个叫巡检司的小车站，碰上了日本飞机的轰炸。三架日本飞机在铁路上投下了数发炸弹。褚开运被炸弹的气浪掀起，严重震伤。

褚开运被炸伤时是在个旧，家里人都没有他的消息。直到半个月后褚开运被人抬回家中，褚王氏才知道丈夫受了重伤。这时她已经怀孕了，丈夫受了伤，孩子们年纪小，想到今后的日子，褚王氏心头仿佛压了块石头。

躺在家里的褚开运心情郁闷至极，他抱怨老天不公，自己一生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勤勤谨谨讨生活，怎么还落得如此下场？他恨日本人，跑到别的国家扔炸弹，还说什么“东亚共荣”；又担忧过去靠自己的买卖维持生计，如今买卖没了，自己成了废人，一家人怎么办？思来想去，却总是无解，褚开运成天唉声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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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年秋天，褚王氏生下了最小的儿子，名叫褚时佐。

夜半烤酒：挑起家庭重担

父亲躺在床上，生意血本无归，三亩水田和十几亩山地成了一家人唯一的生活来源。十四岁的褚时健不得不帮母亲挑起了全家人生活的担子。他开始逃课，一到下午就从学校里消失了。回到家里，他要帮母亲砍柴、烧火做饭，还要承担地里的农活儿。

乱世多事，各地都有暴民聚众山林，当上了打家劫舍的土匪。村里境况好一些的农户们家里都买了家伙，以备不时之需。褚家老屋在村里算是显眼的宅子，不得不防。夜里，半大小子褚时健就抱着爷爷留下的捷克造步枪，担起了看家护院的责任。

后来回想起这段时间，褚时健从不提当时的艰难，留在他记忆中的仍是充满快乐的少年时光。他说：“我的成绩从读高小的时候就不行了，说起来都是逃课摸鱼闹的。每到下午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我就悄悄溜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我的数学变得一团糟。数学是要跟着走的，缺了不行，我天天逃课，学分数时有好多环节搞不懂，咋个做得出来？所以上中学以后，我最怕的就是数学。”

其实，成绩下降怎么能怪摸鱼？天天逃课，是因为家里天天有做不完的事情。

爷爷留下一家酒坊，由褚时健家和二伯家共有，每家一半。父亲不能干活儿了，母亲把烤酒的事情交给了褚时健。她告诉儿子，如果烤的酒好，卖得出价来，一家人的日常开销就有了着落。

褚时健见过烤酒，那时候家境稍微宽松些，每年烤酒时会请来师傅，褚时健好琢磨，看也看会了。只是烤酒前需要准备大量柴火，过去是父亲和师傅做，现在一切都要靠自己，就连母亲也无暇顾及。

褚时健给家里的小毛驴架上了木车，到二十里外的山里去砍柴。砍上两三天，千把斤的燃料才能备好。轮到自己家烤酒的时候，他先找一些树根搭灶，灶的洞门小，就得把柴砍成能够塞得进去的块儿。烤酒用的大甑子要蒸700斤苞谷，褚时健一个人扛到酒坊，母亲帮他把苞谷泡上。泡到吃晚饭前，他就把这些苞谷捞进甑子，再把甑子支在大锅上蒸，一直要蒸到苞谷开花。烤酒的程序不算复杂，但需要耐心。褚时健总结为：“蒸煮的过程要十八九个小时，大约每两个小时要添一次火。火大了，汤锅容易烧干；火小了，粮食又蒸不透。添完火以后，还要把甑子里的粮食搅拌一次，控起来，调一调，再搅拌一次，这样才能蒸得均匀。”

山区夜黑，远近都没有了灯光，四野寂静，只听得到灶台下的柴火在噼啪燃烧。褚时健独自在酒坊里守夜，他不觉得害怕，只是担心这一夜怎么睡觉。不睡不行，干活儿需要体力，睡过了头更不行，锅烧干了，岂不坏了大事！这种担心没持续多久，很快，他自己都感到奇怪的事发生了，他体内的生物钟自然而然发生了改变，每两个小时会自动醒来。

