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物》，文：曾诗雅，编辑：槐杨，封面图：YES24。
她揪住那个欺负的人，大声问：「为什么要欺负人家？」
2020年3月，赵主彬被捕，「N号房事件」曝光，震动韩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性犯罪仍是困扰韩国社会的顽疾之一。相对一般的性犯罪，「N号房」尤为可怕之处在于，涉案人数超过26万，相当于韩国出租车的数量，也就是说，在韩国街道上，你遇到N号房参与者的几率与遇到出租车的几率等同。窥视、威胁、以伤害女性获利，这些罪恶，就在每个人身边。N号房事件令数码性犯罪问题在韩国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此后，警方成立「数码性犯罪调查本部」，迄今处理了2800多起相关案件，相关律法得以改变。少有人知的是，最初发现N号房的，是两个当时还在读大学的女孩，两年中，她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们曾每天「潜伏」在N号房5个小时，身心俱疲，也因为被记者不断地追问目睹的细节，心理受到很大伤害，她们一度必须小心翼翼地生活，但她们还是决定做点什么，让世界发生一些改变。《人物》作者曾诗雅在韩国采访了这两位女孩，年轻的火与丹。如今，她们是一个小组合，名字叫「火花」，她们试图像火花那样，点燃变化，点燃具体而微的光亮。笔记本里的地狱刚才看见的画面是真实发生的吗？两个女孩愣愣地看着对方。咖啡馆里吹出的冷气并不强，但两人的胳膊上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一开始，她们约在咖啡馆，是想寻找有关「非法拍摄」的新闻素材。她们在搜索引擎中输入了关键词，仅10分钟，就找到了一个名为「AVSnoop」的博客，上面有一个引到匿名社交软件Telegram聊天室的链接。点击链接，在注册页输入电话、姓名（注册后电话可以隐匿，姓名可以更改），她们进入了N号房的第一道关口——一个名叫「高墙房」的聊天室，里面1000多个成员，正热烈地聊天。 「来Telegram里看正常东西的家伙没有吧。想看AV还不如去日本网站。」「当然，来Telegram就是为了看儿青物（有儿童、青少年的影像）呀。」高墙房的群公告显示，「存在能看性视频的8个N号房（1-8号）聊天室」。群主「Watchman」时不时地在群里发出N号房的「预告」——一些女生的照片、姓名、学校等信息。不断有群成员讨要N号房的链接，但Watchman给出的链接通向「衍生房」，这是进入N号房的第二道关卡。在「衍生房」内，需要上传偷拍视频或罕见色情片，才能得到进入N号房的链接；不上传相关视频或者不参加性骚扰对话则会被强制退群。这里已经开始出现大尺度视频，儿童被强奸，年轻女孩在卫生间或者独居房里被偷拍……女孩们惊呆了，看到这样的视频，原来只需要这么简单的操作。几小时后，通过一次「把头像换成日本动漫人物」的活动，女孩们得以进入N号房——一个与之前的聊天房全然不同的地狱。N号房的最初创始人名叫「GodGod」(真名文炯旭)。他在互联网上寻找上传了性感照片的未成年人女孩，给她们发带病毒的链接，再伪装警察，获得她们的个人信息，以此威胁她们按照他的意志拍视频。视频画面里，这些女孩有的像狗一样叫着，有的在男厕所全身裸露躺在地上，还有的紧紧盯着镜头自慰……每段视频都会露出性器官。他把这些女孩称为「奴隶」。两个女孩合上电脑，离开咖啡馆，回到其中一个人住的地方，继续守在N号房。此前，她们对「非法拍摄物」的理解还是偷拍，针孔摄像头被藏在公共卫生间、酒店或者随身物品里，受害者毫不知情。