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宰相张让简介（后唐宦官张居翰）

封建社会时期，皇权至上，圣旨便是“天命”，不可违背。自古以来，胆敢抗命不尊者并非没有，但极其罕见，一般以谋反者居多。太监因为心地善良，为救千余人性命而冒死涂改圣旨之举，则千古罕见，该太监也因此善举，被史家立传，载入史册。

本文，笔者将以新、旧《五代史》、《旧唐书》以及西安西郊出土的后唐《张居翰墓志》为依据，为大家讲述一下太监张居翰涂改圣旨救人事件的前前后后，抛砖引玉，以供读者朋友们探讨。

张居翰，字德卿，清河县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清河县人。在新、旧《五代史》中有传，但记载颇为简略，对一些细节记述不清，但后唐《张居翰墓志》的出土，对史料缺失部分有所弥补，得以更全面的了解张居翰其人。

在《旧五代史·张居翰传》中记载，“咸通初，掖廷令张从玫养之为子，以阴入士。”其中“咸通初”指的是公元860年，而张居翰去世的时间则是天成三年，也就是公元928年，其中间隔68年。由此推算，张居翰被宦官张从玫收为养子时，年龄仅有3岁。

唐朝时期，宦官收养子极为盛行，但在起初，宦官收养子，一般都会跟随养父成为宦官。后来，宦官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收的养子则不再限于宦官，禁军、节度使等带兵之人，逐渐成为他们收养子的首选。张居翰便是被张从玫收为养子后，阉割为宦官，凭借这层关系得以入仕。

张居翰的仕途并不顺利，由于唐懿宗与唐僖宗都是昏庸之辈，整日游玩享乐，不理朝政，导致唐王朝腐败不堪，民不聊生。

张居翰入仕后，兢兢业业，恪守本分，忠于君王，得以升迁至枢密承旨、内府令。由于张居翰得天子赏识，得到皇帝恩赐的绯色衣服。不久后，被派往幽州监军，期间与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建立了亲密关系，两人在此期间成为密友。甚至后来皇帝想调张居翰回去，幽州节度使刘仁恭都没同意，他对皇帝主动请求留下张居翰，得到了批准。

张居翰留在幽州的无心之举，却令他幸运地逃过了一劫。彼时，黄巢起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转战了唐朝大半疆域的黄巢起义，令唐朝的国力急速衰减，宦官手中所掌握的禁军力量也在这个过程中被严重削弱。

随着朝廷内宦官势力的削弱，宰相一派趁势而起，与宦官之间的争斗愈发的激烈，已经发展到不死不休的程度。唐僖宗死后，胞弟唐昭宗继位，朝廷内的党派林立，互相间明争暗斗更加激烈。

天复三年（903年），宰相崔胤得到军阀朱全忠的大力支持，他们联名上奏昭宗，罗列宦官历年来的罪名，强烈请求对宦官进行剪除。这个提议是宰相崔胤和军阀朱全忠蓄谋已久的计划，名义上是“联名上奏”，但实际上，昭宗当时已经被他们所控制，对他们只能言听计从，不得已之下准了他们的奏。

求得昭宗的皇命之后，朱全忠在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对宦官进行诛杀。他亲自带兵入宫，将所有宦官全部驱赶到内侍省，在那里诛杀了宦官超过百人，诛灭了朝廷中的宦官势力。

张居翰因为在幽州监军，幸运地躲过了朱全忠的诛杀。不过，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很快就接到了诛杀张居翰的命令。

刘仁恭与张居翰相处数年，关系甚密，不忍杀害张居翰，便随便找出一个军中犯人斩首，作为张居翰的替罪羊。另一边，刘仁恭又亲自派人将张居翰送往位于幽州西北的大安山，让他暂时隐居在大安山避难。

失去了宦官的掣肘，早有不臣之心的朱全忠，立即挟持昭宗迁都洛阳。但他并未做出与曹操一样的选择，“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事情不是他的目的，想要的是自己坐上皇位。天祐元年（904年），朱全忠直接动手弑君，杀昭宗于后宫。

昭宗被杀后，朱全忠立了昭宗的十三岁儿子李柷登基为傀儡皇帝，自己则封为魏王，成为实际掌握朝政的权臣。此后，朱全忠大肆铲除异己，为自己登基称帝做准备，其篡位之心，可谓是路人皆知。