“冬天，一般是晚上七点钟开始蒸苞谷，九点钟的时候，我还没有睡，浇一回水，之后我就睡着了，但是到十一点、第二天一点、三点我一定会醒。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从来不会因为睡觉误事。”褚时健回忆时颇为自豪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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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褚王氏悄悄来到酒坊，儿子毕竟只有十四岁，她有些不放心。她没有叫醒儿子，只是在酒坊外静静地观察。她发现自己的担心有些多余，儿子好像上了闹钟，每隔两小时会自动醒来。加柴添火、搅拌，每道工序都做得井井有条，和烤酒师傅没什么两样。此后，褚王氏再也没有晚上到过酒坊，她对儿子一百二十个放心。她没有告诉过儿子自己曾在深夜到酒坊探访，可儿子知道母亲来过。褚时健说：“我了解我的母亲，她肯定来看过，看过就放心了，只是她不说。”

“我的母亲教会我很多，那时候家里担子那么重，她从来不说难。她是一个有责任心的母亲，但她从来没有表达过她对我们的爱。这一点，我和她一样。”

经过18个小时的蒸煮，第二天太阳下山时，蒸好的粮食就要拿出来晾干了。褚家的小酒坊规模不大，每天能出百十斤酒。但烧一次酒的劳动强度不小，十八九个小时，700多斤粮食，1000多斤燃料，放粮、蒸煮、搅拌、发酵、捞渣，全靠这个十多岁的少年一个人侍弄，顶得上两个成年的工人。这样的劳作，一直持续到褚时健上高中时。

家道中落：父亲走了

多年以后，所有的回忆变得单纯而凝重。褚时健说：“少年时的劳作对我以后的人生很有帮助。烤酒的实践让我懂得，烤酒要讲出酒率，就是你放100斤的苞谷要出多少酒才行。要追求效率，那就要讲技术，这些粮食熟透的程度、火的温度、酵母的培养，不从技术上搞好，酒就出不来。酒出不来就会亏本，不光补贴不了家里，我还读不成书。所以，我从十几岁时就形成一个概念，从投入到产出，搞商品生产要计算仔细，干事情要有效益。有经营意识和良好的技术，才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1943年6月，在病痛中煎熬了一年的褚开运预见自己的生命将走到尽头，他让妻子把还在学校上课的褚时健叫了回来。

褚时健匆匆赶回家时，发现除了家人之外，舅舅王之义一家也在。这一天，褚开运当着全家人表达了两个意愿：一是希望褚时健能和表妹王兰芬结成姻缘，因为儿子的婚姻是保证褚家香火得以延续的大事，而他看不到这一天了。第二件事是自己死后，要追随父母和兄长，安葬在大黑者老憨坨的祖坟里。

三天后，42岁的褚开运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

褚开运的第一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褚时健当时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压根儿还没有男女之情的意识。在他眼中，表妹王兰芬是个温柔娴静、长相漂亮的小姑娘，他们是血缘很近的表兄妹，他从没有想过要和这个年仅十一岁的小女孩成为夫妻。

很快，褚开运和自己的父兄们在祖坟里相聚，实现了他的第二个愿望。

给父亲的墓碑磕了最后一个头后，心怀伤痛的褚时健默默地站起身来，从这一刻起，他就是这个家里最年长的男人，他知道肩头的担子有多沉。

站在老憨坨山上看四下的山川，他突然发现，祖坟所在的位置有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气势。脚下是一个云蒸霞蔚的大坝子，南盘江水银链般在坝子里蜿蜒而过。远望层峦叠嶂，好像一道道青苍的波浪，汹涌澎湃；又似万马奔腾，呼啸而来，在他的眼前交汇。褚时健呆住了，他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地观察过山川风物，也从来没有这样被自然界的景观深深震撼过。这一刻的体会，他再也无法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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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农夫：你不想上学了吗？

1943年，褚时健小学毕业，他放弃了上中学，回到了矣则。家里有太多的事情需要他。下田薅秧、上山打猎、下水摸鱼，褚时健似乎掌握了一个农夫所有的技能。他挂在嘴边的话是“同一块地，我要种就要比别人种得更好”，他好像真的打算成为一个与土地终身为伴的农夫。

没有人问他还想不想上学，母亲只是时时将眼光停在儿子身上，她知道，这个沉默寡言的孩子，心里有自己的主意。

暑假，已经到昆明读大学的堂哥褚时俊回来了，就住在褚家老屋。褚时健很高兴，他领着堂哥上山打兔子、套野鸡，下河里游泳、摸鱼，变着法子让堂哥感受乡间生活的乐趣。

他说：“我跟我这个堂哥最要好，他学习成绩好，考西南联大的时候，听说一千个人录取一个，他也考得上。他虽说不住在矣则，但每年回老家，我和他谈得最多，一点儿隔膜都没有。”在他心目中，这个聪明过人、见多识广的堂哥，算得上是当时自己的人生导师。

