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出资10万送毛岸英去苏联（张学良出资10万送毛岸英去苏联）

少帅张学良

2001年10月14日20时50分，少帅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逝世，享年101岁。消息传来，我国政府立即向张学良亲属发去唁电：

“张学良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六十五年前，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以爱国的赤诚之心，秉持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联共抗日，为结束十年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族抗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堪称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此后，张学良先生的卓越功勋和爱国风范，彪炳青史，为世人景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永远怀念张学良先生。”

长久以来，人们对张学良的评价褒贬不一。可是，张学良有一件事却让毛泽东很感激，曾豪赠10万元法郎送毛岸英、毛岸英两兄弟去苏联。1994年，东北一名史学家拜访张学良，期间谈到了资助毛岸英兄弟去苏联的这件事。

张学良说：“真没想到当年我会为毛泽东做了一件好事。那时我只听信了董牧师的话，他说有三个孤儿想到苏联去求学，缺少经费，我并不知道董牧师所说父母早不在世上的那两个孤儿，竟会是毛泽东的儿子！”

张学良的言语中透露出对自己当年善举的欣慰，这件事鲜为人知，但确实发生了。那么，这里面又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这一切要从杨开慧烈士说起。

1930年10月24日深夜，杨开慧在长沙板仓家中被抓捕。一同被捕的还有8岁的毛岸英、保姆陈玉英。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被杀害，年仅29岁。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和陈玉英经过营救得以出狱。

杨开慧烈士

毛岸英出狱后，很快就被到舅舅杨开智家中，跟外祖母、7岁弟弟毛岸青、不到1岁三弟毛岸龙一起生活。自从来到舅舅家后，杨开智家屋前屋后时常有一些不速之客探头探脑。杨开智很清楚，敌人这是在施行“放小鱼，钓大鱼”的毒计，希望毛泽东等人前来看望，进而一网打尽。

1931年1月初，恰逢春节期间，那些盯梢之人明显来的少了。突然一天傍晚，杨家来了一个陌生人。此人一来到家中，便从怀中拿出一个包裹得很严实的纸包，递给杨开智和妻子李崇德就离开了。杨开智紧张地走进里屋，在油灯下拆开纸包，原来毛泽东二弟毛泽民写的信。

毛泽民当时在上海党中央工作，得知嫂子杨开慧牺牲后，深知三个侄子在长沙乡下生活非常危险，随时可能有性命之忧。毛泽民得到党组织同意后，亲自写信，让杨开智等人将毛岸英三兄弟按照信上注明的时间、见面地点以及接头方法尽快送到上海，由党组织保护三人的安全。

杨开智和母亲向振熙决定，让李崇德负责将毛岸英三兄弟送往上海。李崇德早年加入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她继续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为了安全考虑，他们将毛岸英改名为杨永福，毛岸青改名杨永寿，毛岸龙改名杨永泰，同时要求他们改口喊李崇德妈妈。

动身出发那一天，杨开智把三个侄子带到杨开慧墓前，让他们跟母亲道别。9岁的毛岸英没想到，直到19年后才再次回到这里。

左起：杨瑛、杨开智、李常德 中：向振熙（即杨老太太）

由于李崇德做了充分准备，这次去上海行程相对比较顺利，2月底他们在上海跟毛泽民碰头了。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准备将毛岸英三兄弟送入我党创办的大同幼稚园生活。

大同幼稚园是周恩来提议创办的。1929年秋，周恩来鉴于我党很多烈士遗孤无人抚养，决定让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开设一个儿童福利机构。1930年3月，大同幼稚园成立，地点位于江宁路（原戈登路），次年春迁到南昌路48号（原法租界陶尔菲斯路341号）。

当时大同幼稚园负责人是中共地下党员董健吾，他对外身份是上海圣彼得教堂主持牧师，互济会负责人王弼担任顾问，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等人参与日常管理。

