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弘教授的声明（我学英语的秘诀）

在当今中国，能讲一口流利英语的人很多，特别是年轻人，因此我的英语水平大概也就能算是中等。但是在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中，特别是在这个年龄段的法律学者中，我的英语水平应该属于上等。

在改革开放初期，能讲英语的中国人很少。虽然很多人开始学英语，但是学成的人不多。能借助《英汉词典》阅读英文著作的人，就算很有成就了，尽管那属于“哑巴英语”。

我在1979年初准备参加高考时开始自学英语。那一年高考的英语成绩按10%计分。我考了23分，以2.3分计入总成绩。我很幸运地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的法学专业。英语是必修课，我便开始正式学习英语。那一年我已然26岁。我这个人比较好强，做事也比较认真。既然必须学，我就要努力学好。坦率地说，在上大学的前两年，英语是我投入时间最多的课程。

我在北大荒的农场开过多年拖拉机，养成了干活找窍门和讲效率的习惯。背单词是学外语的基本功，很枯燥也很费力，我就找到了一个窍门。

老师要求我们用字母背单词。例如，good就背g-o-o-d,good。我认为这是浪费脑力，就不记字母音，只记单词音，于是，good就背good。我感觉，我记单词的成效是比较高的，特别是就阅读和听说而言。这种记忆方法的缺点是单词和字母的转换很慢，而且拼写单词时错误率较高。学习英语多年之后，当别人问我一个英文词怎么拼写时，我还是很难在脑子里完成字母的转换，往往要用笔写下来，再念出那些字母的读音。

我以为，听说读写的顺序体现了人类学习语言的规律，而语言作为交流工具，最重要的能力是听和说。因此，我从一开始学习英语就注重听说的练习。说的问题可以自己解决，找个没人的地方就可以自言自语。但是，听的问题很难自己解决。当时，中国的一般家庭还没有电视机，低廉的收音机也很难收听到英语节目。在这方面，我的女友-妻子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大学二年级时，我俩终成眷侣。结婚之后，我们购置的第一件贵重物品就是一台日本进口的收录机。妻子从亲戚手中换到300元外汇券，然后在北京友谊商店买了一台收录机。这台收录机不仅能听录音磁带，而且能收听国外的英语节目。这对我的英语听力练习很有帮助。

当时的人大一分校是走读大学，没有学生宿舍。我家住在和平街，学校在广渠门外，我每天坐公共汽车上学，路上要花两三个小时。我就把坐车时间都用于背单词。在结婚之前，女友就很支持我学习。她亲手给我制作背单词用的小本子。她把白纸裁成10×3厘米的纸条，然后把几十张装订成一个小本，还用绸布做成封面。我在白纸的一面写上英文单词或短句，在另一面写上中文。在公共汽车上，我就可以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拿着小本，看英文想中文，或者看中文想英文。一天晚上，我坐车回家，站在售票台旁背单词。车厢顶上的灯光比较昏暗，中年女售票员就把售票台上的灯打开，给我照亮。我向她表示感谢，她只是莞尔一笑。那一幕深深印在我的心底。我感觉，当年国人之间有着较多的善意与关爱！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用了十几个小本子，我的英语水平就有了稳步的提升。1983年，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的硕士研究生。当年的研究生数量很少，个个都是“学霸”，而我的英语水平算是比较好的，被分入了英语课的“快班”。后来，因为我的英语口语能力比较强，我的导师徐立根教授还让我给来访的美国警务专家担任翻译，大大提高了我的英语能力。

1984年底，我还到北京警察学院担任了兼职英语教师。那份工作不仅给我的家庭增加了宝贵的收入，而且给了我系统学习英语知识的机会。那5年的兼职教学，让我增强了对英语语法的理解和把握，而这对于我后来的英文写作很有帮助。

1986年获得法学硕士学位之后，我开始在人民大学法律系任教。在教学工作之余，我撰写了一些学术论文，还把我的硕士学位论文写成一本专著，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书名是《同一认定——犯罪侦查方法的奥秘》。另外，我还组织青年学者把一些英文著作翻译成中文出版。这既能提高英文水平，还能挣到“外快”，一举两得。

当时中国的城市居民大多靠固定工资生活。我在人大的月薪是六十多元，妻子的工资是五十多元，属于中等偏下的收入水平。我在警院的兼职按课时计酬，高于人大的工资。再加上隔三岔五收到的稿费，我们这个三口之家的小日子过得还挺滋润。

90年代初期，我到美国的西北大学法学院访学和留学。这使我的英语水平登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那时候，出国留学是令人羡慕的事情，也是许多有志青年追求的目标。然而，留学生活的滋味一言难尽。后来我就写了两篇留学感悟的小文章，发表在报刊上。一篇名为“出国留学过五关”，讲了语言关、生活关、专业关、社交关和感情关。另一篇题为“出国留学五皮功”，说了嘴皮功、脸皮功、头皮功、肚皮功和眼皮功。我还写了一首打油诗——

