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节目等着我今晚上播出吗（解读大型公益节目等着我）

倪萍细心聆听河南姑娘寻找当年列车上邂逅热心男孩的故事。热心的倪萍在面对每一位登台的寻人者时都保持着一如既往的亲和力和倾听的耐心

编者按

《奔跑吧兄弟》、《爸爸去哪儿》、《中国好声音》等综艺节目的热播，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真人秀的无限潜力，动辄上亿的冠名费以及堪比电影的明星阵容让观众耳目一新。

但同时也有一档真人秀，它没有明星阵容，主角都是老百姓，它秉持着最朴素的理念，展示着普通人平凡又离奇的人生。

在电视节目娱乐至死的年代，这档节目的出现无疑是给浮华的大众生活注入一缕温情。它居高不下的高收视率，也无疑是对这档节目最真实的肯定。它就是央视推出的大型公益节目《等着我》。

■ 见习记者 李庆

《等着我》最早源于一档俄罗斯节目，也叫《等着我》。它是一个跨国寻亲的大型节目，当时播出后获得很好的收视率。在中国国内也有很多寻亲或寻人的需求，电视台每做一档节目时，一般都会先考虑需求，如果有需求，就会有一个比较旺盛的成长基础，因此电视台便尝试做一个国内的寻人版本。

由于对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等群体的强烈关注，再加上主持人倪萍沉稳且充满情感的掌控，自2014年起每周二晚10点半档，不少观众都会追看《等着我》。从2015年5月底开始，这档赢得高收视率和高关注的节目挺进了央视一套黄金档。

栏目制片人杨新刚表示，来到《等着我》的人，大多是被苦情摧毁精神或面容的普通人，但他们在这个舞台上得到了最大的尊重，“如果说黄金时段的综艺娱乐节目是娱乐的盛宴，那《等着我》就是一桌唤醒人性的素宴，尽管里面很多展现的是变故、失落、流浪、煎熬、不甘和拼争，最后所展现出的幸福和喜悦是其他节目中无法找寻的。”

次黄金档的产生

央视在上一档新节目的流程是非常严格的。杨新刚说，从跟总编室申请，提交节目的创意，到总编室对方案考量评估，批准可申请经费，有了经费后开始研发出样片，样片出来后先是专家评议会评审，最后是所有的台领导组成一个编委会，再进行一次审看，觉得片子不错，才能通过最终批准。

晚间8点到10点的黄金档历来是电视节目竞争最激烈的时间段。最早一套的固定和自由时段不多，很多被新闻和电视剧所占领。

《等着我》开始定档节目是十一点半。在专家评议会上《等着我》就获得了一致的好评，后来的样片得到了领导的高度认可，因此在最后播出时，被排到了十点半这个次黄金档。

“经过一段时间的播出，2015年开始突然收视率大爆发。同时段，在全国市场十点半这个档位上收视率基本上都是排在第一的，当周所有节目当中都是排在第一的。十点半播出，在城市网它能达到0.7以上的收视，这个数据在业界来说是非常惊人的。”杨新刚的语气中带着欣慰和骄傲。

主持人的选择：

放心把节目交给倪萍

“这档节目对主持人的定位是要对人生的阅历、经验各方面都比较丰富，有点儿白头发，因为这个节目的模式是一个对话形式，要有一些劝慰、理解，如果不是一个像倪萍这样经验及人生阅历丰富的人，是很难完成的。”杨新刚说起最初的考虑。

但是倪萍已经退出主持界很多年了，她在拍电影、书画等方面都有很大成就，她的书像《姥姥语录》也很受欢迎。节目组想让她回归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她已经很好了，她没有理由再回到央视。”

“我们当时找她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跟她谈的，谈完第一次，了解了节目的创意之后，她感觉效果还不错，比较感兴趣，但同时也表示：自己没有太大的必要再回到电视圈了，应该给年轻人一些机会。”杨新刚回忆道。

