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孚与曹魏的关系(大魏纯臣还是沽名钓誉)
从魏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开始,到咸熙二年(265年)魏末帝曹奂禅位于司马炎为止,司马氏三代人仅用了16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篡位。而咸熙二年(265)年,距离魏文帝曹丕篡汉的延康元年(220年),也仅仅过去了45年。虽然两次篡位相隔如此之近,但细细品之,“魏晋嬗代”较之“汉魏嬗代”却有很大区别:
汉魏嬗代,曹魏名为篡位,实则开创。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各地军阀割据称雄。曹操以兖州为根据地,迎汉献帝的流亡朝廷,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逐渐武力征服各地,汉末十二州据其九。曹魏的天下,是曹操打下来的。朝廷,实际上是曹操重建的。朝廷上的魏臣,基本上以最早支持曹操的颍川士族为核心,加之曹操执政三十余年来提拔的各路英才。可以说,整个朝廷都是魏臣在运转。而汉献帝的汉庭,虽然也曾阴谋夺权,但外无地盘,内无权势,只是虚庭,自然也没有威望,很容易就被曹操清洗。所以,到了曹丕之时,篡位成了顺理成章之举。
魏晋嬗代,则复杂许多,是阴谋权术的结果。高平陵政变过后,司马氏父子所用之人,除少数如邓艾、石苞这种出身低微者外,大部分任用的都是曹魏旧臣。依靠这些旧臣,司马氏父子才得以掌握朝廷及地方大权。也就是说,司马氏篡位,是在曹魏政治体系内的篡位,省去了开疆拓土和创建朝廷的步骤,直接晋承魏制,将“魏臣”转变为了“晋臣”。虽然在篡位过程中,遇到了曹魏忠臣的反抗,但总体上看,司马氏建晋的过程中是坐享其成的,是站在了曹魏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魏武帝曹操
但“魏臣”到“晋臣”的转变,与其说是身份的转变,不如说是人心的转变,而这种转变过程之复杂,则往往被我们忽视。魏臣,之前与司马氏同朝为官,有些甚至地位声望高于司马氏。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之时,曹魏建国才二十余载。魏臣,包括司马懿本人,都深受曹魏皇恩。面对司马氏篡权的行为,这些家族,是报答昔日魏武魏文的知遇之恩,还是屈身于司马氏?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各大家族在魏晋嬗代之际不同的选择:
比如老臣太尉王凌、淮南都督毋丘俭、中书令李丰、侍中许允,他们或起兵反抗,或阴谋政变推翻司马氏。
又比如曹魏司徒陈矫之子陈骞,豫州刺史贾逵之子贾充,曹魏太仆何夔之子何曾,这些深受曹魏皇恩的勋贵之子,为了争当新朝权贵,直接投入司马氏门下,对士人名声毫不在意。
再比如司空陈群之子陈泰和太尉王祥,注重士人名声,但为了维持家门不坠,而屈服于司马氏。他们不支持篡位,但也无力反对,只能偶尔恶心一下司马氏,表达一下自己无声的抗议。
而在魏晋嬗代的历史上,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人物,司马孚。他一个人,居然兼具了后两类人的特点。
他身为晋宣帝司马懿的三弟,在司马家族篡位自立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甚至几次挽狂澜于既倒。基于他的事迹和身份,司马孚理所应当被看做是新朝贵胄,皇室中坚。然而,他却谨慎维持着自己“大魏纯臣”的名誉。甚至唐代房玄龄等人编纂《晋书》时,也竭力把司马孚描绘成一个“无心政事”、“心怀前朝”的政治隐逸者。司马孚,究竟是惺惺作态、沽名钓誉,还是真的“大魏纯臣”呢?