一天，褚时健把堂哥带到了南盘江边。他指着河滩上新开出来的一片地说：“你瞧瞧，这是我的地，我自己开的地。”

褚时俊十分惊奇：“你家三亩田都种不过来，你怎么还要跑到江边开荒？”

褚时健告诉堂哥一个秘密：“村子里有一个从四川搬迁来的外来户在坡地上种了几十棵黄果树，我看这树太好了，结的黄果酸酸甜甜的，很好吃。看来，我们这个地方适合种这种东西，我也想种。”

看着眼前兴致勃勃的堂弟，褚时俊沉默了。在他看来，堂弟是个天赋异禀的少年，有着常人没有的本事，那就是敢想敢做，而且做事有目标，要做就做到最好。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他的脚步还没有迈出，难道矣则是他的起点也是终点吗？

傍晚，褚时健从江里打上来七八条筷子长的鱼。兄弟俩在江边支了一个三脚架，挂起一口铁锅，边煮边吃。

白天的燥热退去，江面上凉风习习。看着兴致勃勃地煮鱼的褚时健，褚时俊问：“石柱，你不想读书了吗？”

褚时健愣住了。从心里讲，他喜欢上学，小学六年，他学到许多知识，眼界开阔了，变成了一个有文化的人，能不想上学吗？可眼前家里实在困难，母亲带着四个孩子，有自己帮衬，日子尚能过下去，如果自己走了……他不敢往下想。

褚时俊从他的眼里看到了答案。他告诉堂弟，外面的世界很大，你还没有真正看到它。只有读书，眼界才能打开，眼界开了，路才能宽，才能干一番事业，改变自己的命运。他还告诉堂弟，现在时局动荡，山河破碎，民族已到生死存亡之际，有志青年当担负使命，为国家民族尽绵薄之力。

褚时健沉默地看着江水，堂哥的话让他热血沸腾。

86岁时，褚时健说：“我当时差点儿就不读书了。是堂哥的一席话点醒了我，一定要读书，要走出山村，要改变命运。”

晚上，褚时俊和婶婶在堂屋里坐下，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婶婶，怕婶婶反对，他准备了种种说服她的理由。没想到，褚王氏只说了短短一句话：“我知道，再难也要让他读完中学。”

此后的一段时间，褚时健为出门读书做着准备。他没日没夜地烤酒，逢赶集就和母亲一起到集市上卖酒，积攒了一年的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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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心思更细些，怕儿子到昆明两眼一抹黑找不到庙门，专门跑到禄丰车站找到了站长。褚开运做生意的时候，和这个站长交情不错，站长的家就在昆明。褚王氏说：“我大儿子要到昆明读书了，他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到昆明能不能先到你家落个脚？”站长很爽快地答应了，他给褚王氏写了个字条，上面写着自己家的街道和门牌号码，并告诉褚王氏，让褚时健到昆明当晚就住在他家里。

一个到过昆明的亲戚告诉褚时健：“不认得路不怕，你喊一辆黄包车，把你要到哪里的条子给他看看，他就会把你送到那里，你只消给他钱就行了。”

第二章 能不忆昆明

1944年8月，褚时健肩扛着行李卷来到了禄丰车站，登上了开往昆明的火车。

他将成为昆明富春中学初中一年级的学生。

坐在车厢里，望着熟悉的山水一点点远去，褚时健心里有些惶惑。这个敢在南盘江中流击水，敢在荒山岭追逐猎物的少年，此时觉得心慌慌的，有些没底了。

“我那一天都在发愁。从来没有去过昆明，那是个多大的城市？听说马路一条接着一条，房子一栋连着一栋，连门面都相同，到时候怎么找得着自己的学校？”好在手里有站长写的条子，还有亲戚们告诉他的方法。褚时健说：“那时候虽然大家都穷，但是社会上骗人的很少，一个人出门也放心。下了车，我就叫了辆黄包车，直到黄包车把我拉到站长家，我的心才定下来。”