这样的节目，是不缺乏故事的：一个女孩十几岁的时候给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写信，两个人当时也有一段情愫，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两个人没有在一起，60多年之后当年的这个小女孩来找他。60多年前两个有情愫的人，夹杂着这么大的历史背景，倪萍感到震撼。

“她被这样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打动了。”杨新刚说。

作为央视主持人阵容的“经典面孔”之一，倪萍主持的《综艺大观》曾是上世纪90年代中央电视台唯一在黄金档现场直播的综艺节目。时隔十几年，倪萍携《等着我》重返央视黄金档，令很多人震惊不已。

杨新刚表示：“倪萍她是一个悲天悯人的人，非常富有同情心，几乎每场录制她都会哭。经常会自己掏腰包帮助一些人，真是挣得没有捐的多。后来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基金，就跟她说不要老是这么捐了。”

多年的主持经验，加上对每个主人公故事的感动，让倪萍有了更好的发挥。

节目组也不和主持人对稿子，只会简单地告诉主持人必要信息，其他一律都不告知。《等着我》也是吸取了一些真人秀节目的制作理念，注重节目的真实，同时倪萍和其他嘉宾的各种状态也应该是真实的，所有的情感应该都是在现场由内而发的，而不应该是节目组设计好的。这对于一个主持人来说要求非常高。

有时候录开场，制片人给倪萍写几段串词，她永远都不会照着读，都会按照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她每一次录完一个选题都会有几段小总结。从大量反馈来看，公众非常喜欢她的那段小总结，非常接地气，让人听完了之后：“啊！就是这么回事”。

《等着我》把整个节目都交给了倪萍，所有的现场提问都是出自她的感受，“这点跟别的节目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呈现的效果却非常好。

收视率飙升的四个关键因素

一、寻人的难度

作为被综艺节目坐稳天下的周末档来说，《等着我》的高收视率超出所有人的预料，这档节目当初的收视指标是1.2。制片人杨新刚表示：“央视一套黄金时间的这个档位，这些年来，包括大电视剧在内，基本都没有这么高的收视率。《等着我》现在的平均收视率是2.05，在城市网的排名仅次于跑男。”

它不单单是一档节目，最重要的它是一个平台，“它与别的节目不同的是，观众只能看到冰山上的十分之一，还有冰山下的十分之九是没被看见的。”

找人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也许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六十年，穷尽了自己所有的能力都可能找不到。但是《等着我》需要在短时间内就找到，并且来做节目，所以难度可想而知。

杨新刚告诉《公益时报》记者：“我个人觉得你付出了就一定会有收获，越难的节目它的收视反响才会越大。像我们这个节目，也会有一些小跟风的，但是基本上都是做不下去，所以节目中的高难度寻人工作是它获得超高收视的一个基因。”

二、观众需要收获感动

对于全国的电视观众来说，并非天天都只看娱乐的，有很大一部分群体需要收获感动，例如一些很感人的电视剧、电影也有它自己的市场，例如《归来》、美国的《幸福来敲门》。这部分市场也非常庞大。

三、代入感

《等着我》的寻人种类各种各样，包括寻亲、寻恋人、寻战友、寻朋友等等，节目所呈现的模式看似是在讲别人的故事，实则会通过寻找覆盖很多人的朴实情感。“每个人都有亲人，当看到别人在痛失亲人时的那种锥心，我们会流泪和被感动。”杨新刚说，一种推彼及此的感受，这种代入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收视方面的一个基因。

四、模式简单化

《等着我》最开始的定位就是模式的简单化。杨新刚表示：“我们的节目其实很简单，就是开门、门后有没有人，非常简单，但是这种貌似简单的一个节目模式，往往对观众来说可能是更直接的，你不要把观众套到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模式当中去，把他给搅晕了，很多模式其实都犯了这个毛病。观众在节目前部分听故事的时候，他们永远在等着开门以后有没有人，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走开。开完门以后会进一步想听听到底发生了什么，虽然貌似简单其实是一环扣一环的。”

