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德鱼的故事(食鱼帖吃鱼的文化)

顺德鱼的故事(食鱼帖吃鱼的文化)(1)

《食鱼帖》卷,唐,怀素

顺德鱼的故事(食鱼帖吃鱼的文化)(2)

《肚痛帖》(局部),唐,张旭(明刻)

祝勇

最能代表怀素法书性格的,笔者以为是《食鱼帖》。这帖现在是私人收藏,笔者看到的,只是印刷品。故宫博物院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中说,《食鱼帖》笔画稍嫌滞涩,枯笔中见有补描之迹,并非怀素真迹,而应是他人半临半摹之本,但勾摹技巧高超,结体笔画也保持着怀素书法的面目,这样的早期摹本与真迹有同等重要的学术价值。

《食鱼帖》受到历代文人喜爱

几十年前,作家黄裳先生就从书店里购得了一帧印刷的《食鱼帖》,洋洋自得地记道:“这两天天气很好,是江南最好的秋日。出去闲走,在书店里买得文物出版社新刊的唐怀素《食鱼帖》真迹,非常高兴。这帖只不过草书八行,五十六字。字写得好,文字尤为有趣。”

《食鱼帖》是这样写的:老僧在长沙食鱼,及来长安城中,多食肉,又为常流所笑,深为不便,故久病,不能多书,实疏。还报诸君,欲兴善之会,当得扶羸也。九日,怀素藏真白。

怀素幼时出家,“老僧”是指他自己。在长沙时,他是吃鱼的,后来到了长安城,没有鱼吃,就只能吃肉了。僧人吃肉,被凡庸之人耻笑,心里实在不爽,时间一久,就生了病。生了病,吃不了啥美味,所以要告诉诸君,想要开心的饭局,还得等病好之后吧。

这《食鱼帖》里的怀素,多么的贪吃,多么的肉欲,多么的坦诚,多么的可爱,没有一点点伪饰,看上去一点儿也不“素”。

食鱼的小小欢乐,永远停留在纸上。这《食鱼帖》,一直是历代文人喜爱的。黄裳先生说:“怀素是坦率的,他公开承认常常吃肉,白纸黑字,不怕被人抓住小辫子,以触犯佛门清规戒律的罪名揪出来批斗,是很可爱的。”

临《食鱼帖》,写着写着就馋了,好像嗅到了鱼、肉的香味。

与张旭一样“癫狂”的狂草大师

鱼没吃好,肚子就痛了。怀素的《食鱼帖》,总让我想到张旭的《肚痛帖》。

张旭是李白的朋友,杜甫《饮中八仙歌》(又称《八仙歌》),李白和张旭都被列为“饮中八仙”。安史之乱中,二人在溧阳(今属江苏常州)相遇,还曾在酒楼上一叙。《饮中八仙歌》这样写张旭: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说张旭酒饮三杯,即挥毫作书,时人称为“草圣”。他不拘小节,即使在王公贵族前也脱帽露顶,挥毫落笔,却如云如烟。不只是杜甫这样写,李颀在《赠张旭》中也写:“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不仅不戴帽子,露出脑瓜顶,在挥笔作书时,还要长叫个三五声,有一点儿神经兮兮。有时候发起“神经”来,甚至干脆拿自己的脑袋当毛笔,蘸墨在墙上“奋笔疾书”。无论墙壁、屏风,只要他看见一片空白,都会用自己的字去填补,恍惚间,如见大小龙蛇,乘云而起,风雨云雾,变幻迷离。等他醒了,看到自己的手迹,以为那是神仙留下的字迹,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张旭的《肚痛帖》没有纸本留下来,宋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曾被摹刻上石,现在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石刻,是明代重刻的。

《肚痛帖》是这么写的:忽肚痛不可堪,不知是冷热所致,欲服大黄汤,冷热俱有益。如何为计,非临床。

从《肚痛帖》的笔迹可以看出,张旭写此帖时,把毛笔蘸饱了墨汁,一笔写数字,至墨竭时再蘸一笔,以保持字与字之间的气脉贯通,还可以控制笔的粗细轻重变化,使整幅作品气韵生成,有一种“神虬出霄汉,夏云出嵩华”的气势。

