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审判散文（那些年的打牙祭）

　　作者：黎强

　　依现在十分繁荣的社会经济和老百姓的消费水平来衡量，吃香的喝辣的穿好的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儿了，“打牙祭”完全是一个远离了我们生活太久太久的词儿了，简直不值得一提。但我有一次“打牙祭”的经历，至今历历在目，让我在都市的喧嚣和繁华中，既不能忘记又不敢忘怀。

　　小时候，我家住在老县城临江的小西门一条老街的大杂院中，院落中的邻居上至八十多岁的老太婆，下至三、五岁的小娃儿，彼此相处融洽，相互照应，完全就像一个大家庭，只不过分住在各自的房间而已。

　　那时候穷，什么都凭票供应，吃肉问题是最突出的。偶尔见一个背大背篼、戴烂草帽、缩头缩脑的农民装束的人从街巷口路过，被住在老院子的某户人家神秘地引领进来，八九不离十就猜中，此人是偷偷摸摸卖肉的。那年月，如此行为是要被套上“投机倒把”罪名的。因此，惧怕被逮住割了“资本主义尾巴”，这些卖点肉找点小钱儿求生活的人，不得不打扮得衣着褴褛，形态邋遢。

　　卖肉人进了大杂院，依然很谨慎。王家大嫂比较泼辣大胆，拍着肉嘟嘟的胸脯打包票：“不怕，不怕。我们这个院子的人不得去告状的。安全得很。把背篼放下来嘛”。院子里的大人们腾地方的腾地方，借秤的借秤(卖肉人不带秤，一怕被暴露，二怕被戴红笼笼的市场管委会人员没收)，还要警惕性极高地将院子门闩紧，并留下一人在门外佯装纳鞋底。院子里就这样悄悄进行着现在看来非常可笑的一次满足基本物质需要的地下交易。

　　晚上，有肉吃的人家会招呼几个平时关系亲近的邻居，聚拢来“打牙祭”，喝60度的老白干，摆前三皇后五帝的龙门阵。最幸福的还是娃儿们，吃得小嘴油嘟嘟的，脸儿红嫩嫩的，像在过年一般。

　　有一年，我由于营养不良得了一场大病，休学在家。邻居大毛比我长五岁，胆子大，点子多，邀约我和院子里的另一个绰号叫“猴子”的娃儿跟他出去打狗，饿慌了谗坏了的我想都没想，屁颠屁颠就去了。也怪那条肥墩墩的狗命该当绝，被我们几个半大娃儿合力毙了。我们编了一个自认为天衣无缝的谎言——说是狗儿是在艾坪山坡坡上摔下来摔死的——骗过了大人。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哪里骗得过大人们?也可能是大人们也都几个月不见油荤的缘故，又见狗也被打死不能复生，干脆睁只眼闭只眼吧。

　　那天晚上，狗肉飘香，满院子的人围坐在一起，就着朗朗的月光，你一筷子我一筷子，一大锅狗肉吃得汤都没剩点儿，大人娃儿都吃得心欠欠的。我万万没有想到，打完牙祭回到家里，喝得有些醉意的父亲喝令我站在墙角，那神情着实让我吓了一大跳。父亲铁钳般的手攥着一根纤藤，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你给我听好啦，下次再去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老子就把你当那条狗儿一样宰了!”

　　这件小事虽然过去很多年了，但我总忘不掉。倒不是事情本身有什么特别之处，恰恰让我回忆的是当时吃的尴尬以及邻里之间的温情与真情，留念的是邻里之间的质朴和淳朴。那种和睦的气氛，共处的友好和待人接物的真实，哪怕是喝一杯寡酒，吃口猪下水，都忘不了礼数很周到地请三、五邻居作陪，没有虚妄，更无做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