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疑心重的原因（蒋介石生性多疑）

上篇文章《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发誓报恩为何却以背叛告终？》讲述了张治中今日一朝遇见蒋介石，如遇伯乐，不自觉地把自己绑在了蒋介石的利益战车上，粉身碎骨，誓要报答知遇之恩。

蒋介石当上国民党主席后，开始显露独裁本性。蒋介石张治中二人政治理念不尽相同，张治中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时刻以统一全国，光复民族为己任，因此认为此时国民党内部不宜分裂，理应团结一致，信守当初的革命誓言，继续北伐。而蒋介石有意违背当初北伐军在武汉成立首都，以武汉为中心，继续北伐，统一全国的计划，改为劫持国民政府迁都南昌，志在先取上海、南京，以南京为巢穴，另建中央。此理念已经违背革命的初衷，激起了国民党内部其他革命党人的反对。要论政治主张，张治中理应跟着当时仍代表着国民政府权力中心的武汉方面走，但张治中深受蒋介石知遇之恩，不愿背叛赏识、提拔、重用他的人。

张治中考虑良久，始终觉得无法两全，权衡得失，他选择了继续跟随蒋介石。他痛苦地说：“我视蒋介石有如恩人，我可以劝蒋介石，但不能反蒋介石。”仅此一言，足以说明张治中矛盾而复杂的性格。而且这种矛盾始终贯穿他的政治生涯，直到1949年。

然而，对蒋介石来说，却是非常受用的。张治中宁可背叛革命，也不愿背叛蒋介石，他用态度，行动为自己的忠诚加分，蒋介石对此有所回应，在见到辞掉武汉学兵团团长和教育长职务后，黯然离汉赴沪的张治中时，蒋介石说：“革命仍将进行，文白无需气馁。以后我就需要多依靠你们了。” 言辞间不仅安慰张治中，而且流露出对心腹爱将的满意。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迫于形势，宣布下野。张治中表示要与蒋介石共同进退，毅然辞去在训练处的工作，申请出国考察，以增长阅历。蒋介石曾劝他留下，他回答：“你既已赋闲，我又何必贪恋职位。”此说法不过是掩人耳目，说给蒋介石听而已。事实上，张治中虽然忠于蒋介石，但是在政治上是有自己的主张治中的。那就是此时革命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统一全国，要达到此目标，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国民党内部不仅不能分裂，而且对外还需要联共联俄。蒋介石恰好做了两件相反的事情。一是分裂国民党，二是围剿苏区。以至于失败下野。

不过在张治中出国考察前，专程前往蒋介石故地溪口短暂停留。期间他和蒋介石多次谈话，主要是协助蒋介石总结过去，对蒋介石在处理国民政府内部关系，国共关系等重大事件进行评析，指出蒋介石在领导方式方法的缺陷。蒋介石认为他的分析有条有理，颇有见地，虽然未做全盘接受，但念及张治中的赤胆忠心，以及此时此刻的遭遇，心里不免感激。人有落井下石者，有共患难，不离不弃者，张治中毫无疑问属于后者。

1927年底，张治中出国考察，用时五个多月，游遍欧、美、日各国。在此期间，蒋介石二次北伐。等到张治中回国时，蒋介石已经定都南京。此时正是国事政务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委任张治中为军政厅长。军政厅是军政部的前身，重要性不言而喻。张治中身体力行，用心谋划，从体制、结构、业务、人员各方面打下基础，成绩有目共睹。蒋介石曾断言文白有治理国家的能力。不过相比较军政厅而言，军事教育无疑又更显重要。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中有很多是他的学生，通过军事教育培养自己的势力，这是蒋介石的意图。

定都南京后，在广州的黄埔军校也搬迁到南京，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这是一所由蒋介石本人完全控制的军校，校长由蒋介石本人兼任。

按章程规定：“教育长承校务委员会及校长之命，处理全校一切事宜，如校长因故不能到校时，得代行其职权。” 由此可见，校长只是名誉之人，而教育长才是负责军校所有日常工作的统领。

蒋介石一向视教育为禁地，不许他人插足，因此在物色人选上必须考虑对党国，尤其是对蒋介石本人忠诚，又有能力者。在蒋介石的眼中，张治中对军事教育是有经验、有兴趣、有办法的，最重要的是可以为自己肝脑涂地，实在是这个位置最合适的人选。

对此差事，张治中求之不得。担任教育长，既可以为蒋介石效力，又可以避开带兵参与围剿红军。据史料记载，从1928年秋至1937年春，张治中担任中央军校教育长整整10年。能在一个如此重要的位置上任职十年，可见蒋介石的确对张治中信任有加。而这十年，恰好也是国共相争较为激烈的十年，史称“十年内战”。