大同幼稚园当时环境很好，是一座三开间两层小洋楼。周恩来事无巨细，他请宋庆龄和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幼稚园题词，这样一般警探、特务等人不会随意前来骚扰。据资料，当毛岸英三兄弟进入大同幼稚园时，这里已经收养的不少孩子，比如彭湃的儿子彭阿森、恽代英的儿子恽希仲、蔡和森的女儿蔡转、李立三的女儿李力等。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董健吾身份暴露，不得不躲藏。不久，毛岸龙重病去世（一说失踪）。祸不单行，接着大同幼稚园的工作人员或被抓捕，或隐蔽起来，孩子们因无人看管而流落街头。

毛岸英后来回忆流落上海街头的经历时说：“当时我除了没偷人东西，没给有钱人当干儿子，别的都跟《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一样。睡马路呀，给人拖地板呀，从垃圾箱里找破烂呀，全干了。上海有个外白渡桥，黄包车拉上去很费力，我跟弟弟岸青就在后面帮着推，推上去人家给几个小钱……”

大同幼稚园里的孩子们

董健吾躲避一段时间后，听说毛岸英、毛岸青流落街头，一番努力寻找后终于将两人找到收养家中。眼看当时上海一片混乱，上学是不可能了，两人就在董健吾家中住了下来。在董健吾儿子董琪寿撰写的《我和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中，描述了两人在他家中生活情况：

“岸英、岸青在我家的几年中，同我们相处，真可说患难与共，相依为命，情同手足，亲密无间。他俩一到我家，父母就严格规定，只准我们叫名字，绝不许连姓带名一起叫。我们心想，大概是大人怕岸英他们被坏人捉去，也就不追问。为了安全起见，没让岸英兄弟上学。”

1935年1月，董健吾接受宋庆龄的委托，带着谋求和谈的密信送往陕北。但是恰逢大雪封山，道路被阻，董健吾求助张学良，后者亲自驾车送他去机场，之后再让自己的飞行员驾驶飞机送他去延安。从此，董健吾和张学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为后来张学良帮助毛岸英等人去苏联埋下了伏笔。

时间到了1936年初，眼看毛岸英、毛岸青渐渐长大，不能再继续不读书了，一个契机出现了。当年6月，董健吾又受宋庆龄的委托，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前往陕北苏区。任务完成后，董健吾本准备立即回上海，结果张学良让他在西安多呆上几日。

一天，张学良请董健吾吃饭，那天张学良吃得很少，董健吾忙问什么原因。原来是赵一荻不小心打碎了一对明代花瓶的一个，而张学良又非常喜欢瓷器。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董健吾向组织汇报，建议为联络感情，可以购买几件瓷器送给张学良，组织上批准了。

董健吾

当董健吾带着几件瓷器送给张学良后，张学良爱不释手，表示要以重金买下，董健吾坚辞不受。董健吾离开延安时，张学良设宴饯行，席间询问有何要求时，董健吾表达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想法，张学良表示认可。

张学良又问有何私人要求时，董健吾见他如此诚恳，就说：“我家里有三个小学生，有两个是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蒙照顾，望能送他们去苏联读书，当学成后回国效力。”

张学良哈哈大笑，表示一定办到。董健吾回到上海不久，突然一天早上接到张学良老部下李杜的电话，说是张学良已经来到上海，要履行在西安时的承诺。毛岸英、毛岸青两兄弟是毛泽东的儿子，母亲又是杨开慧烈士，董健吾认为此事必须立即汇报党组织，请示如何处理。

很快，组织上同意董健吾前去会见张学良。第二天一早，董健吾应约来到上海西郊哥伦比亚路的一家法国咖啡馆。一进包厢，张学良就跟李杜走了进来。

张学良说：“董先生，很抱歉，这次我是秘密来上海，不便请你吃饭。李杜最近要去苏联考察一番，其实就把当年退到苏联的义勇军重新组织起来，再把他们带回国内。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让李杜把你的3个孩子顺道带去苏联，你看怎么样？”

张学良这一安排，让董健吾很是感动，连连道谢。张学良接着说：“你这3个孩子出国的费用，由我来负责。”随即，张学良将一张10万元法郎支票递给董健吾。需要指出的是，这时张学良还不知道这3个孩子中有两个是毛泽东的儿子。

