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蛊揭秘 蓄蛊术怎么来的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于赓哲

两千年来，一个神秘的巫术一直阴魂不散，扑朔迷离，飘荡在中国南方，甚至成了地方神秘文化的组成部分，这就是蓄蛊术。

蓄蛊术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已十分陌生，但时至今日尚在西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留有残余。这种巫术原本并不是西南地区的产物，产自于中原，曾给古人留下巨大的心理阴影。历史上各阶段“蓄蛊之地”不断变迁，由中原到江南，从江南到岭南，再由岭南到西南。

按古籍记载，“蛊”的取得是将许多种虫子聚集在一起，使其互相残杀，“优胜劣汰”，剩下的最毒者就是蛊虫。蓄蛊者通过饮食对人下蛊，受害人会腹部疼痛以致死亡。“蓄蛊”主要目的在于谋财，如果长时间不能毒害别人，则蛊主自身将受到戕害。但是，这些动物食性不同，岂能互相吞食?《隋书·地理志》说蓄蛊是“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蛇怎么能吃虱?虱子又如何能吞蛇?另外，蛊虫如何进入人体内?即便进入，虱子之流又岂能毒死人?后世又有所谓金蚕蛊、蜥蜴蛊、蜣螂蛊、虾蟆蛊、蜘蛛蛊等，其实皆是无稽之谈。但这个传说的生命力却又如此强大，以至于存活至今。

历史上，有蛊毒和巫蛊之分。巫蛊实际上就是一种黑巫术，以桐木为人形，施法诅咒，加害于人，可以说是扎小人巫术的雏形。《红楼梦》里赵姨娘害王熙凤和贾宝玉的巫术就是这个。这种巫术并不使用蛊虫，自然就没有蓄蛊养虫这个程序。

蓄蛊的雏形可能出现在西汉时期。《周礼·秋官司寇》中提到了“毒蛊”，而《周礼》的成书年代大约在西汉。到了东汉时期，蓄蛊传说可能已经颇有影响。东汉学者应劭的《风俗通义·怪神篇》中有个著名的故事：作者的祖父应郴请杜宣饮酒，当时悬挂于墙上的弓影映在酒杯里，杜宣以为杯中有蛇，心存疑心喝下了酒。后来，应郴听说杜宣生病，来看望他，杜宣提起了杯中蛇影之事，应郴后来思考可能是弓箭的影子造成的，于是再次邀请杜宣来到家中饮酒，酒杯中又见到了相同的情形。杜宣知道缘故后病就好了。这就是成语“杯弓蛇影”的出处。

唐代名医许仁则曾一语道破，指出这是畏惧蛊虫。杜宣是怀疑杯中有“蛇蛊”，否则不会仅仅看到蛇影就如此惧怕。这则故事证明，东汉时有关蛊毒的传言可能已经对社会心理产生了不小影响。

其实蛊毒不过是已知的多种疾病而已。古代相信蛊毒的地区和人群往往文化落后，满脑门子神奇鬼怪之事，医药知识匮乏，所以在传说影响下会把很多疾病归为蛊毒，沈澍农等先生在校释日本古代医籍《医心方》中的“蛊毒”时，认为古人所说的蛊毒“症状复杂，变化不一，病情一般较重，可见于一些危急病证、恙虫病、血吸虫病、肝炎、肝硬化、重症菌痢、阿米巴痢疾等。”现代民族学田野调查也能印证这一点，邓启耀《中国巫蛊考察》记载了一位云南医生的亲身经历：“(该医生)从医期间，先后有四十八例自称‘蛊病’患者求治。结果其中有四例是肺结核，二例是风湿性心脏病，四例为晚期胃癌，一例肝硬化……都是现代医学可以明确诊断的疾病，且多数经西药治疗，已痊愈或好转。”现代人如此，以此反推，古代史料中纷纭复杂的“中蛊”其实也是多种疾病的症状。

古往今来蛊毒造成了不少的社会恐慌，也诞生了不少耐人寻味的故事。唐代《太平广记》中记载了一则唐代元和年间发生在浙东的一件蛊案。浙江省诸暨卸任的县尉包某与本地一土豪关系甚好，曾偕怀孕的妻子去他家做客。饭毕回家后妻子却得病去世了。在当时，当地被认为是蛊乡，所以包某怀疑妻子被土豪下蛊陷害，于是两家发生严重冲突，双方均上诉于观察使李逊。对于此案，李逊与观察判官“独孤公”有截然相反的判断，李逊认定包某敲诈土豪，独孤公则因包某妻托梦而认定土豪“蓄蛊”，因此拘留土豪，“不数日，土豪皆款伏”(这恐怕是刑讯的结果)。但李逊仍认为此案“不直”，将双方各加以轻微处罚，还将喊冤的包某妻兄脊杖一通。第二年，孟简代替李逊任浙东观察使，一到任即将土豪十余口杖毙。需要说明的是，此案始终未找到关键证据“蛊虫”，认定土豪蓄蛊只有一项证据——死者包某妻托梦诉冤。当时的百姓一片欢呼，今人看来，土豪全家死得实在是太冤。

现在的蛊毒传说只存在于西南某些偏远地区的乡村，以及湘西山区，这不是偶然的，历史上落后的地区往往被指为蓄蛊之地，而当地文化落后，没有话语权，百口莫辩。

暗黑残酷的蓄蛊传说中还有些黑色幽默。《广东新语》记载清代粤西妇女常嫁粤东商，所谓粤东大致相当于今广东省，粤西大致相当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当时粤西一地是所谓的蛊乡，当地妇女似乎利用了这个传说。粤东商人往往在粤西娶小，这些妇女地位不稳固，丈夫假如返回粤东，自己就可能被遗弃。为挽留夫君，她们找到了一个妙招，声称在饭菜里给夫君下了“定年药”，这是一种定时炸弹般的蛊毒：夫君答应三年返回，则下定时三年的蛊，说五年则下定时五年的蛊，逾期则蛊毒发作，必死无疑。只有按时返回，才能得到解药。这是地位低下的女性维护自己权益的无奈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