打开了一扇门

住了一夜，褚时健心里的陌生感陡然消失了。一大早，他就告别了站长家，扛着行李到昆明大西门外的龙翔街实习工厂报到，这是学校通知新生集合的地点。

接待新生的老师告诉褚时健，先在这里等着，一会儿到学校食堂去吃午饭。褚时健待不住，他看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就和接待的校工说了声：“我出去看看，一会儿就回来。”说完就走出了实习工厂。

尽管早有思想准备，昆明的热闹繁华还是让他吃了一惊。龙翔街在当时的西郊，始建于明初。它与文林街、青云街相连，紧靠着明清两朝的贡院，大概取“文人一旦中举，则龙翔青云”之义。那一带有许多小街巷，四通八达。不过它们都有些相似，石柱脚、土基墙，当街的门面房都是木板门。三转两转，褚时健迷路了。

“我出去的时候就没有注意，结果找不到回来的路了。我说我就站在这里，他们要找我可能会找得到，找不到只能饿肚子了。还好，学校里的教工找来找去，终于找到我了。经过这次迷路，我有了一条经验，去哪里一定要记得标志物，这样容易找回来。”

褚时健一打听，龙翔街离西南联大不远，出了门往北走就能到。安排好宿舍，他就到联大去找堂哥褚时俊。

联大还没开学，不过学生大多数已经到校。褚时俊把他带到了宿舍里，向同学们介绍了自己的堂弟，他说：“我这个堂弟的本事大得很，别看他从小地方来，他的本事我都没有。”

得到鼓励的褚时健，真的在堂哥的同学面前露了一手。“堂哥他们都是联大的学生，年纪要大些，晚上要打桥牌，谁输了谁拿钱出来整东西吃，买点儿猪脚，再到学校外面别人家的菜地里摘些小瓜、毛豆来，交给我。做饭我拿手，是在家时跟着我母亲学的，她忙的时候就是我来做。我让堂哥他们打着牌，我煮夜宵给他们吃。北方来的学生没见过云南的乳饼，我把从家乡带来的乳饼切成片煎了，端上桌去。一个北方来的同学不知这是什么，连声说云南的萝卜太好吃了。”

堂哥说得没错，赴昆求学为褚时健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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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昆明

当时的昆明，聚集着大批学者、教授。北方名校迁居西南，本意即为保存中华文化的精华和民族教育的实力。因此，西南联大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设有文、理、法商、工、师范五个学院、26个系，还有两个专修科和一个选修班。在联大工学院就读的褚时俊，带着堂弟参观了自己的学校。虽说当时联大的校舍多是土墙铁皮顶，连砖木结构的都很少，但它的宏大、宽阔，还是给褚时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富春中学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后，褚时健听从堂哥的意见，转学到了当时在昆明很有名气的龙渊中学。这时，他的名字也改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他的名字就取了带单立人的“健”字。

龙渊中学离城十来里，在海源寺旁边。这座建于元代的寺院依山而起，庙堂巍峨，香火鼎盛。当时，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也曾携手同游海源寺。龙渊中学的学生来自各地，虽比不上当时的联大附中和南菁中学，但也是藏龙卧虎的名校。

褚时健进城时，就在堂哥那里落脚。他曾经看过堂哥上课，对那时联大的教学水平印象深刻。他说：“那时，联大不光学校有名、教授有名，学生的水平也高。”有一次，褚时俊的考试题目是用图纸组装一个火车头，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这种考试可以翻阅资料，整个火车头的结构，全要用图纸表示出来。上千个零件，先组成若干部分，如蒸汽部分、制动部分等等，然后将每一部分在图纸上表示并组合起来，最后装成一个火车头。褚时健暗自怀疑，这么多事情，一个星期能忙完吗？可褚时俊就是在一个星期内完成了。褚时健说：“到最后，画出来的图纸是高高的一摞。这种考试方法培养出的工程师肯定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我想，后来的学校怕是没有了。”

当时很多联大的老师都在中学兼课，一来普及科学知识，二来挣一点儿讲课费补贴家用。著名数学家闵嗣鹤就常到龙渊中学开设数学讲座，颇受中学生的欢迎。褚时健数学成绩不太好，他更喜欢听文科的讲座。联大有一位姓俞的山东籍历史教授，讲课不带书本，随口讲来，生动有趣，将历史、地理知识融于实际，让学生们感同身受，听过就忘不了。一次他在讲到山东历史时，提到了莱阳桃如何鲜美多汁，“撕一个小口一嘬，一个桃子就剩一张皮了”，竟让听课的学生都流下了口水。