晚年张学良

董健吾回去后立即准备，不久，他把14岁的毛岸英、13岁的毛岸青以及儿子董寿祺送到李杜家中。李杜领命后，非常注意3个孩子的生活，还让副官教他们如何适应国外的生活，比如吃西餐。出发的日子快到了，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派在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杨承芳，以去苏联学习的名义，跟随李杜一起，护送毛岸英、毛岸青去苏联。

1936年7月，李杜通过各种关系办好了出国手续，一行9人乘船从上海出发，途径香港、孟买等地，于8月初抵达法国马赛。李杜一行一到马赛，便到苏联驻法领事馆办理签证，结果遭到拒绝。

后来李杜才知道，他们的行动被日本情报人员侦测到，向苏联抗议，结果苏联暂时拒绝李杜一行入境。李杜等人在法国滞留的好几月，最后在杨承芳的努力下，联系到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但苏联只同意毛岸英、毛岸青入境。

恰逢此时，“西安事变”爆发，李杜等人很担心张学良安危，于是就返回到上海。1937年，毛岸英、毛岸青被接到了莫斯科，送到莫斯科西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毛岸英当时年龄比较大，他担任儿童院中国学生队队长。

当时进入儿童院的中国孩子都是化名进来的，每次听到有人提到毛泽东时，毛岸英总是保持警惕，从不轻易表露自己的真正身份。兄弟两人的异常，被担任国际儿童院副院长的师哲发现，他多次找兄弟两人谈话，过了很长时间两人才表露了自己的真正身份。

毛岸英和毛岸青

与在国内相比，毛岸英、毛岸英在莫斯科的生活相对比较安全，兄弟逐渐融入到儿童院正常的生活当中。两个儿子在异国他乡，毛泽东很是关心，但是直到1937年11月才恢复书信联系。

繁忙工作之余，毛泽东收到儿子的来信，这让他内心深感慰藉。1938年3月，毛岸英托人将书信和照片带到延安，毛泽东看到后激动的人热泪盈眶，立即复信一封：

“亲爱的岸英、岸青：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的欢喜。现因有便，托致此信，也希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写信给我，我是盼望你们来信啊！我的情形还好，以后有机会再写信给你们。祝你们健康、愉快与进步！毛泽东三月四日”

这封信是目前能够找到的，毛泽东给两个儿子最早的一封家书。信中毛泽东舐犊情深跃然纸上，读后令人潸然泪下。当得知毛岸英进步很快，先后学会了俄语、英语和法语，还在业余时间担任了少先队大队长、儿童院的团支部书记和儿童院所在的列宁区区团委委员等职务，毛泽东越发骄傲。

骄傲之余，毛泽东对儿子们要求愈发严格。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在给儿子的信中先对儿子取得成绩给予表扬，“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

随即话锋一转，“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

毛泽东和毛岸英

毛岸英在苏联学习生活了近10年时间，他一直渴望尽快回到父亲身边。1945年12月底，毛岸英终于回到了延安。回到延安那一天，毛泽东抱病来到机场迎接，看到当年分别还是8岁的小孩，如今已经23岁大小伙，毛泽东很欣慰。

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前，毛岸英一直在毛泽东身边生活。新中国成立后，毛岸英在北京机器总厂工作，职务是担任党总支副书记，毛泽东非常支持儿子下基层。别看毛岸英头衔是副书记，其实跟普通员工差不多，他一边钻研工厂管理，一边走到工人中间，跟大家一起干活。

据当年工友回忆，“他没有一点架子（其实当时很少人知道毛岸英的真正身份），一边跟工人干活，一边说一些革命的道理。脏活累活抢着干，工人师傅都很喜欢他，但大家只知道他姓毛，是陕北来的，根本不知道是毛主席的儿子。”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战火很快烧到了鸭绿江边，我国的领土主权问题遭到严重威胁。不久，我国政府做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毛岸英不愿在工厂里继续工作了，他立即向毛泽东、党中央提交了参加志愿军的申请书。

作为长子，对于这个请求，毛泽东内心有一丝矛盾，可儿子心意已决。10月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为挂帅出征的彭德怀送行，在毛岸英的不断请求下，毛泽东和彭德怀同意了他的请求。毛岸英入朝后，在志愿军司令部担任机要秘书兼任俄语翻译。

