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十三陵景陵 明十三陵昭陵

明昭陵，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是明十三陵中的一座陵墓，在大峪山东麓，是明朝第十二位皇帝穆宗朱载坖及其三位皇后的合葬陵寝。 历史上明昭陵屡遭破坏，1987年4月开始修复，1992年修复完毕，是明十三陵中第一座大规模复原修葺的陵园，也是陵区正式开放的旅游景点之一。

明昭陵

朱载坖(jì)（明穆宗，1537年3月4日-1572年7月5日），即隆庆帝，出生于北京，明朝第十二位皇帝（1566年-1572年在位），明世宗朱厚熜第三子，生母杜康妃。

朱载坖早年受封裕王，即位后亲贤远佞，平反冤狱，免除田赋和欠赋，解决“南倭北虏”问题，废除海禁，史称隆庆新政。但他沉迷媚药最终因病去世，葬于昭陵，庙号穆宗（谥号契天隆道渊懿宽仁显文光武纯德弘孝庄皇帝）。

朱载坖生于嘉靖十六年正月廿三日（1537年3月4日），为明世宗朱厚熜的第三子，其母为杜康妃。

嘉靖十八年（1539年）二月，世宗册立次子朱载壡为太子、三子朱载坖为裕王、四子朱载圳为景王。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三月，太子朱载壡薨，裕王朱载坖以次序当为太子。由于世宗次子朱载壡立为太子后享年不永，所以迟迟未予册立。同时，世宗迷信“二龙不相见”之说，对朱载坖极为冷淡。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二月，裕、景二王均出宫，居住于京师藩邸之中。时景王朱载圳更得父皇宠爱，高调奢侈，而朱载坖则战战兢兢，小心谨慎。朝中也分化为严嵩为首的拥景派和徐阶为首的拥裕派，朝野议论纷纷。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大臣郭希颜上书请建储，触怒世宗，惨遭处斩。世宗为了杜绝朝野的议论，于翌年二月命景王朱载圳出居安陆，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正月，朱载圳死，朱载坖才得以成为事实上的储君。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世宗驾崩，裕王朱载坖即位，改元隆庆。朱载坖即位后，立即纠正其父的弊政，将之前以言获罪的诸臣全部召用，已死之臣抚恤并录用其后，方士全部付有司论罪，以前的道教仪式全部停止，免除次年一半田赋及嘉靖四十三年以前的所有欠赋；又停止世宗为博孝名强行施行的明睿宗（即世宗本生父兴献王）明堂配享之礼（即秋季祭天，要以在位皇帝之父合祭，为此导致明太宗庙号被改为明成祖）。

朱载坖重用徐阶、李春芳、高拱等内阁辅臣，致力于解决困扰朝局多年的“南倭北虏”问题，采纳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等人的建议，与蒙古俺答汗议和，是为隆庆和议。

隆庆元年（1567年），朱载坖宣布废除海禁，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

隆庆新政是朱载坖统治时期所出现的承平时期。朱载坖力行节俭，信用内阁辅臣，并不加以掣肘，但也不能制止内阁辅臣之间的倾轧，这也与其本人仁厚而平庸的性格有关。

朱载坖由于纵欲过度，加上长期服食春药，身体每况日下，难以支撑。隆庆六年（1572年）闰三月，宫中传出了朱载坖病危的消息。在休养了两个月之后，他又上朝视事，却又突然头晕目眩，支持不住而回宫。

有史料记载说：隆庆六年（1572年）闰三月，朱载坖因为与妃子淫乐过度，竟然休养了两个月。但刚往殿上一坐，就头晕眼花手打颤，不得以便又接着卧床了。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朱载坖卧疾后，把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大臣找来，立下遗嘱：“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同月二十六日（7月5日），朱载坖病逝于乾清宫，终年三十六岁。后获谥号为契天隆道渊懿宽仁显文光武纯德弘孝庄皇帝，庙号穆宗，葬于北京昌平昭陵。

明穆宗朱载坖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在乾清宫病故。礼部左侍郎王希烈奉万历帝朱翊钧之命往天寿山为穆宗选择陵地，选得了永陵左侧的潭峪岭（今德陵所在位置）。同年六月，万历帝又命大学士张居正与司礼监太监曹宪于即位礼后再去陵区审视。张居正对万历帝说：送终的事情重大，寻找陵地的风水理论又十分微妙。

事情重大，在处理上就应考虑详尽；道理微妙就应广集众言以便做得恰到好处。他建议参照嘉靖年间选永陵时事例，派遣礼、工二部大臣及科、道官各一员，钦天监通晓地理官员、阴阳人等，再推举廷臣中精于地理堪舆之术的官员一人，一同前往察看。

于是，万历帝命户部尚书张守直、礼部右侍郎朱大、工部左侍郎赵锦、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江西道御史杨家相、工部主事易可久等官员与张居正一同前往天寿山察看。回来后，在张居正等人的建议下，万历帝决定采用大峪山作为穆宗陵寝的修建地点。