后续帮助

在节目的操作过程中会有这样一种情况，比如很多来寻亲的人，家庭都非常困难，有一些是弱势群体，比如白血病、脑瘫患者等。节目帮着他们和家人团聚，但知道他有病，知道他的家庭这么困难，就不可能装作视而不见。

“倪萍经常会在节目现场号召大家捐款，场上赵忠祥老师捐过，郁钧剑经常捐，很多人掏私人腰包去捐这个款，我们想着不能长此以往老是这样，我们应该有更强大的力量来帮助他们，所以这也是我们节目作为一个公益节目的一个属性。”杨新刚说。

栏目建立了两个更专业的帮扶渠道：政府帮扶；缘梦基金。

四川南充市下属一个小村子里有个女孩叫小青青，在她小的时候父亲就离家打工去了，剩下爷孙俩相依为命。爷爷中风半瘫后，小青青操持起一个家。寻人团帮助她找到了爸爸后，但爸爸年轻不懂事，也没有什么技能，在外面打工也来回辗转流离，所以节目组跟当地政府商量，给他一些培训的机会，让他去接受一些技能的培训，提高他的技能、生存和劳动能力。帮他安排一个离老家比较近的县城的工作，不耽误让他挣钱养家的同时还能经常回来照顾一下父亲和孩子，这也是政府给予的帮助措施。

另外一个就是跟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授渔计划”合作，包括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和节目赞助商们一起，建立了一个缘梦基金。

“这些基金我们会根据求助者的一些具体的困难，给他们相应的帮扶或者补助，力所能及地为他们解决一些问题。”杨新刚解释说。

舒冬：我们刨根寻底地找人 为了团圆梦

寻人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同时也是一个极其虐心的过程。很多家庭在失散亲人以后，寻人者往往因为太着急而冲昏了头脑，从而产生错误的判断，也有寻人者因为缺少经验，没有计划性地闷头找，从而错失了机会。

自述

在寻人团队的帮助下，被父亲狠心抛弃45年、前来大陆寻亲的台湾女孩，终于获悉了父亲当年为何会抛妻弃女回到大陆；被父亲以300元卖掉，48年来始终解不开心结的花甲老人，通过《等着我》解开了心中疑问；12岁离家却忘记回家路的任性女孩儿，在寻人团的帮助下找到失联多年的家庭；临终老人想见到出生一个月就被卖掉的儿子，《等着我》寻人团帮他们达成了心愿。这些看似不可能的寻人梦，都在《等着我》寻人团的帮助下变成现实。

舒冬，《等着我》寻人团的团长，他带领这样一支团队，用坚持和不放弃的精神给人们带来希望。

先判断是否有找寻的价值

我们接到过这样的案例：家里有老年人走失了，报案给节目组后，我们分析老人不可能离开当地太远，于是我们就先向当地的公安部门以及民政部门求助，果不其然，有人看到过这个老人，并报给了当地民政部门下属的一个救助站。其实救助站在收养了这个老人以后还在当地的报纸上刊登了寻人启事，但是老人的家人没有注意到。这个案例反映出，不少人还不知道民政部门下属有救助站。

验证步骤

节目组已有一定经验，首先是进行DNA配对，公安系统现在正在建立全国打拐的DNA信息比对库，收集求助人的线索后，帮寻找者把DNA信息输入到库里，看看比对的情况。我们遇到过这样的案例，小孩被拐走已经很多年了，他知道现在的父母不是亲生的，于是我们建议他先到公安部门进行采血报案，公安部门在全国有打拐的DNA比对库，这个孩子的亲生父母早在孩子丢的时候就到公安机关报案采了血，这个孩子的DNA入库后，马上就匹配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有时候，我们会问他喜欢吃什么食物，再根据他的方言划定大概位置，通过他回忆小时候家乡周边的生活环境，比如有几座桥，桥是什么样子的，建筑有什么特点等，只要我们能画出个大概，基本就能确定是哪个村子。