《肚痛帖》开头的三个字,写得还比较规正,字与字之间互不连接,从第四字开始,便每行一笔到底,上下映带,缠绵相连,越写越快,越写越狂,越写越奇,意象迭出,“癫味”十足。区区三十字,在粗与细、轻与重、虚与实、断与连、疏与密、开与合、狂与正之间回环往复。这种大开大合,如天地万物生机勃勃,如风云气象波谲云诡。

怀素也是李白的朋友,李白晚年到怀素的老家湖南零陵(今湖南永州),写下一首《草书歌行》。诗中如此描述怀素写字时的神态:

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

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

怳怳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

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

怀素是唐朝继张旭之后的第二位狂草大师,无独有偶,他也很“癫”很“狂”。释适之《金壶记》描述他:“嗜酒以养性,草书以畅志。凡一日九醉,时人谓之‘醉僧书’。”一日九醉,确实有些过分,这一天除了醉酒,什么事都没干,但他们写字,只有醉酒时能写,而且见到什么就在什么上面写。陆羽《怀素别传》说他“疏放不拘细行,时酒酣兴发,遇寺壁里墙、衣裳、器皿,靡不书之”。

笔调平和但仍保留随意洒脱个性

怀素写字,连寺壁、衣裳、器皿都不放过,比张旭还要“变态”。陆羽还说他“贫无纸可书,尝于故里种芭蕉万余株,以供挥洒”。“颠张醉素”,日子都过得贫苦,或者说,他们根本无意于物质生活的丰赡。李颀在《赠张旭》中也写他“下舍风萧条,寒草满户庭”。陋室寒舍,荒草凄凄,他住的地方,着实不怎么样。但盛唐的人有福了,因为张旭、怀素两大书家,在墙上书,在衣上书,在器上书,甚至在芭蕉的叶子上书,随处扯下一页,就是他们的“真迹”。

只是这些“国宝”,如今都消失在历史的云烟中了,我们今天无缘再见到。黄庭坚说:“张长史行草帖,多出于赝作。人闻张颠,未尝见其笔墨。”黄庭坚所处的宋代,张旭书法尚且寥落无存,何况今天。

他们落在纸上,穿过千年风雪留存到今天的纸本墨迹,只有张旭的《古诗四帖》(辽宁省博物馆藏,为张旭存世法书孤本),怀素的《自叙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苦笋帖》(上海博物馆藏)、《论书帖》(辽宁省博物馆藏)、《食鱼帖》(私人收藏)、《小草千字文》(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屈指可数。

《食鱼帖》是有纸本墨迹留下来的,原本是山东潍坊丁氏家族收藏,后来丁家迁至青岛,这“传家宝”也辗转到了青岛博物馆。20世纪70年代末,故宫博物院徐邦达先生从青岛博物馆“未清理好的”一堆物品中意外发现了它,恰若无意中捞到了一条大鱼。后来,《食鱼帖》被归还给丁氏家族。

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中说,《食鱼帖》笔画稍嫌滞涩,枯笔中见有徐徐补描之迹,并非怀素真迹,而应是他人半临半摹之本,但勾摹技巧高超,所见只有唐摹《万岁通天帖》(辽宁省博物馆藏)能与之相比,结体笔画也保持着怀素书法的面目,这样的早期摹本与真迹有同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与《自叙帖》的激越飞扬比起来,《食鱼帖》的笔调已经平和稳健了许多,但仍然保留着怀素随意、洒脱的个性,好似兴之所至的涂抹,而不是什么“创作”。所以苏东坡说他:“其为人倜傥,本不求工,所以能工如此。如没人操舟,无意于济否,是以覆却万变,而举止自若,近于有道者耶?今观此帖,有食鱼、食肉之语,盖倜傥者也。”

肚子痛了,或者吃一条鱼,这样的寻常事,都要写一张“帖”,可见他们天性的烂漫,信笔随心,浑然天成。

相对于正襟危坐、端庄锦绣的楷书,这样的内容、这样的写法,都有些“出格”。

而书法,本应是这真实性情的表露,就像他不讳言食鱼、食肉一样。

《故宫的书法风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来源: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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