天祐三年（906年），朱全忠率军攻打刘仁恭所辖的沧州，刘仁恭率军迎战，却屡屡不敌，遂派人向太原李克用求救。

李克用决定派兵施救，但并未直接统兵来援，而是来了一招“围魏救赵”，计划进攻潞州，以解沧州之围。李克用并未全部率自己的部下攻打潞州，而是向刘仁恭提出，让他出一部分兵力，与自己合力去攻打潞州。刘仁恭虽然不满，但军情危急，只好派了三万兵，前往与李克用会合。

隐居大安山的张居翰，便是在此时重新出山，登上历史舞台。刘仁恭这次派往李克用处的3万兵中，张居翰便名列其中，以监军职随军前往。

张居翰此次跟随李克用攻打潞州时，表现非常抢眼，为李克用出谋划策，得到李克用的赏识。待到大军攻破潞州，围沧州之敌溃散后，李克用便来了一手留而不遣，将张居翰据为己用。命他继续任监军，与李嗣昭同守昭义（即潞州）。

天祐四年（907年），朱全忠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野心，逼唐哀帝李祝禅位，改国号梁，自己做了梁太祖。

同年5月，朱全忠任康怀贞为潞州行营招讨使，领兵8万攻打潞州。但在李嗣昭和张居翰的坚守之下，始终未能攻破。6月，朱全忠派李思安取代康怀贞，领兵10万继续攻打潞州。

但任凭李思安在潞州城外修筑夹城，且深沟高垒，仍无法逼迫李嗣昭和张居翰就范。李嗣昭主战，张居翰安民，两相配合之下，后梁军难有寸进。

潞州乃是太原门户所在，若潞州不得，则无法进一步攻占太原，朱全忠情急之下，写密信给李嗣昭和张居翰劝降，在信中对二人许以重利。但李嗣昭和张居翰对此不为所动，朱全忠乃弑君之徒，又亲手杀了那么多的宦官，在李嗣昭和张居翰二人眼中实在是没有半点诚信可言。二人焚烧迷信，登城死战，一直持续到次年的正月。

适逢晋王李克用因病逝世，他的儿子李存勖袭位于晋阳。只有24岁的李存勖，却有着多年的从军经历，追随父亲南征北战，立下了不少战功。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李存勖，亲率太原之兵直奔潞州而去。

后梁军围攻潞州日久，且久攻不下，斗志全无。太原之兵猝至，令后梁军始料不及，双方刚刚交锋，后梁军便出现溃败之势，潞州之围随之而解。

因为守城有功，张居翰得到了李存勖赞许，并任命他继续与李嗣昭搭班子，李嗣昭每次出征，张居翰都随军而行，为李嗣昭稳住后方，安抚官兵和百姓。从这里来看，张居翰虽然在军中站稳了脚跟，但手中并未掌握实权，更远离权力中心，没有什么话语权。

不过，张居翰此时的命运还算安稳，身处乱世，每天都有无数人死于刀兵之下，能获得一份性命无忧的安身立命之所，也算是一件幸事。但这种相对稳定的生活，终于还是被打破。张居翰也因此，被迫卷入到朝堂之争中，如同无根之柳絮随风飘荡。

同光元年（923年），文武双全的李存勖成功灭掉后梁，建立后唐，称帝后大封群臣。

建立后唐的功臣之中，有两人的功劳最大，一个是宦官马绍宏，另一个是大将郭崇韬。同时，这两个人在朝中的资历也最老。按照旧例，这两人应该被封为掌兵权的枢密使。

但事情又没那么简单，马绍宏与郭崇韬一向不和，双方对于此事各怀鬼胎。从资历来看，马绍宏比郭崇韬更具优势。但郭崇韬手中掌握兵权，又有一身战功，话语权要比宦官马绍宏更胜一筹。

郭崇韬不愿与马绍宏同为枢密使，一来是他对宦官一向反感，二来是他一向专权跋扈，担心比自己资历老的马绍宏不好驾驭。思来想去之下，郭崇韬决定推一个资历浅、好驾驭的宦官上位，这样对自己未来专权有利。

但大封群臣这种事情，总归是要论功行赏，总不能随便找一个小太监任职枢密使吧？翻来找去，张居翰成为郭崇韬的人选，他既是太监，又有军功，资历又远不如郭崇韬，正好合适。最终，在郭崇韬的极力推荐之下，一直秉承低调做人原则的张居翰，便被动与郭崇韬同掌起枢密使。马绍宏则另外被安排为宣徽使，惹得他极为怨恨，却又无可奈何。

