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名将罗艺是否来过虎牢关（宋两朝公案剧的奠基人）

我们一说到关于唐、宋两朝的公案剧，最先想到的肯定是狄仁杰和包拯。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唐、宋两朝公案剧，还有关于谢瑶环的、宋慈的之类，听说还有苏轼的。很多人觉得以唐、宋两朝为背景的公案剧，偏重于推理寻凶，解开谜团，而对政治背景，大的朝局缺乏展现。我倒觉得未必，80年代的《包公》其实探案内容不多，反倒是朝廷政治是反映的重点。

我觉得现在的狄仁杰和包拯系列，普遍倾向于推理探案，寻找凶手，政治斗争为辅的结果，还是受到了高罗佩和陈文贵两人风格的绝对影响。

最早清朝人写的《狄仁杰四大奇案》虽然名为“奇案”，但其实表现更多的是狄仁杰居官治民的表现，劝化理政的能力，并没特别突出他“神断”之能，严格说这是一部政治多于公案的作品。但是，荷兰人高罗佩对狄仁杰发生兴趣后，他按照西方侦探的面貌，改造了狄仁杰，因为他的这个改造，狄仁杰其实被洋化了。如果我们尝试拿《大宋提刑官》里的宋慈和狄公案电视剧里的狄仁杰做比较，会发现狄仁杰的形象更西化一些。

高罗佩

很凑巧的是，高罗佩改造的这个狄仁杰，被出口转内销，再次介绍翻译到国内后，反倒成了中国读者和观众喜欢的对象。我觉得原因嘛，还是80年代改革开放，我们的思想正在开放，正迫切急于接受西方新思潮。而这个西化的狄仁杰，恰好应和了当年改革开放看世界的国人心理。所以这个有点半香蕉人性质的狄仁杰，反倒被我们喜欢并热传起来。

因为狄仁杰的一时受欢迎，当时乃至现在的人们，都习惯性地受到从众心理影响，人们编唐朝为背景的破案剧，自然会想到高罗佩塑造的狄仁杰，不论编剧还是观众，似乎都有此联想。高罗佩厉害之处，就是他把狄仁杰彻底塑造成了唐朝断案故事的标杆，大家都接受并趋同了这个杆儿，所以以后编关于唐朝的探案剧，都情不自禁地按照高罗佩笔下的狄仁杰的形象来塑造，这么一来，唐朝断案剧我觉得，都不可思议地趋同于高罗佩。但高罗佩是西洋人，他写的狄仁杰是被欧化的，成了福尔摩斯式的物证侦探，这其实和真正的中国古代官吏差别很大。

另一个原因是，高罗佩的狄仁杰系列，应该是中国大陆解放后见到的第一部唐朝探案小说。以唐朝为背景的公案故事并不多，而80年代我们也许只能见到两套，一套就是高罗佩的狄仁杰，另一套是影响十分有限的陈舜臣的贺望东系列，后者只有六个短篇，没有影视化。而且，陈舜臣笔下的日本留学生贺望东，其实也被明显欧化了，是个披着古代外衣的现代侦探，和高罗佩塑造的狄仁杰差不离。

所以，这么一来，自然高罗佩塑造的狄仁杰，几乎成了我国观众普遍感觉的唐朝侦探形象，而他的故事，也几乎成了唐朝背景公案剧的样板。我们后来拍的诸如女巡按、侠侣探案、长安三怪探等唐朝背景的公案剧，都能明显看到高罗佩笔下狄仁杰故事的影子，以至于后来的两个狄仁杰探案题材剧，都照搬了高罗佩套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现代化、西化的表现，背离了历史味道。

而关于宋朝的公案剧，则明显以“包青天”系列为代表，造成的结果是，“包青天”系列一出，以后的宋朝探案剧，几乎全都以它为标尺来编。一则“包青天”系列确实多，单台湾版就二、三百集，一续再续，影响实在大。再者它也应该是大陆第一次接触到的宋朝背景公案剧，趋从心理使然。

其实我们80年代也拍过电视剧《包公》的，那个剧就是以政治斗争，以及表现包公的刚正无私为重点，以塑造人物为主，适度加点探案侠义内容。90年代初的《三侠五义》也是这个路子，《白眉大侠》里的主线其实是忠臣与奸党的政治搏杀，并非以探案寻凶为中心。