担任教育长，张治中不敢不倾尽全力。他竭力宣扬蒋介石的“功绩”和“修养”，“用意就是在巩固人们对他的信仰，加强他对革命的领导。”

“开明专制绝对服从”，是蒋介石提出的办校方针。张治中对此的解释是：所谓“开明专制”，“不过根据党的纪律学校规则之要求，而使用一种强制手段来执行罢了”；所谓“绝对服从”，就是“服从党的纪律、学校规则和革命领袖蒋介石校长的意旨”。其核心就是服从蒋介石。“绝对服从要做到什么程度呢？好比我说这白纸是黑的，那么你就要说是黑的，不许说是白的。”张治中的阐释，归根到底，就是忠诚二字。对谁忠诚？对蒋介石忠诚。

我们为什么要拥护革命领袖呢？张治中进一步解释道：“中国自革命以来，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可是随后就陷入了不停的内战当中，如今，外敌趁我国防空虚，趁机入侵。我族正处于内忧外患当中。此时此刻，正需要一位得力的人站出来，统一各方。”而谁又能担此重任呢？张治中终于在《蒋介石校长之人格与修养》的演讲中给出了答案：

校长蒋介石先生，他是完全具备了革命领袖的条件，无论在哪方面都是值得我们拥护的……我们只有诚心诚意拥护我们的革命领袖；努力革命事业，我们才有报仇雪耻，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希望。

食君之禄，担君之忧。撇开这些不说，张治中不遗余力地美化蒋介石，把蒋介石说成是中国的救世主，固然有吹捧抬轿的嫌疑，但也寄托了张治中本人的政治理想。而对蒋介石来说，张治中已经不仅仅意味着“分劳分忧”，而且还大有“知我心者，莫若文白”的感慨。

张治中在军事教育上有一套，带兵打仗也不遑多让。只是他带兵跟别的国民党将领大有不同。当时的风气，拥兵自重乃是军人的追求。文不可手中无笔，将不可麾下无兵。手握重兵方能立足政局。张治中却反其道而行之，以他跟蒋介石的关系，堂堂一个心腹爱将，出任军职，并非难事。可是他甘心退居幕后，办军事教育。即使临危授命，带兵作战，战役结束，马上卸下兵权。既表示了对蒋介石的忠心，又显示自己毫无野心。

1929年10月，平汉路之役爆发，武汉是蒋介石军的后方重镇，不可有失。蒋介石在武汉设立行营，原打算自兼主任，任张治中为参谋长，代蒋介石行事。谁知道开军事会议时，蒋介石改变主意，委任张治中为行营主任。理由是以张治中的能力，他完全能胜任。张治中仅凭几千名军校学生，坐镇武汉，出色完成了武汉三镇的卫戍勤务。大战临近结束时，张治中请求蒋介石准予把学生军撤回南京。30日，蒋介石下令张治中结束行营工作。张治中随即率领学生军回到中央军校任内。

中原大战时，已经通过行营主任见识到张治中的军事指挥才能的蒋介石授命张治中编组新军，把嫡系中最现代化、最精锐的教导第二师交张治中统率。教二师“虽然训练时间不长，但编制齐全，所有枪械均系新制”，且“各级官佐均为黄埔出身，堪称蒋介石手下的示范部队。” 5月底，张治中奉命率领教导第二师北上参战。在友军配合下，攻下开封、郑州，阎、冯的主力被击溃，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张治中率兵凯旋南京。

蒋介石有意让张治中继续带兵，在别人看来，这无疑是天大的喜讯，但张治中知道这个消息后，却坚辞教二师师长，向蒋介石说：“能担任师长之位的有很多人选。我比较擅长教育，所以还是担任教育长吧。”蒋介石见他不贪恋兵权，内心极为喜悦。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福建宣布独立，另组人民政府。蒋介石闻讯大惊，放弃围剿苏区，转而进兵福建。他继续重用张治中，任张治中为第四路军总指挥，统率第四路军的嫡系三个军，包括精锐的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张治中率兵经历古城之役，败赵一肩之师，直抵福州，打败了十九路军，平息了“福建事件”。回师后，张治中再次交卸兵权，仍回中央军校，继续担任他的教育长。

此三战是国民党内部中央军与地方势力的争斗，张治中为着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一次次地挺身而出，为蒋介石驰骋疆场屡屡取胜，无可厚非。蒋介石曾说过：“文白，能文能武，党国之幸也！”

(文/西川老怪 原创文章，谢绝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