拮据的求学时光

从山村走到城市，最大的不同在于什么都要用钱买。褚时健的学费靠没日没夜烤酒来挣取，身上哪有闲钱。谁承想，他偏偏就遇上了小偷，一个月的伙食费都被小偷偷走了。当时，他已经结识了一个要好的同学，叫普在兴，正赶上这时候他家的钱也没寄到。两人凑到一起商量出了个办法，一天吃一餐。好在那时学校放假，不用上课。两人早上不起床，一直躺到十一点半才起来，走到正义路转华山西路的路口处。那里有一家吃包饭的小饭铺，穷学生们经常光顾。

吃包饭的饭铺，规矩是米饭管够，菜只有一份，而且菜量不多。褚时健和普在兴有办法，先用辣椒面和盐巴拌饭，吃它四五碗，然后才用菜下饭，再吃个四五碗。这样一顿饭下来，每人都是八九碗，别的食客看得目瞪口呆。这种吃法连褚时健自己都觉得难为情，离开饭铺后，他悄悄对普在兴说：“都照我们这种吃法，饭铺非倒闭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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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放假，褚时健最爱的就是打篮球，这活动耗费体力，现在也不敢打了。校舍里其他同学都不在，他们俩正好床对床，两人就躺在床上聊天，一直聊到深夜。褚时健日后自嘲道：“其实饿着肚子睡觉，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办法。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机，电影也看不起，没办法，我们只好聊天，聊到第二天天亮。到了十一点半，我们两个又去吃一回。”

这种状况直到普在兴家的钱寄来才算结束。两人吃一份，总比没有强。

管理初体验：当选伙食委员

抗战后期，昆明物价一度高于全国，币值剧贬，物价飞涨，物资匮乏。褚时健清楚地记得，物价涨得最快的那段时间，货币贬值贬到上午可以买一斤大米的钱，下午半斤米都买不到了。

穷学生的生活费不多，用起来处处捉襟见肘，对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学生来说，吃不饱饭是那时记忆最深的事情。褚时健说：“我当时总结出一个吃饭的方法，食堂开饭的时候要排着队进去，我就争取人少的时候先进去，进去以后我只打半碗饭，别人打满满一碗，还没吃到嘴，我这半碗已经两三下扒完了，再去满满打一碗，这就等于他们每顿吃一碗，我可以吃到一碗半。那个时候就养成了这个习惯，直到现在，我吃饭都比别人快。”

1944年冬日的一天，堂哥领着他到学校附近小巷里的一间小屋去拜访闻一多先生。小屋里，闻先生正在昏暗的灯下刻章。褚时健和堂哥一起听过闻一多先生讲课。他万万想不到，闻先生住的地方这么简陋。

从闻先生家出来后，堂哥告诉他，你看见外面挂的“闻一多治印”的招牌了吗？闻先生是金石名家，放到过去，他的刻章求都求不到，现在昆明的物价这么高，先生一月的工资不够八口之家的衣食开销，他是用自己的金石篆刻之技，赚一点儿生活费。

褚时健后来知道，其实不只闻先生，很多大学者、名教授，在昆明的生活都远不能和当初在北平、天津时相比，但他们坦然面对，用各种方法渡过难关。这种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的风范，让他敬佩不已。褚时健想，教授们尚且如此，年轻人又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呢？

当时龙渊中学的校方不包食堂，交由学生管理。买东西、记账都是学生负责，这个负责的学生叫伙食委员，伙食委员是由学生选举的。校方的事务主任把收到的伙食费交给伙食委员，买米买菜等一切事项，就由他来安排。

同学们很快就发现了褚时健精于计划、行动果断的特点，选他当了伙食委员。

褚时健说：“大家选了我，我就要负责任，要把食堂办好，这才是我的性格。”他认为，要想管好伙食，关键是买米买菜，买得价廉物美，伙食就能办好。而要想价廉物美，先得搞市场调查，摸摸行情。