彭德怀和毛泽东

然而，仅仅一个多月，毛岸英就牺牲了。1950年11月25日，毛岸英在朝鲜大榆洞因敌机偷袭牺牲，年仅28岁。毛岸英牺牲前，周恩来在获知美军战机已经来到大榆洞上空侦查，他立即致电志愿军司令部注意安全，可惜悲剧还是发生了。

毛岸英牺牲当天，彭德怀一天没有吃饭，傍晚他决定将这件事报告中央军委。一份很短的电文，彭德怀足足写了一个多小时：

“军委并高（岗）、贺（晋年）：我们今日7时已进入防空洞，毛岸英同三个参谋在房子内。11时敌机4架经过时，他们4人已出来。敌机过后，他们4人返回房子内，忽又来敌机4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子，当时有两名参谋跑出，毛岸英及高瑞欣未及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志司 25日16时”

当时中央机要办公室主任叶子龙最先收到这份电报，他立即交给周恩来。周恩来考虑到毛泽东患了感冒，加上一直熬夜关注朝鲜战事，就暂时将这份电报压下来。37天后，即1951年1月2日，周恩来才将这份电报让叶子龙转交给毛泽东。

杨开慧和毛岸英、毛岸青

当毛泽东看到电报，那一刻时间仿佛停止了。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那是一种巨大的悲痛。叶子龙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的场景：

“周恩来说：‘不要瞒了，总瞒着也不是办法，报告主席吧！’我手拿两封电报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他正在沙发上看报纸。我小声叫了一声‘主席’，然后把电报交给他，然后默默地站在那里。毛泽东像平常一样，放下报纸，接过电报看了起来。这时，我感觉空气仿佛凝固了。毛泽东将那份简短的电报看了足足有三四分钟，他的头埋得很深。当他抬起头时，我看到他没有流泪，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的脸色非常难看。他向我摆了摆手说：‘战争嘛，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

周恩来作出指示，毛岸英牺牲的消息不宜大范围传播，叶子龙按照总理要求执行了。有一个问题，当时很多志愿军将领、战斗英雄都运回国安葬，毛岸英完全有资格葬入国内志愿军烈士陵园。那么，毛岸英为何最终葬在了朝鲜呢？

这是毛泽东慎重考虑后的结果。毛岸英牺牲后，志愿军司令部先将其葬入大榆洞附近的一处山坡上。1954年12月24日，彭德怀在办公室里审阅志愿军总部送来了的各种电报，其中一份是志愿军总部就重新安葬毛岸英的请示。

此时，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等战斗英雄的遗体已经运回国安葬，毛岸英理应回国下葬。事实上，毛岸英妻子刘思齐多次向毛泽东提出“迎岸英回家”的请求，结果被毛泽东拒绝了。毛泽东对刘思齐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不是有千千万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岸英也应该埋在朝鲜，思齐儿你明白吗？”

毛岸英墓地

再后来，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毛岸英生前好友尤金说：“共产党人死在哪里，就埋在哪里……我的儿子毛岸英死在朝鲜了，有人说把他的尸体运回来。我说，不必，死哪埋哪吧！”

彭德怀自然知道毛泽东的想法，但是中央一直没有就毛岸英重新下葬问题作出最终决定。在看到志愿军总部的请示文件时，彭德怀提笔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总理：昨二十四日赖传珠同志拟一封电稿，将毛岸英同志尸骨运回北京，我意埋在朝鲜，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的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埋一处。以此教育意义甚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原电稿已送你处，上述意见未写上。特补告，妥否请考虑。”

周恩来认为彭德怀说的有道理，当时金日成也来电向毛泽东表示慰问，表达了毛岸英也是为了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希望毛岸英能葬在朝鲜。当毛泽东看到彭德怀的信后，立即批示：“同意德怀同志的意见，把岸英的遗骨和成千上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掩埋在朝鲜的土地上。”

毛岸英和刘思齐

1958年秋，最后一批志愿军官兵回到国内，这些英勇的战士们胜利完成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使命。谨以此文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岁月静好，有的只是他人替你负重前行。如今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更应铭记历史，不忘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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