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低调行善的人的事例（行善去恶裸捐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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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0年，是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全国各地的贫困县相继脱贫，携手迈进了小康社会，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我国的贫困差距。
这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努力，离不开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扶贫措施和社会各界的慈善救助。
其实，在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业社会里，慈善救助作为缓解贫富差距的方式占据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一角。
而汉代作为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时期，慈善救助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并有效的缓和了贫富冲突。
一、行善去恶，汉代慈善思想的发展中国传统的慈善互助思想由来已久。春秋战国时，孟子在战乱中奔走各国，宣传儒家思想，其中就对慈善互助进行了阐述。即“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孟子的这种互助思想已经打破血缘关系的范畴，居住在同一乡里的人群，即使没有血缘关系，也应友爱互助。
后来战国末期，随着国家救济和收族制度的衰落，以里社为单位的民间互助自救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至汉代，在儒学的引导下，宗族、邻里慈善救恤的思想和实践都有了很大发展。
慈善思想是慈善行为的内生性动力，其中的“善”与“恶”相互对立存在，促成了行善与去恶的形成。汉代人行善去恶的议论是先秦时期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汉代很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主张行善去恶要从一点一滴做起。西汉初期著名政论家、文学家贾谊，他在《新书·审微》中说：
“善不可谓小而无益，不善不可谓小而无伤”。
所以，做善事要坚持不懈，不要考虑回报。不能“行一日之善”，就希望有终身的荣誉。更不能没有得到荣誉，就说做好事无益。两汉之际的思想家桓谭在《新论·琴道》中主张：人们无论是在逆境还是顺境中都要坚持“善”行，“达则兼善天下”。
对于君子如何行善，《淮南子》中记载：
“君子修行而使善无名，布施而使仁无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来”。
不善、无行义者，被视为恶者。
不求回报的单向救恤、施舍思想，具有典型的慈善特征，这种思想源自先秦以来“不患贫而患不均”的观念。
《老子》“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思想对汉代人影响很大。即行善者不应该讲求回报，所谓施恩不望报。但是，行善并非没有回报，人不酬报，天报。
汉代慈善思想内容丰富，涉及慈善的思想根源、动机、目的，以及如何行善和统治者应该怎样引导人们向善去恶等问题。
关于如何行善，很多思想家都主张行善去恶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拥有财富，贵在能够散财裸捐与救恤邻里。
汉代的慈善行为随着汉代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影响，主要分为西汉“裸捐”和东汉“救恤”。
在汉武帝以前，关于汉初的慈善行为并无记载，究其原因，可浅析为两点。一是经历秦朝统一、反秦起义和楚汉相争等长期战争致使民生困顿、经济凋敝。
社会贫困，富人不多，一般平民自顾尚且不暇，遑论以财物救助他人。二是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恢复发展起来，国家富裕了。
但是，此时汉代的治民、安民、养民的政治理念将救助贫困视为统治集团应尽的责任，在观念和舆论上既不提倡、也不鼓励民间慈善救助。
到汉武帝时，大量的“裸捐”事例涌出，最突出的就是卜式多次捐财帮助国家守卫边境。《史记》载：
“是时汉方数使将击匈奴，卜式上书，愿输家之半县官（朝廷）助边”。
彼时，汉武帝为解除匈奴的威胁，发动了多次对匈奴的战争；又开疆拓土，用兵四夷，耗尽了文景时期积聚的财富，财政困难。此时这位名叫卜式的人上书武帝，愿意拿出一半家产资助边防，保卫国家。
汉武帝最初很不理解他的行为，并不相信天下有思想境界如此之高的普通百姓。不想做官，不求出名，也不要朝廷帮助申诉冤情，只是认为抗击匈奴“匹夫有责”。
不仅汉武帝不理解，身边的大臣也很不解，并认为卜式有刻意获取民心的作秀嫌疑，以此彰显自己的道德高尚来获取民心，一定另有他图。所以这次汉武帝驳回了卜式的请求。
元狩二年（前121年），为安置归降的匈奴浑邪王，朝廷开支巨大，府库空虚，适逢贫民大量流徙，国家财政困难，无法满足需求。
卜式又捐出二十万钱给河南郡太守，赈济流徙的贫民。河南郡太守上报富人救助贫民的名单，武帝还记得卜式要求捐献一半家财资助边防的往事，为感念他的付出，赐给卜式十二万钱。
没想到卜式把这些赏赐又都献给了朝廷。武帝终于感受到卜式力行慈善的诚意，不再担心他的行为“不可以为化而乱法”，任命他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
武帝此举的目的是为百姓树立榜样，教化鼓励天下人捐献钱财做慈善，帮助国家解决财政困难。
与西汉布衣将相之局不同，东汉是豪强地主集团建立的政权。光武帝刘秀崇尚儒学，开国将领多受其熏陶，接受了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
东汉豪强大族势力强大，散财救恤宗亲邻里的观念十分盛行，相关事例的记载也大大超过西汉。《汉书》载：
东汉初，京兆下邽人王丹“好施周急”，宗族乡邻“没者则賻給，亲自将护”。
宗族乡邻有人去世，就送给丧家布帛、钱财，还亲自为他们办理丧事。这与汉代人大多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分不开，平时的慈善救助对象是由族人而及于乡里，即由血缘关系扩展到地缘关系。
汉代的慈善行为从家国利益出发，舍弃了自我的利益得失。这是汉代慈善思想得以付诸实践的一大表现，并极大程度的促进了汉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形成。
在汉代慈善思想的影响下，统治阶级开始从救助方面协调贫富差距，通过社会救济的方式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汉代社会救济思想包括贫困救济和灾后补救两部分内容。贫困救济的对象多是生存困难的底层百姓，经常性救济和灾后救济占大部分。
只是救济标准较低，是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巩固统治秩序、绵延政权而实施的“仁政”。
汉代社会救济思想从慈善思想出发，可细分为赈济、养恤、安辑、调粟、放贷和节约等学说。这里以赈济说为例叙说汉代社会保障体系。
赈济说，是指用粮食或者衣服布帛等具体物品，以及或实在的钱财，去救济那些难以生存的老百姓。汉代赈济说以救济物品为主，集中在赈给灾民食物和土地这两个方面。《盐铁论》载：
“非所以贾万民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
汉代赈款救灾主要用于收葬暴露荒野的尸骨。这是人类共情的体现，但结合汉代的时代背景，最主要的还是统治阶级为了收揽民心，达到感动求助人的目的。
西汉末年桓谭提出“以工代赈”论，与当今的就业扶贫异曲同工。 赈物、赈款、工赈被认为是赈济说的三大具体措施，在汉代都已有实施，并为后来的统治者继承发扬。
由此可见，汉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统治者践行统治思想的一种手段。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对汉代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汉代慈善思想内容丰富，涉及慈善的思想根源、动机、目的，以及如何行善和统治者应该怎样引导人们向善去恶等问题。拥有财富，贵在能够布施赈济，这样的财富观堪称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遗产。
时至今日，仍然有许许多多的慈善家继承并弘扬着这种行善去恶的精神。在扶贫的道路上，更是有大量的无私奉献者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从来都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更重要的是实践，这就是汉代慈善思想留下的宝贵财富。
参考资料：
《史记》
《汉书》
《盐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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