那时，有些米店头天晚上给大米加点儿水，这种潮米称起来重，但煮饭就煮不涨。还有的米店是用加石粉的法子欺骗顾客，加了石粉的大米看起来又白又亮，但淘米时白石粉一洗就掉，出饭量就打了折扣。褚时健从小练就的生活技巧此时发挥了作用，这些伎俩瞒不过他。他抓点儿米一看，就知道干得是否透；拿嘴一咬，就知道有没有回过水；用手一搓，就晓得加没加石粉。几天工夫，就连市区哪个集市的菜便宜，哪个小贩的秤准不欺客，他都摸了个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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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把钱交给我，我把钱数数，一路小跑到车站。从那里进城，赶到米店，先把米买了，不跑快点儿，米价涨了，伙食费就不够开销了。再一个就是买小菜，过去是炊事员买，他是个四川人，会吃回扣，所以伙食水平明显和花的钱不符。我们自己买，一分钱不差，还买得便宜。最得意的就是我当伙食委员的时候，大家的肚子可以放开吃。”初中三年，褚时健多次当选伙食委员。他评价自己：“同学们还是认可我这个伙食委员的，要不然，我一个初中生怎么会管全校的食堂呢？

“不过，我们也占点儿小便宜。星期六晚上，昆明的同学都回家了，我们外县的人不多，就三四个。星期六下午打打篮球，肚子很饿，食堂的钥匙我拿着，我们就开门进去吃冷饭。几个同学，每人用大碗满满地摁一碗，买点儿辣椒炒炒豆豉，一小碗豆豉下饭，就吃了好几碗饭。”

恰同学少年

褚时健这样回忆自己的学生时代。

“学生嘛，学业总是第一，初中时我基本是一个合格的学生，除了上课认真听讲，还会去图书室看书，到联大去旁听。记得那时昆明的冬天很冷，还下了雪，我们就站在雪地里背英语单词，一副天将降大任、先劳其筋骨的派头。

“学校每星期六中午就放假，周日有一整天的时间，我和普在兴通常就留在学校，打一下午的篮球。没钱洗澡，就在学校外农田的小水沟里洗。那时候菜田里的水很干净，水沟有四五十厘米深，擦擦洗洗都可以。

“我们那个时候都热衷于强身健体，游泳、跑步、爬山都是我的长项。我从小游泳、打猎，臂力发达，单杠双杠都行，加上身体灵活，虽说个子不太高，仍然当上了校篮球队的前锋。”

一次，龙渊中学和城里的南菁中学打比赛。南菁中学是当时昆明数一数二的学校，很多学生是官员、教师和有钱人家的子弟，气势上就压了龙渊中学一头。不过，褚时健他们并不怕对手，学校间的友谊赛，比的是技术不是名气。不知为什么，比到一半双方发生了冲突。学生们都是血气方刚、不知退让的年纪，眼看要出大事。褚时健所在的班里有个同学是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的儿子，这支军队当时就驻守在海源寺。不晓得第五军的人怎么知道了球场上的纠纷，开着美国吉普飞快地冲进赛场，呼啦啦跳下来一个排的士兵。对方一看要吃亏，退了一步，这场风波才算平息。

褚时健说：“不过，这些军政要员的孩子，平时在学校里不显山不露水，在食堂和我们一样排队吃饭，打了饭一样蹲在地上吃，大家相处得很平和。这和当时昆明的局势和环境也有很大关系。那个时候，小小昆明聚集了各路神仙高人，我觉得多亏了昆明人的淳朴友善，造就了一个很包容的社会环境。”

当时的中学，男生女生交往很少，褚时健和班上的女生几乎没有交谈过。只有一位女同学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个长相与众不同的女孩子，他叫她“小洋姑娘”。

“我主要是好奇，这个小洋人是从哪里来的。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国民党空军英雄高志航的女儿，叫高友良。那个时候，她父亲已经为国捐躯，不过政府还给她们生活方面的一些照顾。大家知道她是空军英雄的女儿，对她也很尊重。我们这些学生不管什么出身、什么信仰，对为国家、为民族建立了功勋的人都有一份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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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她还健在，住在台湾，褚时健很真诚地表示：“哦，算算有70年了，当年的同学基本上都没有消息了，希望她有机会到我的果园做客。”