张居翰虽然白捡了一个枢密使当，但他的处境也不乐观，名为同掌枢密使，实际上他只能随人俯仰，唯命是从，真正掌握枢密使大权的人还是郭崇韬自己。

张居翰不仅没有实权，甚至还有性命危险，因为郭崇韬对宦官的嫉恨已经到了一定程度，如果哪天看张居翰不爽，随时可能要了他的命。张居翰对自己的处境了如指掌，与郭崇韬同掌枢密使期间，始终不发一言，低调做人，才得以保全性命。

李存勖乃是一代雄主，在史书中对他的记载是“五代领域，无盛于此者”，足可证他的武功之盛。

李存勖建立后唐后，急于扩大领地，南征北讨，所向披靡。同光三年（925年），李存勖派太子李继岌、枢密使郭崇韬率军征伐前蜀，准备将其一举灭国。

李存勖虽强，但他为何敢于如此仓促出兵？其原因主要有两个：

其一，后唐的兵强马壮，国力强盛，正是征伐前蜀的好时机；

其二，前蜀的皇帝名为王衍，史书对他的评价是“年少荒淫”，虽然仅仅四字评价，却对王衍概括的极其准确。他少年登基却不理朝政，将国家交给几个太监打理，自己则每日沉浸在温柔乡中难以自拔。

身为一国之主，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份，竟然与得宠的宦官王承休好得如同一对好兄弟，全然没有君臣之礼。拥有如此皇帝的前蜀，朝堂腐败，国力衰弱，实属正常。这也是李存勖敢对前蜀大举进攻的重要原因。

王衍身为皇帝，为何会和宦官王承休处得如同兄弟？他们之间的关系，与王承休的美貌妻子有很大的关系。

前蜀的宦官继承了唐朝的旧制，宦官可以娶妻。王承休的妻子严氏极其貌美，王衍与王承休来往频繁，经常与严氏见面。王衍见严氏美貌，便动了歪心思，严氏虽然名义上是王承休的妻子，但王承休毕竟是宦官，两人并无夫妻之实。

得到王衍的宠幸后，王衍经常借着去见王承休的机会，与严氏私会。他们之间的事情，王承休自然心知肚明，但他非但不生气，反而打起了借机发财的想法，向王衍提出了将自己调往秦州当天雄军节度使的请求。

王衍与王承休的关系本来就不错，再加上他妻子严氏的缘故，王承休的请求得到王衍的许可。王承休得到圣旨后，立即携妻子严氏前往秦州赴任去了。

王承休一走，令王衍有些后悔做这个决定了。一来是王承休走后，他自己一个人少了许多乐趣；二来是王承休的妻子严氏也跟着王承休远走秦州，他再想与严氏私会就难了。久而久之，王衍对严氏的思念日益加深，便产生了前往秦州私会严氏的想法。

此时，后唐大军的兵锋已经抵达前蜀边境，王衍却不顾国家危难、边疆告急，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才能达成私会严氏的目的。

冥思苦想之下，王衍决定以“巡视民情”为由，前往秦州私会严氏。王衍对文武百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后，遭到大臣们一致反对。如今国难当头，边关告急，后唐大军已攻克边境数城，君主哪有在此时“巡视民情”的？

可惜，百官们的劝阻并未起作用，王衍思念严氏心切，执意前往，令大臣们也徒呼奈何。王衍一行人行至利州时，途中遇到了前蜀的逃兵，抓住逃兵后，王衍这才知道，后唐军进攻前蜀原来是真的，并非是群臣为了留住他而编造的谎言。

惊慌失措之下，王衍派自己的义兄王宗勋、王宗俨、王宗昱领兵赶赴边境，抵御后唐军队。但前蜀的军队战斗力本来就不高，加上此时的前蜀军心已失，三人虽然率军与后唐军队作战，仍然避免不了一触即溃的结局。

王衍不了解内情，将兵败的责任全都怪在三位义兄头上，盛怒之下，竟然叫来另一个义兄王宗弼，命他前往军中，斩杀御敌不力的三名义兄。

大敌当前，自斩将领，乃是兵家大忌。但王衍根本不懂这些，只想杀人泄愤。可惜，他不知道的是，他派去杀人的义兄王宗弼，在交战之前就已经背叛了前蜀，与后唐枢密使郭崇韬早有约定，郭崇韬会在事成之后，封王宗弼为节度使。