但是，陈文贵编剧的《包青天》一被引进到大陆，自此宋朝的公案剧，就很神奇地趋同了。陈文贵本来就出身侦探小说作家，80年代连续三年获得“林佛儿推理小说奖”，应该是那年代台湾名头最响的侦探作家了。他编写《包青天》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受自己风格——即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影响，以人情义理敷演推理故事。陈文贵和高罗佩不同，高罗佩的狄仁杰更传统，风格继承“黄金时代”，有些像阿加莎·克里斯蒂和埃勒里·奎因，以现场侦察，物证搜寻，推理解谜为重点；但陈文贵则继承的是松本清张、森村诚一这些人的风格，在推理解谜的同时表现社会人情，所以台湾版《包青天》可以看出，并不重视现场调查，细节侦辩的表现，甚至连验尸都一带而过，这是社会派的特点，抓大放小，重视动机，由动机寻找嫌疑人，这在《包青天》里表现明显，所以心证和物证推理不多，这和狄仁杰系列有一定区别，后者比较重视物证推理。

陈文贵

包青天系列的另一个明显特点是忠奸斗，这似乎是受到传统包公故事的影响。包公故事自清朝以后，被改写成了“包公斗奸臣”，把忠奸黑白对立，奸臣一上来就是大白脸，他鼓惑朝廷，把持朝政，包公开始和他斗争，想尽办法扳倒他。《包青天》系列剧中，非但没有削弱这个特点，反而将其纳入到“社会派”推理的框架里，把斗奸臣和“社会派”的揭露政治阴暗面结合，更加强了这个元素。即陈文贵创造出“通过推理斗奸臣”的手段，结果被以后的宋代公案剧继承，最明显的就是《大宋提刑官》，那部剧几乎就是把“通过侦察、推理斗奸臣”的手段发挥到极致了。

“通过侦察、推理斗奸臣”的思想，其实前提就是，得先介定忠奸阵营，谁是白脸，谁是黑脸一目了然，白脸奸臣不断设局，包公、宋慈以推理破解。那么，陈文贵为他作品里的包公，又设了一个限制条件——即破局必须靠推理，靠其他不行。这种设计最后几乎被宋慈戏和其他宋朝公案剧（诸如寇凖）继承。所以不论包公戏还是宋慈戏，你几乎见不到奸臣通过人事调动，剥夺清官调查权的手段，寇凖剧里八贤王光芒万丈的存在，秒杀一切想把推理主角换掉的可能性，宋慈剧里虽然出现过一些奸党通过买通上官，欲制止宋慈调查，但作者人为给宋慈设保险，生生设置出一个铁面无私的公主，宋慈想治谁她都保驾护航，连丈夫也绑来叫宋慈治，于是他查贪治腐无往不利，连岳父都被他治了，而宋慈被下狱，还是公主出面救的。在这个尚方宝剑一般的圣母面前，所有政治迫害都不存在了，于是只剩下推理解谜。

这么一来，通过设置“尚方宝剑”（包青天剧里的三口铜铡、八贤王的打王金锏），陈文贵把他包公剧里的所有权力阻碍都清除了，使得包青天成了可以任意断冤寻凶治贪腐的利剑，连皇帝也敢拘，后世有关宋朝的作品里，不可思议地集体继承了这个套路，如《苏东坡》里苏轼遭遇乌台诗案时，那个范镇莫名其妙地拿出一个仁宗诏命，楞说自己的金剑能上打昏君、下诛佞臣，这跟杨家将、包公戏里八贤王的打王金锏一个套路，直到当下的历史正剧里，我们竟然还套用这个模式。

所以可以看出，有关唐、宋两朝的断案剧，其实就是高罗佩和陈文贵作品的不断复制和模仿，唐朝复制高罗佩的《狄公案》，所以后来的探案剧里，都是迷雾重重，寻凶解谜。宋朝的探案剧则复制陈文贵，所以当官的总是铁面无私，敢于“犯上”，却总有个拿着打王金锏的超级存在出来死保。而且最好玩儿的是，那些超级存在手里的打王金锏，从来没有被偷、被抢、丢失过，永远在该需要的时候就拿出来压人，好神奇哟！

所以我觉得，高罗佩和陈文贵把唐、宋两朝公案剧给定型了，唐朝偏西化，宋朝忠奸斗，如果以后哪个编剧，能够突破这个模式，倒不失为一种创新，现在看来似乎还没有。

高罗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