人生的波澜都是趣闻乐事

抗战期间，昆明多次遭到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那时昆明的防空力量十分薄弱，百姓三天两头跑警报，搞得人心惶惶。这一情况直到飞虎队进驻昆明后，才有了改变。飞虎队进驻昆明后，升空作战，轰炸昆明的日本飞机遭到了迎头痛击。几个回合下来，日本飞机轰炸的次数明显减少。美国对日宣战后，罗斯福总统宣布将飞虎队改组为美国空军第23大队，任命陈纳德为大队长，并继续增添飞机和人员前来中国，又扩大为第14航空队。

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和中美联合航空队开辟的驼峰航线成为中国战区作战和运输的主要空中通道，在云南建有十几个机场。美国援助的物资和美国大兵都让昆明人开了眼，老老少少一见美军便跷起大拇指说道：“老美，顶好！”

离龙渊中学不远就有个美国空军的基地，美国空军的车经常从校门口的公路上驶过。和当时的老百姓一样，学生们都拿美国大兵当自己人，星期天进城，时常等在校门口，碰上空车就招手搭车。美国军车一般都乐意停车，载这些中国学生一段。学校的事务主任和美军基地的司务长认识，有时候还把褚时健他们带进基地吃顿牛排，称为“开洋荤”。褚时健觉得，美国人很好相处，开朗友善。直到现在，他仍然说：“我喜欢和美国人打交道。”

不知是该感慨岁月无情还是有情，时隔70年，经历过太多人生波折坎坷之后，战乱时期的校园生活，在褚时健口中竟都是趣闻乐事。

对于笔者的感慨，褚时健有自己的看法，他甚至这样总结：“经历过的东西，对你都是有用的。你觉得那时候条件很苦，可谁知道今后会不会更苦。当时家庭条件优越一些的同学比我们好过，以后碰到更大的坎儿，我们挺得过去，他们可能就过不去了。所以我说，经历对人来说，有时就是一笔财富。”

确定了人生道路

抗战胜利了，人们却并没有等来期盼的太平日子。饱受苦难的民众对政府产生了强烈的信任危机，学生运动如火如荼。

褚时俊这时已经成了一名共产党人，他相信仅靠科技文化并不能救这个衰微民族于水火，只有推翻“三座大山”的黑暗统治，才能拯救民族的危亡。在堂哥的影响下，褚时健和他的堂兄弟褚时仁、褚时杰都参加了“反独裁、要民主”的进步学生运动。

1945年11月25日晚，昆明几所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时事讨论晚会。吴晗、周新民、闻一多参加了讨论会，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等教授就和平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做了讲演。

这天会场里有五六千学生，褚时俊和褚时健兄弟也坐在会场中。讲演正进行时，突然传来了枪声，国民党昆明防守司令部派第五军邱清泉部包围了会场。军人们先用冲锋枪对空射击，以示警告，随后，特务们冲进会场来捣乱，现场一片混乱。

1946年，西南联大开始分批北归，堂哥褚时俊也要走了，他将回到清华大学完成自己的学业。褚时健和二伯家的堂哥褚时仁一起，到车站为大哥送行。大哥虽然走了，但他已经把年轻的兄弟褚时健、褚时仁和褚时杰带上了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他相信，他们必将完成从进步学生向革命者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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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昆明，并没有因联大的撤离而平静，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一张书桌已安放不了年轻学子怦怦跳动的心脏了。

7月11日，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惨遭暗杀。

7月15日，闻一多先生在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上，面对国民党特务，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他说：“去年‘一二·一’昆明青年学生为了反对内战，遭受屠杀，那算是青年的一代献出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现在李先生为了争取民主和平而遭受了反动派的暗杀，我们骄傲一点说，这算是像我这样大年纪的一代，我们的老战友，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这两桩事发生在昆明，这算是昆明无限的光荣！”

闻一多在《最后一次的讲演》中留下了这样的话：“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

当天下午，闻先生在回家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一二·一”事件和“李、闻”事件，暴露了国民党政府血腥残暴的一面。褚时健和当时的进步青年一样，并没有感到害怕，他只是更加明白，争取民主可能会付出血的代价。

“可以说，我的人生道路那个时候就确定了，就是干革命，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我参加了青年团，喊着‘打倒蒋介石，大家有饭吃’‘要民主要自由不要独裁’的口号整天上街游行，闹学潮、闹革命。1947年，我考上了高中，不过我根本就没有上学。我觉得，在那种时局下，我已经没有了读书的心情。”

1948年，在得知自己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国民党特务盯上的消息后，褚时健悄然离开了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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