隆庆六年（1572年）七月，工部尚书朱衡从工地回来，向万历帝叙述了玄宫内的情况。他说，世宗为睿祖（献皇帝庙号“睿宗”）修建的玄宫“内紫光焕发，和气郁蒸，门堂干净，宛若“暖室”。万历帝听了十分高兴，随即命礼部议定发引事宜。八月二十二日，迁孝懿皇后李氏棺椁葬昭陵，九月十九日，隆庆帝的棺椁也葬入陵内。像这样利用为别人所建的玄宫埋葬帝后的，在明代还是第一例。

自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五日，万历帝下诏在大峪山建陵，声势浩大的地面建筑工程就开始了。

工部尚书朱衡被委任总督山陵事务，工部左侍郎赵锦负责督催木石，工部右侍郎熊汝达和内宫监太监周宣等在工所提督施工。另外还有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佥书杨俊卿等在现场往来监工。工程进展十分迅速，仅仅一年时间，昭陵的工程就全部结束。为此，万历帝特赐工部尚书朱衡等人银币若干，还恩准侍朗熊汝达一子入国子监读书。

由于施工不细，才过了一年的时间，陵园建筑便出现了地基沉陷的问题。万历二年（1574年）七月，昭陵神宫监官陶金等上奏说：“六月以来，阴雨二日，本陵裬恩门里外砖石沉陷。”工部主事王淑陵奉旨查看，回来后与陶金反映一致。

明昭陵陵恩殿

裬恩殿、明楼、宝城等紧要处没有损伤。于是，工部又向万历帝反映，陵寝重地,鼎建未及一年便出现事故，内外经管官员都应究治。辅臣张居正也引湖北显陵殿阁渗漏，降罚经管官员的事例，要求对此进行查处。为此，万历帝对王淑陵的回奏进行了批评，说陵寝重地，怎能说沉陷处不紧要？并决定对欺慢误事，造作不精的提督工程太监周宣、左监丞郭全革恩一等，管工主事易可义、员外郎石汉降俸一级，官匠王宣等下法司提问。

事情还没处理完，工科给事中吴文佳又对万历帝说：“裬恩门、殿等处沉陷甚多，至于宝城砖石翻塌损伤，更为可虑。”万历帝随即命工部侍郎陈一松、给事中胡汝钦再去陵园察勘。回来后报称：陵园沉陷严重，裬恩殿丹陛、方墙等处都有程度不同的沉陷、闪动，与陶金、王淑陵所奏相差悬殊。

万历帝览奏十分生气，马上命都察院会同工部对肇事人员进行参处。这次处罚比上次更为严厉，周宣、郭全各降三级，革去管事职务；熊汝达已致仕，着冠带闲住，恩荫罢革；易可义、石汉各降三级，调外任；等法司从重问拟；朱衡着以尚书致仕；杨俊卿等监工人员四人各降一级，郭元相夺俸半年；马录等法司提问。陶金、王淑陵因报告的时间与陈、胡二人察看的时间相差一月，其间大雨连绵，沉陷陆续增多，免以虚报处罚。

由于昭陵裬恩门、裬恩殿、垣墙等处严重沉陷，万历三年（1575年）正月，万历帝不得不委派工部左侍郎陈一松等提督再修昭陵。七月，陵工告竣。

由于昭陵多次兴工，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第一次兴工（指地面建筑），万历元年十月工部盘查营建所用钱粮数，计用库银390932两，还不包括其中神木等三厂的木植用银、大通桥厂的白城砖用银、大石窝等厂旧石料的折银及户、兵二部雇抵班军工食行粮等用银。万历元年十二月，巡视厂库工科给事中梁式等查盘营建昭陵所用钱粮数，除工部上述实用银外，又有户、兵二部银110119两，总计用银501050两有奇。其中；营缮司用银204422两，虞衡司13145两，都水司118854两，屯田司164628两。

第二次接修用银数，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据《明熹宗实录》记载，前后两次修建共用银150余万两。这还不算嘉靖时营建玄宫的费用。如算上嘉靖年间营陵的费用，其总用度至少在200万两以上，几乎相当于隆庆时一年的财政总收入（隆庆年间岁入约230余万两）。由于营建昭陵需要庞大的钱粮开支，工部库银匮乏到了极点。万历二年八月修缮涿州桥，工部拿不出银两，兵部派不出军匠，不得不由辅臣张居正请求万历皇帝恳请母亲解囊捐银，雇工修建。

明朝灭亡后，昭陵先后遭到两次破坏。公元1644年，战乱中明楼遭火焚；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三月五日，大雨滂沱，雷电交加，陵恩殿和两庑配殿又遭雷击起火，陵卒拼命扑救，只救下了两庑配殿，陵恩殿被彻底烧毁。随着岁月的推移，到了乾隆年间，两庑配殿和陵恩门又相继残坏。

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清政府为缓和民族矛盾，重新修葺明十三陵。昭陵也在修葺之中。从遗址分析，当时修葺的项目只有明楼、裬恩门、裬恩殿三项工程。这次重修，虽然使陵园制度稍趋完备，但却改变了原有建筑的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