但眼前的这些「非法拍摄物」，女孩们有意识地对着镜头、按着「剧本」伤害自己。要报警吗？报警之后还能继续取材吗？报道出来的话，会妨碍警察潜伏搜查吗？问题一个连着一个地冒出来。2019年7月初的一天，发现N号房一周后，两名女孩走进警局的网络安全搜查科，向警方出示了高墙房、衍生房和N号房内的聊天记录和影像资料。警方表示，这是重大案件，他们会上报。一周后，根据两位女孩提供的资料，警方对N号房展开了正式搜查。调查至今还在进行，截至2020年9月，调查人数超过1000人。报警时正值韩国盛夏，热浪汹涌，早在两个月前，市民们就陆续收到了几次暴热预警。然而，2020年3月9日《国民日报》的一篇报道却在开头写道：去年夏天清凉又阴森。这篇报道最早讲述了两名女孩在N号房里潜伏6个月的经历。报道称，在N号房里，女性，包括未成年人，被当作性奴役的对象，被威胁拍摄下非法性视频，还有博士房、熟人凌辱房等不同程度的翻版「N号房」接连涌现，共26万男性参与其中。这篇报道获得了2020年韩国新闻奖大奖。在文末的作者栏写着「特别取材团」，后面的括号标注着共同作者「with火花追踪团」——火花，正是那两名女孩的代号。
火与丹。图源《韩民族》「有什么不对劲，有什么不舒服」2021年1月8日，我在首尔江南站附近的一家学习咖啡店见到了火与丹，她们在同一所大学的舆论学专业就读，丹年长一点，单眼皮，细眼睛，齐耳短发，说话语调轻快；火是丹的学妹，大圆眼睛双眼皮，头发留到了肩膀，说话温吞，但一听到不认同的地方，会迅速表达意见，「不」。在上大学前，她们都不是这样的。那时的丹是长发，总穿长裙，每次出门，一定要化精致的妆。对韩国女孩来说，保持精致妆容是一种基本礼仪。丹从初一开始学化妆，最先学会的是画眼线。这是个需要不断投入时间的过程：学习如何让底妆更无暇，如何让眼睛显得更深邃，如何让每一根头发朝最美的方向垂顺。这套严苛的标准几乎伴随着每一位韩国女性。在YouTube上用韩文搜索「10代的化妆」，会出现2.1万个视频，搜索「小学化妆」会出现1.4万个视频。韩国论坛Naver Cafe上，曾有一个「全职家庭主妇在家也化妆吗？」的讨论，20条回复中只有2条回复「不用」，12条回复「为了好看，每天起床后都要画完整的妆容」，剩下的6条说，「只要外出，就一定会化妆」。根据Mintel的数据，2017年韩国美容市场的销售额为130亿美元，是全球十大美容市场之一。2018年，韩国MBC女主持人林贤珠（音）因佩戴假睫毛和隐形眼镜感到不适，在新闻播报时戴上了圆框眼镜。一些观众向电视台投诉，认为「女主播戴眼镜是一种禁忌」。林贤珠问：「为什么男主播可以在节目中自由自在地戴眼镜，女主播却不行？」那是一种难以名状的不对劲、不舒服。打工时，丹被男经理当众询问是不是要做另一名经理的office wife。她不太懂是什么意思，和在场的其他男人一起笑，回到家上网一查，才知道这个单词意味着「办公室婚外情」。在报社实习第一天，男部长问她，这次就来了两名女生吗，为什么系里不派男生过来？据报道，男编辑让她放上女艺人穿比基尼的照片，说是更吸引眼球。休息时，男记者们讨论彼此的女友，有人提议，用怀孕威胁女生，逼她结婚……2018年，韩国社交平台上兴起「脱下紧身衣」运动，一群年轻女性毁掉化妆品，扔掉裙子和高跟鞋，剪短头发，不再化妆。想到自己每天化妆花一个半小时，而男友5分钟就能出门，丹决定加入这场运动。她走进理发店，要剪一个「超短发」。理发师问，中短发怎么样？之后想要留长也可以。她说，不，我要剪短发；剪到一半，理发师又劝，剪到这里就好了吧？中短发也很好打理。「不，我要剪超、短、发！」丹说。朋友们见到短发的她，「你疯了吗？」好久不联系的高中同学问，「是和男友分手了吗？」随便走进一家面馆，老板问，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我只是剪了个短发。」丹笑了笑。