二、深受魏恩:善于两面下注的司马家族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司马家族的历史。
河内司马氏,可追溯至秦朝末年。秦末,赵将司马卬因功被西楚霸王项羽封为殷王,在河内郡建国,都朝歌。不久,汉王刘邦东出争天下,灭殷国,仍置河内郡。于是,司马卬的子孙就在河内郡定居下来。河内郡居天下之中,南倚黄河,北缘太行山,交通便利,兼容四方,民风彪悍,文化繁盛。到了东汉时期,司马家族出了位征西将军司马钧,这是后来晋宣帝司马懿的高祖。
之后的司马家,成为河内郡豪族,世代出仕,累世两千石。司马钧的儿子司马量官至豫章太守,司马量的儿子司马儁官至颍川太守。司马儁的儿子司马防,为洛阳令、京兆尹。司马防一生干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就是曾经推荐年轻的曹操为洛阳北部尉。这也是魏武帝曹操人生中的第一件工作。第二件,就是生了八个儿子,每个儿子的字中都有一个“达”,号“司马八达”。司马懿,是司马防次子,字仲达。司马孚,是司马防三子,字叔达。
司马家虽为士族,但这个家族在司马懿之前,却并不十分显赫。司马懿之前,司马家出仕者均为郡守级官员。而这个家族,“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所讽诵者数十万言”,较之当时的高门世家,在文化底蕴上,有着较大差距。东汉的高门世家,多依靠经史入仕,家族世守专攻一经,累世高官,门生故吏遍及天下。因此,司马家族直到东汉末,还是一个尚未完成原始结累、向东汉主流世家靠拢、意图崛起而尚未崛起的家族。也正是这样的家族背景,导致司马家族善于察言观色,两面下注,进而维持家族兴旺。
汉末,董卓为祸朝廷,裹挟汉献帝西迁长安。而当时为治书御史的司马防,就决定自己孤身追随朝廷去长安,而安排长子司马朗率家族返回老家河内温县。这样如果董卓得势,自己就有“从龙之功”。而一旦长安朝廷有何意外,也不至于倾覆整个家族。后来,到了曹丕和曹植争魏王世子之时,司马防再次两面下注:次子司马懿成为曹丕四友之一,而三子司马孚则被曹植征辟,为曹植属下的文学掾。史书似乎有意抹去了司马孚出仕曹植的这段经历,只简单记载了司马孚劝诫曹植不要“负才凌物”。而曹植失败后,司马孚立刻转投太子曹丕,任太子中庶子。可以看到,司马家的这种安排极具功利性,而这种两面下注的行为也使得司马家族获得了巨大回报,深受魏恩,家族得以第一次显赫于朝。到了魏明帝曹叡驾崩后,司马懿以侍中录尚书事的身份,为辅政大臣。司马孚,则位列内朝中枢尚书台的首脑,尚书令。司马家族,以曹魏建国元勋的身份,正式跻身顶级世家。
司马孚
三、大魏纯臣还是沽名钓誉:迷之司马孚在司马家篡位的过程中,司马孚有大功于司马氏,其功甚至不亚于他的哥哥司马懿。司马孚的主要事迹如下:
曹爽专权了十年,司马懿被明升暗降为位高无权的太傅,而司马孚在尚书台也被架空。司马懿趁着曹爽和皇帝去高平陵之际,发动了政变。而司马孚,紧紧追随兄长,率领侄子司马师驻扎在司马门。司马门,作为出入宫城的要道,是政变成败的关键,可以说,司马孚是高平陵政变的主力。
司马懿去世后,司马师由于资历、威望严重不足,仅以抚军大将军身份执政。当时在吴国刚刚执政的诸葛恪大举来犯,在东关之役中击败了司马昭。又是司马孚,临危受命,率军二十万打退了诸葛恪的进攻,帮助司马师稳定了局势。之后,他又镇守西陲,抵御蜀汉姜维的进攻。此时的司马孚,是司马家族中的最长者,官至太尉。司马师后来欲废魏帝曹芳,司马孚位列奏表签名第一位。
而《世说新语》,作为正史的有力补充,又记载了一件有趣的事:
景王欲诛夏侯玄,意未决间,问安王孚云:『己才足以制之否?』孚云:『昔赵俨葬儿,汝來,半坐迎之;泰初后至,一座悉起。以此方之,恐汝不如。』乃杀之。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在司马师执政期间,发生了中书令李丰、侍中许允阴谋发动政变,让夏侯玄取代司马师执政的事件。此事件也最终导致了魏帝曹芳被废。可是在如何处置夏侯玄的问题上,司马师犯难了。司马师与夏侯玄,自幼就是好友,司马师还是夏侯玄的妹夫。而且夏侯玄是正始名士,是曹魏宗室二代中最杰出的人物,杀之恐引起非议。结果司马师就去求教叔父,问自己的才能是否足以压制夏侯玄,其实就是问不杀夏侯玄行不行。司马孚说:“昔日赵俨(魏国颍川四大名士之一)为儿子举办葬礼,你进来后,半数宾客起身相迎。夏侯玄进来后,宾客全部起身相迎。你不如他啊。”于是司马师决定杀了夏侯玄。赵俨葬儿这件事,已经过了十年,而司马孚却熟记于心,思维缜密异于常人。
等到晋武帝司马炎篡位登基后,封司马孚为安平王,邑四万户,为诸侯王之首。同时官拜太宰,其子孙士人为诸侯王,人数超过了司马懿一系,荣宠至极。
安平献王司马孚
魏明帝曹叡生前曾问左右:“司马孚是个什么样的人?”左右回答道:“跟他的兄长(指司马懿)很像。”可以说,种种事迹表明,司马孚应该是个有心计有权术,为人处世之风接近其兄司马懿的人物才对。然而历史的诡异就在此处,这个为了家族竭心尽力的宗室长者,居然自诩“大魏纯臣”,处处表现的左右为难,身不由己。司马孚“大魏纯臣”的表现如下:
到了司马昭执政时期,魏帝曹髦为了阻止司马昭篡位,反戈一击,结果被贾充、成济于光天化日之下杀死。司马孚伏尸大哭,说:“杀陛下者臣之罪也。”后来,司马炎篡位,魏末帝曹奂被废为陈留王,要迁往金墉城,司马孚牵着曹奂的手,哭着说道:“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
司马孚极其长寿,活了九十三岁。临终之时,他留下遗言:
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始终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
两相对比之下,可以肯定的说,司马孚就是在沽名钓誉。司马孚对魏的忠诚,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动作。让我们看看魏晋嬗代之际,其他大臣是怎么做的。
同样是曹髦被弑之时,以帝师自居的老臣王祥哭着说自己没脸见人了。之后,已经位列三公的他,以三公不拜诸侯王为由,坚持不拜晋王司马昭。西晋建国后,虽位列三上公,但王祥上书辞职,最后仅保留爵位致仕。曹魏元勋司空陈群之子陈泰,本是高平陵政变的同情者,但是发现司马家有篡位意图后,大为失望。曹髦被弑后,陈泰是举朝唯一一个要求杀贾充以谢天下的人。不久,他就因为对时局失望至极,吐血而死。
而司马孚之子司马望,任护军将军,为曹髦近侍。可能曹髦觉得司马望可以拉拢,于是对司马望特别重视。因为司马望的工作地点在宫外,曹髦特意赐给他一辆随时可以出入宫禁的车和勇士五人,让他能够随召即到。司马望知道曹髦是有意拉拢自己,他不想背弃皇恩,又不想开罪于家族,于是自请外放,镇守雍凉。另外,司马家族中,真的有一位大魏纯臣,司马顺。他是司马懿七弟司马通次子,是司马家族中为明确反对篡位者。司马炎篡位后,司马顺叹息地说:“事乖唐尧虞舜,而假为禅名!”。他表现得极为悲愤,因而遭到报复,被发配凉州武威姑臧县。反观自诩“魏之纯臣”的司马孚,死后都极尽荣宠,葬礼规格按照汉朝东平献王刘苍的先例,同时也谥号献王,即安平献王。从此以后的中国历史上,人臣葬礼的最高规格,就变成了“依晋安平献王孚例”。
以上种种,司马孚是根本洗不白的,他本人也应该明白这一点。但为何他一定要沽名钓誉,把自己塑造成左右为难、身不由己的“大魏纯臣”形象呢?