世人都道留学好，个中滋味谁知晓；酸甜咸辣穿肠过，唯有苦字忘不了。

儿女有志在四方，年少敢叫地球小；为了中华腾飞日，大头朝下逞英豪。

世人都道留学好，个中处境谁知晓；风霜雨雪都经过，唯有难字不得了。

莫道西域金满地，少能无缘只白瞧；劝君练好五皮功，留学路上竟逍遥。

因此，美国西北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证书是我这些年获得的诸多证书中最为珍贵的一个。按照证据保全的习惯，我平时只使用这个证书的复印件，而原件则珍藏在特制的镜框之中。

1993年底从美国留学回国以后，我继续在人大法律系任教，主讲犯罪侦查学和物证技术学的课程。1994年，法律系的领导和学生找到我，希望我给本科生开设法律英语课程。我接受了这个挑战。这是一门新课，没有现成的教材。我就自己搜集英文的书刊资料，复印给学生使用。后来，我把自编的教材编辑成书，首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后来由法律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这本《法律英语》在一段时期内成为我国法律院系使用最广的专业英语教材。

第一版由法律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

顺便说，新东方学校创建之后，一位校领导曾经找我去兼职讲课。我回答说，我讲不了你们那种应试的课，因为我自己没有参加过托福之类的考试。他很惊讶。我解释说，我出国留学是个特例，大概是占了天时地利人和，没有语言考试成绩，还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学业。我的特殊经历，不可复制。

对于中国学生花费大量时间学习外语的现象，我也颇有感慨。二十多年前，我在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关于“法学素质教育”的论坛上说道，中国学生学习外语所占时间的比重太大，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再到硕士生和博士生，都要花很多时间学外语。如果我们把这些时间用于科学研究，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就。英美人就不必花这么多时间去学外语。当然，他们也可以作为兴趣来选学外语，但不是从小到大的必修课。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人也不再把外语当作必修课。我们的子孙后代可以用汉语走遍天下。而且，那些不太聪明不太勤奋的中国人，在中国找不到满意的工作，还可以到外国去教汉语嘛！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因为我的英语比较好，所以我也为中国法学走出国门做出了一点小小的贡献。二十多年来，我应邀到世界各地的三十多个高校或科研机构讲学，包括港台地区的大学。我曾经在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任客座教授（2002-03），在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主讲研究生课程（2011），在日本名古屋大学任特任教授（2012），在英国苏塞克斯大学任访问教授（2016）。我曾经做过讲座的大学包括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和辛辛那提大学，英国的伦敦国王学院、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利兹大学和金斯顿大学，澳大利亚的国立大学、拉特罗布大学和科庭大学，法国的埃克斯-马赛大学、巴黎第七大学和蒙彼利埃第三大学，德国的马普外国与国际刑法研究所，荷兰的乌特勒支大学，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和蒙斯大学，挪威的卑尔根大学，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墨西哥的国立大学和奇瓦瓦大学，古巴的国家图书出版研究所，哥伦比亚的埃斯特拉多大学和塔德奥大学等。我还应邀到英国伦敦的查塔姆宫和德国汉堡的科尔伯公共论坛发表专题演讲。

此外，我还应邀参加过许多国际会议并做主题发言。例如，2015年7月到新加坡参加“慧眼中国环球论坛”并做主讲嘉宾；2017年9月先到英国的剑桥大学参加“第35届经济犯罪国际研讨会”并做主题发言，然后到希腊参加“5th Athens Democracy Forum（Sept.13-17, 2017）”并做主讲嘉宾；2018年4月作为中国专家代表团成员到伦敦参加“新时代中国”国际研讨会并做主题发言；2019年11月到丹麦的哥本哈根参加“法律文化与数字社会”学术研讨会并做主题发言。

慧眼中国全球论坛（拍摄于2015于7月20日）

第35届经济犯罪国际研讨会（拍摄于2017年9月7日）

5th Athens Democracy Forum

到海外讲学和参加国际会议让我保持了比较好的英语表达能力。但是，自从新冠肺炎爆发以来，我一直没有出国，在国内参加的国际会议也很少，人民大学每年夏天给美国学生举办的“中国法暑期班”讲课也停了，因此我的英语表达能力不断减退。我想，这大概也符合人类衰老的大趋势吧。

《City Weekend》 Jan.2013

《TIME OUT》 Jan. 2015

2015年2月21日英国《金融时报》,标题是“何家弘：与金融时报共进午餐”（Lunch with the FT: He Jia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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