一些年轻的韩国女性毁掉化妆品参与「脱下紧身衣」运动2018年2月，韩国举办平昌冬季奥运会，火和丹都去做志愿者，住在同一间宿舍。那时，丹不再化妆，不再穿长裙，她变成了一个利落的细眼睛女孩，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对于性别问题的观点。有人问火，不觉得丹姐变女权后很奇怪吗？「有什么奇怪的，人就是那样的啊。」火答。那时，火对性别议题还没什么概念，她只是单纯地不喜欢背后议论他人。火是个乖巧的、要求自己体恤他人的女孩。她只有一位姐姐，没有兄弟，爸爸说，「家里没有儿子，都没有人能和我一起泡澡」，妈妈不说话，脸上满是歉意。那时火还小，但她决定扮演一个缺失的「儿子」角色——像男孩一样，她和爸爸玩摔跤，在幼儿园把同学打到鼻子出血，大口地吞咽下整条五花肉。十几岁，她开始谈恋爱，在男朋友面前扮演「女友」，恋爱纪念日，她打扮了三小时，但男朋友不喜欢她穿裙子，让她回家换衣服，她什么也不说就照做了。在男友面前，她小口小口地吃饭，要去洗手间，就说「我要去接一下电话」。她看过《82年生的金智英》，觉得那是社会的问题，并不存在于自己周围。她看到妈妈一边工作一边还要包揽洗衣做饭等等一切家务，火觉得，妈妈很辛苦，但那只是她自己的选择。一次，班上讨论「2016年韩国江南站无差别杀人事件」，凶手因为厌女而残忍杀害了一名陌生女性，班里男生女生意见对立，轮到火发言，她说：「我不想站在任何一方，因为在我成长过程里似乎从未受到过任何性差别对待。」「这算得上我人生五大谎言之一」，火后来说。说那句话的瞬间，她忽然想起了过去的很多时刻，初二被男生问「能不能摸你的胸」的时刻，在照相馆里被店长夸奖长得像女明星还摸她的脸的时刻，在20岁成人夜被路人搂腰的时刻……「我一直用力地装作什么也没发生，把那些时刻的不安、恐惧、羞耻慢慢地沉入水面以下。」但后来，因为和丹一起发现了N号房，这些情绪再次浮出水面，再也无法假装不存在。
韩国女性反抗偷拍行为的游行世界太安静了平昌冬奥会结束后，火与丹都成为《国民日报》的实习记者。她们关注女性话题，都想为此报道点什么，两人逐渐熟络起来。2019年春天，她们上了同一门新闻写作课，课程结束，教授建议她们一起写一篇关于非法拍摄的报道，参加「深度记实探查报道大赛」。教授说，如果能取得优胜，既能拿到最高500万韩元（相当于3万多元人民币）的奖金，也能让履历变得好看，对毕业后求职有帮助。火和丹同意了，那年7月，她们潜入了N号房。追踪一周后，她们报了警。警方告诉她们，可以继续潜伏在N号房取材。之后的几个月，白天，她们照常上课，晚上，她们潜伏在N号房，每天5个小时，经常到凌晨三四点才离开，保存聊天记录和影音素材，必要时整理后交给警方。在那里，她们看到很多难以想象的人。有人说，自己只想看儿童性视频，说自己「已经和04年生的孩子做过，想要尝试08年生的孩子」。这个人上传了自己在东南亚旅行的视频。视频中，他走在路上，对一个越南小女孩问「多少钱一晚」。这段视频里出现了他的声音和手。火花将这段视频作为证据交给了警方。一个月后，2019年8月，这个N号房活跃分子Kelly被警方逮捕。同年11月，一审判决中，Kelly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火和丹觉得，这是「棉棒一样轻的惩罚」（Kelly案件目前正在重新审判）。在N号房潜伏两个月后，火花发表了一篇名为《贩卖未成年人淫乱物？...telegram非法活跃》的报道，获得了那一届「深度记实探查报道大赛」的优胜奖。4000多字的报道里，她们讲述自己如何一步步进入N号房，发现一重重犯罪现场。她们还采访了京畿大学犯罪心理学科的李秀晶（音）教授。