王宗弼带着王衍的圣旨前往军中，见到领兵的王宗勋、王宗俨、王宗昱三人后，并没有动手执行王衍的命令，反而将王衍给他的密旨直接拿给三人。三人读罢王衍的密旨，怒火冲天。王宗弼还不忘趁机怂恿三人，“王衍昏庸无能，不如我等一起返回成都，杀了这厮。”王宗弼的提议，得到三人的认可，遂跟随王宗弼启程向成都杀奔而去。

王衍得知兵败，再也无心继续前往秦州私会严氏，先王宗弼一步返回了成都。王衍返回成都后，立即召集群臣，但他不是想商讨御敌之策，而是带着文武百官在文明殿大哭，竟然选择了坐以待毙。

王宗弼带人回到成都后，没有动手杀王衍，因为他还要用王衍向后唐邀功。王宗弼率兵捕杀了成都尹韩昭等重要官员，砍下他们的人头送给李继岌，又软禁了王衍，逼他写下了降书。

庄宗召衍入洛，赐衍诏曰：“固当列土而封，必不薄人于险，三辰在上，一言不欺！”——《新五代史》

为了让王衍乖乖投降，庄宗李存勖亲赐诏书给王衍，做出了“列土而封”的承诺，并附上了赌咒发誓之言，增加承诺的可信度。王衍得到诏书后，带着宗族和大臣一行千余人向洛阳进发。

同光四年（926年）四月，王衍一行人行至秦川驿时，李嗣源在魏州造反的消息传来。庄宗李存勖闻讯，立即决定亲自披甲前往平叛。

如此一来，洛阳的局势就有了变化。原本庄宗李存勖让王衍一行人来洛阳，是为了控制他们。但此刻庄宗李存勖需要亲自率兵出征，洛阳就变得空虚起来。王衍一行人超过千人，又都是前蜀的贵族和大臣，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万一他们趁机作乱，洛阳有失，庄宗李存勖将陷入进退两难之地。

但庄宗李存勖毕竟有承诺在先，且为此赌咒发誓，如今出尔反尔，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吗？正好在此时，庄宗李存勖身边的伶人景进向他献计，言明了王衍一行人对洛阳的危害。有了伶人景进的献计，庄宗李存勖立即就对王衍下了杀心。

万一日后有人借此事诟病庄宗李存勖，他完全可以将伶人景进推出去平息众怒，毕竟，皇帝遭到身边的奸佞小人所误导，是很常见的事情。

打定主意后，庄宗李存勖立即下诏：“王衍一行，并宜杀戮。”李存勖诏令下达到中书省后，被复查诏书的枢密使张居翰看到。张居翰觉得庄宗李存勖此举不妥，违背誓言，出尔反尔，既不利于帝王形象，亦不合天理人情。

心地善良的张居翰，明知道篡改圣旨乃是死罪，仍然将圣旨贴到柱子上，将其中的“行”字涂抹掉，另写了一个“家”字。仅此一字，便改变了圣旨的含义，变成了“王衍一家，并宜杀戮。”因为张居翰冒死修改的这个字，王衍的宗族虽然被杀尽，但随行的前蜀高官及家属等千余人，却因此获救。

由于当时是乱世，羽檄飞驰，庄宗李存勖又忙于平乱，自顾不暇，其他人也没人想到张居翰居然胆敢篡改诏书。因此，张居翰最后竟然没有因为篡改诏书而获罪。

后来明宗李亶进入洛阳，杀死庄宗李存勖，并在德宫与张居翰见了一面。张居翰在此次见面中，不求为官，只求免官，幸运地得到了明宗李亶准许，得以安度晚年。最终病逝于长安，终年七十一岁。

张居翰自幼年起，便成为宦官养子，可谓是一生看尽了宫廷事。而且，张居翰从政多年，又经历战乱多年，身处乱世，从未主动阴谋过去伤害别人，只求自保。面对王衍一行人即将惨遭屠杀时，又冒死相救，乱世仁心，实属难得。

北宋史学家薛居正，在《旧五代史》的列传中，对张居翰之举不吝赞赏，“居翰改一字于诏书，救千人之滥死，可不谓之仁人矣乎！”

在五代十国的大分裂时期，命如草芥，张兵当权者皆追逐权势和美人，罕有人怜惜人命。张居翰的仁义之举，在乱世如同明星于黑夜，虽然光芒有限，却极为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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