四、何谓“不伊不周,不夷不惠”“不伊不周,不夷不惠”八个字,出自司马孚的临终遗言。历代学者,都对这八个字详加解读,有些学者甚至过度解读,为司马孚的行为辩白。而杜少认为,司马孚的这八个字,恰恰展现和解释了他沽名钓誉的动机。
伊,指伊尹,是商朝宰相。伊尹开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先例,就是废立国君。伊尹流放了商王太甲,自封摄政。后来太甲改过,伊尹又把太甲迎接了回来。周,指周朝的周公旦。周公辅成王,摄政监国,也是权臣。此处伊周并称,暗指权臣僭越,司马家族篡位自立的这段历史。
夷,指伯夷,是商朝末期隐士,商朝灭亡后,他谴责周武王以臣弑君,终身不食周粟,后来饿死在首阳山中。惠,指春秋之时的柳下惠。柳下惠不只是个坐怀不乱之人,他曾在鲁国出仕,但每次都因为和君主意见不合被罢免。后来他成为春秋隐士,变得无欲无求,随遇而安。这里暗指一些在魏晋嬗代之际,激烈反抗司马氏篡位的人,有些人因反抗而身死,有些人因对朝局失望,进而寄情山水,终身不仕晋朝,比如竹林七贤之中的嵇康、阮籍、刘伶。
竹林七贤图
司马孚在自己的临终遗言中,其实说的就是自己的一生。司马孚生于汉末,那是清议最胜、最注重名声的时代。士人激烈对抗外戚宦官,化身为天下正义之表。出身儒学的司马孚,自然也深受当时“君臣大义”、“忠君为国”的士人道德观的影响,其本人也是因为获得了良好的品评“温厚廉让、贞白自立”,从而声名鹊起,获得出仕机会。因此,司马孚不舍自身的一世名节。司马孚在司马懿死后,本有资格成为执政者,掌控朝局的人,但是他没有借此上位,而是将机会让给侄子。他不会做权臣,时刻保持臣子的本分。哪怕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哪怕所有人都知道他在作秀。这正是司马孚的“不伊不周”,沽名钓誉的背后,其实是为了求得心灵和名声上的稍许慰藉。
而所谓“不夷不惠”,是说自己身为司马家族的一员,是绝对不会像伯夷、柳下惠那般,以激烈的行为或无欲无求的放纵来对抗新朝的。司马孚的大哥司马朗早亡,二哥司马懿政变后三年去世,此时的他已经是司马家族最长者。父辈小心两面下注,维持家族兴旺,现在换做自己,自然也肩负着振兴家族的使命。两个侄子都已经卷入到了残酷的权力斗争当中。如果他袖手旁观,侄子一旦出现问题,那么家族就有被灭族的风险,这是他一个家族长者无法接受的。就算他学习伯夷、柳下惠,可哥哥、侄子做的已经是谋朝篡位的举动,身为家族重要成员的他,可能不被清算吗?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所以,“不伊不周,不夷不惠”,前半句说的是司马孚理想中的自己,后半句说的是现实中的自己。理想和现实,毕竟是有差距的。
另外,晋朝皇室对于司马孚沽名钓誉的行为,也是心照不宣的。甚至把司马孚当成遮羞布,力图把他打造成一个心恋前朝、无心政治的形象,进而挽回整个司马家族的声誉,抵消篡位带来的负面影响。后世唐代房玄龄在修晋书的时候,也被晋朝官方的资料误导,记载了“司马孚无心政治、心恋前朝,而司马师、司马昭也不敢逼迫他”等诸多与实事自相矛盾的情节。当然,这只是晋朝皇室自欺欺人的行为罢了,毕竟,真正心怀前朝的大魏纯臣司马顺的下场,世人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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