李秀晶说：「政府应当请求海外公司Telegram提供协助。即使这次请求没有答应，经过多次请求，也会成为改变的契机。」这也是火和丹想要达成的改变。报道的导语里，她们说，希望（N号房事件）能成为问责淫乱物非法拍摄、流通者的第一步。但是，世界太安静了。媒体报道的只有她们获得优胜奖的消息。与N号房有关的信息，只言片语地点缀在短短的新闻里。长达7个月，只有两家媒体联系火与丹，一家是《韩民族》，他们主要报道赵主彬；另一家是《国民日报》，火与丹曾经在那里实习，后来，《国民日报》的记者同火和丹一起在N号房潜伏6个月，发表了《N号房追踪记》。火觉得，是因为当时韩国政治风云变幻，前法务部长曹国正陷入丑闻，「比起数码性犯罪，人们还是更关心政坛」。丹觉得，是因为人们对数码性犯罪太轻视。2020年，韩国通信委员会发起了一项数码性犯罪认知的调查，7458多名受访者中，29%的成人和5.7％的学生表示他们目睹过数码性犯罪。其中，认为「（数字性犯罪）完全不成问题」的成年人占9%，学生占16%。后来，在N号房事件已经进入公开讨论的4月，在讨论修订关于《性暴力处罚特例法修改案》的会议上，有国会议员提出：如果连写在日记本上的东西都要处罚，如果连想象都处罚，我们（男性）还能做什么？「这是体现国会议员凄惨认知水平的现场」，火和丹评价。
图源：电影《记得我》熟悉的加害者当世界对N号房回响平平时，火和丹发现，犯罪还在继续。2019年9月末，高墙房里，Watchman消失了，后来，火花得知，当时他已经被逮捕。N号房逐渐「过气」，「熟人凌辱房」成了Telegram上新的欲望载体。在这里，群成员上传熟人的裸体合成影像，以及她们的姓名、地址、职业等。火和丹发现，群成员们侮辱的是他们各自的朋友、妹妹、妻子……「这些人真的是平凡的丈夫、弟弟、儿子吗? 真的是笑着活在我们周围的人吗? 」她们感到难以置信，那是一种自己所知的世界正在崩溃的感觉。在一间名为「女教师房」的熟人凌辱房内，群主发布了一名女教师的很多照片，火与丹看到了她所在的学校。要不要给学校打电话？万一消息传开，会给她带来影响吗？她们考虑了很久，最后决定给对方打电话。那位教师沉默了一会儿，「确定吗？」她不敢相信。照片是她发在Instagram上的，只对特定的熟人公开。她一个一个地缩小范围，终于锁定了那个把她的照片合成、上传的人——她的高中同学。这个人的信息被火与丹交给警方，2020年1月，他被移交检察机关。有记者前辈提醒她们，做记者，不应该在事件中陷入太深，应该保有客观性。她们没说话，继续通过聊天室的信息联系受害者，努力和受害者一起锁定上传者。并非所有的犯人都能被锁定。火与丹曾在熟人凌辱房里发现了学妹的合成照片，她们猜测不出会是谁上传的，要告诉学妹吗？她们讨论过，觉得在不确定加害者的情况下，告诉学妹只会造成二次伤害。最终，她们什么也没有做。这次隐瞒带来的罪恶感一直持续到今天。一个凌晨，火收到了Telegram发送的平台提醒，「XX加入了Telegram」。这个人是火做志愿活动时认识的男生，她愿意相信他是因为工作注册的，但不一会儿，她就在N号房群成员名单里看到了这个人。她想给他打电话，想破口大骂，但她还是什么都没有做。那时，她们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这是真正的梦魇时刻：发现那些人并不遥远，甚至就在自己身边。丹每周至少做一次噩梦，梦里，她看着自己的脸出现在熟人凌辱房，她哭着醒过来。火变得过分敏感。看到男生，她会忍不住想「是不是他也在N号房」；看见公共卫生间里的芳香剂盒子、垃圾桶里废弃的纸杯，她会怀疑里面是不是藏了偷拍摄像头。公交和地铁上，她每几秒就要抬头环顾一圈。直到今天，火仍然活得很小心，不愿意认识新的朋友。从2019年12月开始，毕业临近，火和丹不再每天守在N号房，而是一周进去两次。她们试图一点点拼凑回自己的个人生活。火想出国留学，报了首尔的英语补习班；丹想进入媒体，准备起了资格考试。N号房被大众关注、犯人被绳之以法的期待一直在，但灰心时不时涌来，火花觉得自己「好像一点点在熄灭」。