另外还可以通过其他一些系统和信息查询，例如寻找老战士，他们只能记得战友叫什么名字，大概是哪里人，一块打过什么战役，也就这些。但是从一个老百姓的角度讲他可能没有机会或者没有方法去查询相关的历史资料或者历史档案。那我们就可以跟相关的部门去接洽，比如军队的一些档案材料部门。比如说这个退伍老兵退伍以后去了山东了，然后我们根据线索再去寻当地的相关部门查询历史资料，可能就能找到他的后人或者他现在退休以后的居所。

当然对一般老百姓来说，他想查下去太难了，我们有一些专业的团队，或者办一些协助查询的邀请，兄弟单位会帮助我们，都是做好事，这是一个方法。

还有就是实地走访、走寻的方法。走访是我经常会参与的，这种比较多的是用在离家出走或者是一些人离家打工失联的，这种情况走访的形式比较多，没法录DNA。当然也会有很多前期的志愿者帮助我们去走访，最简单的比如我们有一些孩子离家出走了，在外打工遇到了一些什么困难，然后赔了钱不敢回家了，又辗转多地去打工，我们通过一些细微线索的变更，比如说这种情况我们就根据他曾经在某个地方打工的经历，一些线索就继续往下推，我们可能就会到他打工的A公司去查阅他的一些相关资料，联系方式，或者跟工友或者朋友聊天，聊他接下来可能去的去向，再去B公司，就这么顺藤摸瓜地一点点往下摸。这种成功的案例也很多。

寻人团的志愿者在不断壮大

其实理论上讲我们的寻人团规模非常大，因为好几万的志愿者都属于我们寻人团队的团员。

这些志愿者，这个组织看上去有些松散，因为原来我们跟宝贝回家网站是有合作关系的。最初的一些志愿者都是一些宝贝回家的志愿者，大概有一万人吧。当节目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的宣传力度也越来越大的时候，有很多人自愿成为我们的志愿者，所以相对来说这些志愿者组织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类似于垂直领导或者垂直管理的一个机制，他们通过QQ、微信建立群联系，他们也有初期的培训，不是随便说想加入就能加入的，是要考核一下或培训一下的方式。我们的志愿者经验都非常丰富，有搜索比较有经验的、感情比较丰富的、擅长心理学的等等。比如我们知道这个人基本在哪了，接下来需要说服或者劝服他回家，我们可能就会派一些这种有心理学的人，表达力比较好的背景人去做这样的工作，也是有的放矢的。

我们是有一个志愿者组织的，也是一级一级。比如最底下的一个地区的志愿者他们有一个微信或QQ群，会有一个主要领头的负责人，几个地区的负责人在一块又是一个省的志愿者的这样一个组织，他们会对信息的下放或者收集、归类，然后在整个志愿者最高的群里可能又有分到每个省负责人的这么一个组织。就是这种层层递进的组织模式吧。比如说有个新的线索过来到我们手里了，我们一看这个人经过调查可能是广东省，深圳市，我们不可能找山东的志愿者去跟，我们就派到广东的分部去跟进。正好我们有个志愿者是深圳市公安局的，他也是志愿者也是相关民警，还有一个深圳的志愿者，跟他们在群里沟通，你们俩主要负责这个案子行不行？行，我们主要负责这个案子。然后他们就利用业余时间去某些定点的地方去查，或者再去进行分配。具体到每个区的，比如南山区的、宝安区的等都有可能。

我们的这个架构也在不断扩大，最开始，我们并没有想到跟民政系统合作，但是后来我们慢慢发现民政系统也是非常有力量的，因为很多有老年痴呆、脑瘫的人，作为当地民政系统下属的救助院、救助站都是他们手里的，其实他们的救助力量也很强大，他们也是专业的经过训练的一批人，我们跟他们慢慢建立起比较好的联系，然后有一些寻人信息送下去后，他们也会在他们下属的救助范围内，紧急帮我们查找，而且这种我们也成功过。

舒冬/口述 李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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