韩国媒体对「N号房事件」的报道为什么要欺负人家？2020年3月9日，《国民日报》刊载了「N号房追踪记」系列报道，提及了火与丹的追踪，两个女孩开始进入大众视野。一周后，3月17日，「博士房」运营者赵主彬被逮捕。博士房中的视频更极端，且赵主彬通过欲望获利，需要通过网络虚拟货币支付150万韩元才能入场。突然，N号房和博士房一起成了新闻热点，被统称为「N号房事件」——比火和丹预想的迟了半年。火与丹作为事件的最初报道者，接受了很多采访。各自的生活计划停了下来，她们面对媒体，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最多的一天排了10场。有记者要求她们给出受害者的联系方式，还有节目要采访4个小时，让她们像演戏一样，把N号房的追踪过程表演下来。她们都拒绝了。她们以为记者会问现在受害者过得如何，政府的支援是否到位，相关的立法有没有更新，但是，大部分媒体更关注受害者的具体信息。她们被问得最多的就是「N号房里让她们最受冲击的场面」。「所有的场面都是冲击的」，她们答，但记者们总会请她们更详细地描述。两个女孩尽力回想，她们感到心脏在疼，呼吸困难。对着镜头，有一次，她们崩溃地哭了。火与丹开设了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抨击舆论报道的方向，也接受各种各样的求助。每一个联系火花的受害者都说，自己的最大心愿并不是看到加害者被捕，也不是获得救助和补偿。她们只希望，那些影像被永久删除。2020年5月11日，N号房创始人GodGod被逮捕，火与丹觉得，「陈年的污垢终于被洗净」，但她们不敢高兴太久，她们怕别人觉得，抓到GodGod就结束了。事情并没有结束，类似的数码性犯罪还在发生。她们曾在一个聊天平台上伪装成初三女生，注册成功的同时就收到了五位男性的联系。在告诉对方自己未成年后，一个人说了抱歉，剩下四个人说「没关系，那也见一下吧」。五分钟后，唯一道歉的男性回过头问：「即使那样，你可以的话我们也能见面吗？」N号房消失了，新的N号房继续涌现。「我们的社会还需要专门针对数码犯罪的侦查组，避免报警后的不了了之；需要专门针对数码性犯罪的法律，让加害者、围观者都得到严惩；需要专门针对受害者的支援；需要做到永久性地删除非法影像……」火与丹说。早在2020年3月20日，青瓦台就出现了「公开所有N号房个人信息」的请愿，仅三天，146万人次表示了赞同。然而，N号房事件的参与者多达26万人，几乎相当于韩国庆州市的居民数。火与丹也承认，涉案人数太多，「那天」的到来几乎不可能。「但我们会一直等到所有法律制裁结束的那一天」, 她们说。试图让更多人了解N号房的罪恶，她们写了一本书，名叫《当我们称我们为我们时》（우리가 우리를 우리라고 부를 때），写下追踪N号房的经历，也写下自己的成长经历、在各自的小环境中看到的女性困境，以及她们对女性议题的思考。写起来，有时很痛苦，会啪地合上电脑，有时很痛快，比如「原封不动地写下赵主彬（博士）和文亨旭（GodGod）的姓名」。2020年9月，书出版了，她们都给自己的家人看过。火的爸爸读完，生气地说，我哪有这样。但有一天，火看见从不做家务的爸爸正在洗衣服。丹则发现，当奶奶看着性犯罪新闻评论女性自己得小心时，往常沉默的爸爸会飞快地说，「那孩子有什么罪？」火也不再是那个言听计从的「标准女友」，她开始和男友协商，分担家务，或者一块看有关女权的电影。丹也向自己的男友普及什么是「厌女」。男友一开始不理解，男性的妈妈、姐妹、女友都是女性，怎么会厌恶女性？丹和他一起读女权书籍，讲起女性共同经历过的「特殊」时刻，「逐渐能感觉到他是站在我这一边的人」。
火与丹一起翻看她们写的书。图源《新东亚》还是有些东西被改变了。2020年4月29日，韩国国会通过了《Telegram 「N号房」事件防治法》，内容包括「对持有、购买、储存、观看非法性摄影作品的人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0万韩元以下的罚款」，「对利用性取向威胁、强迫他人的人分别处以1年以上徒刑和3年以上徒刑」，「未成年人的性自主决定权从13岁提高到16岁」……2020年年末，N号房事件进入法律审判阶段。N号房创立者文炯旭（GodGod）被判无期徒刑，运营者之一Watchman被判有期徒刑7年，博士房运营者赵主彬在一审宣判中被判入狱40年，又因隐瞒犯罪收益1.08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2.5万元）再加刑5年，累计获刑45年，这是韩国迄今数码性犯罪量刑的最高记录。社会对数码性犯罪的敏感度正在上升。2021年，韩国政府有关数码性暴力的财政预算为37亿韩元，一年前，这项预算为9.8亿韩元。新的一年，火与丹还是很忙，她们去演讲，和政府部门负责人见面，在社交媒体上呼吁人们关注数码犯罪，回应受害者的求助。不过，她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关注者并不多，YouTube的订阅量刚超2万（2021年1月数据，后来数据被隐藏了），Instagram的的粉丝5000多，推特的关注数不到一万。丹说，她理想中的订阅量是30万，「可是也许人都不喜欢长久地沉溺在负面新闻里。」你们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因为我们有两个人」。因为被反复地采访、追问，火在去年4月变得极其敏感。有一回，她从丹的住处回到家，打开玄关门的瞬间觉得哪儿有点不一样——每天开着的、用来通风的衣柜门，此刻却关着。有人闯进来了吗？柜子里是不是有人？她后退，关上玄关门，立刻给丹打电话。丹抓起防身棍就冲出去找火，两个人一起回到火的家，打开衣柜门，里面没有人。她们随时准备着帮助彼此，但很少聊起内心的脆弱，她们不希望自己再去加深对方的创伤，而是更多谈起怎么去治愈自己，或靠冥想，丹则静下来，去听钟表的声音。那些被她们帮助过的女孩也在给她们鼓励。有一个故事她们讲了很多遍：2020年夏天，一位受害者给她们发了一张照片，附上文字：因为太美了，所以想分享给你们。照片里，天空泛着粉紫色的光，一道绚烂的彩虹横跨而过。 「你们的勇气从哪里来？」我问。「啊，这不应该是我们的义务吗？这些事不是我们的话，还有谁来做呢？」火说，「我们两人都是那种忍不住的性格。」上高中时，她看见班里有同学欺负残疾同学，她一路追上去，揪着那个欺负的人，大声问：「为什么要欺负人家？」
图源：韩剧《就算敏感点也无妨》参考资料：<우리가우리를우리라고부를때><여성신문> 10명중 3명은일상에서디지털성범죄목격...‘지인능욕’ 가장흔해<한겨레21> 추적단불꽃의 n번방추적기<한겨레21> n번방을부순 ‘추적’의힘<국민일보> n번방추적기시리즈<The Guardian> 'Escape the corset': South Korean women rebel against strict beauty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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