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李鸿章到底有多牛（同为晚清四大名臣）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当晚，起义士兵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后，发现里面的武器应有尽有，什么德制毛瑟枪、日式步枪都是成千上万支，什么汉阳造山炮、德国克虏伯快炮也都有几十门，顿时士气大振，连夜进攻湖广总督署。

湖广总督瑞瀓和第八镇统制兼湖北提督张彪，仗着人多势众，当时对扑灭起义还是充满了信心。战斗如果拖到天亮后，城内外的清军和汉阳、汉口两地的清军集结起来，起义军就成瓮中之鳖，等着乱炖了。

关键时刻，第八镇炮八标的起义士兵带着大炮，占据蛇山，对着总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一顿狂轰滥炸，轰垮了瑞瀓的心理防线。瑞瀓连夜出逃，抵抗的清军群龙无首，很快溃败下来。

起义军顺利占领武昌，两天后武汉三镇全部光复，随后在武昌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和政府——鄂军都督府，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号召各省民众响应起义。

一次意外的起义，就这样成功了。此前孙中山搞了十次革命，通通失败，谁都没想到一次计划外的起义，会成为旧时代的终结者。这是什么道理？

2018年11月27日，武汉，辛亥革命博物馆（武昌首义，张之洞）。

01

张之洞的仕途分野以44岁为界。这一年，他升任山西巡抚，从京城的清流言官，一下子成为封疆大吏。

此前，他是帝国最著名的嘴炮之一，怼天怼地，怼卖国贼，怼贪官污吏。

同治、光绪年间，帝国政坛以品性不同分为“清流”“浊流”两派。清流是一群翰林和御史，标榜气节，喜参劾贪劣官员，对外多主战，缺点是不谙形势，放言高论，不切实际。张之洞是其中一员健将，与张佩纶号称“青牛角”（清流谐音“青牛”），专门顶人。

浊流则是一些颇具才干、喜学洋务的官员，对外常主和，弊端是往往不免贪诈。李鸿章、袁世凯是学洋务最著实绩，而常常成为清流攻击的目标。

作为一名清流，张之洞这一时期的得意之作（之一）是狂批崇厚卖国。

1878年，清政府派崇厚出使沙俄，负责谈判要回被沙俄霸占的伊犁地区。这家伙没有外交常识，对新疆的边境形势也一窍不通，结果，伊犁是要回来了，却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割让伊犁周围的大片领土，还要赔款500万卢布。

消息传出，举国哗然，都骂崇厚丧权辱国。只有李鸿章还在袒护崇厚，认为应该承认既定事实，不要把沙俄惹火了，不然后果很严重。

张之洞早就看不惯李鸿章一味妥协的外交政策，这下一定要怼死这帮卖国贼不可。他发挥了死磕精神，在一年多时间里，死死揪住这件事，前后上疏二十余次，请求诛杀崇厚，主张急修战备，同时指责李鸿章当此战云密布之际，泄泄沓沓，无所作为，甘心畏葸，不能任战。

他有一段话说得极为在理：西洋挠我榷政，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

事情以崇厚入狱抵罪，曾纪泽重新出使沙俄，挽回部分权益告终。但离张之洞想要的结果，还是差得太远。

02

在当时，张之洞被认为是理想主义者，李鸿章是实用主义者。二人不在一个擂台上，所以时常隔空挥拳，却分不出胜负。

但是，自1881年外放成为山西巡抚开始，张之洞逐渐跳出清流派，而向洋务派靠拢。当理想主义向实用主义转变的时候，李鸿章以为他们会殊途同归。

李鸿章曾经讥诮说：“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迨至升任封疆，则痛恨言官更甚于人。尝有极力攻讦我之人，而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

言下所指，即是张之洞。他以长辈的口吻，以为把张之洞看得透透的，其实，最终二人既殊途，也不同归。

1884年，张之洞任两广总督。任内的作为，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根基。期间，中法大战，中国取得了近代对外战争唯一的大捷，张之洞有审察大势、说服朝廷、调和诸将、供应后勤的功劳。

张之洞极力主战，全然没有堕入“屁股决定脑袋”的窠臼，不因离开清流的位置任了实职，就像李鸿章那样畏首畏尾。他派使者携带急信和五万两饷银去恭请年届古稀、息影田园的冯子材出山。李鸿章以其年老力衰，强烈反对起用冯子材。

张之洞坚持认为：“冯虽老，闻未衰；旧部多，成军易；由钦往，到越速；在越久，水土习；用土人，补遣便。将才难得，节取用之。”

冯子材不负众望，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

主和派这时想见好就收。李鸿章甚至责令张之洞如期停战撤兵，“倘有违误，致生他变，唯该督是问”。这使张之洞很恼火，但又感到自己的洋务实力远不如李鸿章，因而无力左右朝局，非大办洋务迎头赶上不可。

此时，清流派日渐凋零，曾与张之洞齐名的张佩纶打嘴炮可以，实干却不行，在中法战争中以福建水师的覆灭祭奠了他的名声。只有张之洞，完成了从清流健将向洋务后起之秀的转型。

▲电影剧照：镇南关大捷

03

张之洞实在是憋着一口气，要与李鸿章一争高低。你李鸿章办洋务办得好，但办成了投降派；我张之洞洋务要比你好，还要守住主战者的底线。他的内心大概就有这股劲儿。

他的口号是“洋务为今日要政”，在广东雄心勃勃地筹建起枪炮厂、炼铁厂、纺织厂等大型洋务企业，正式跻身洋务派。

机器都订好了，不料却接到调令，要他转任湖广总督。他的后任李瀚章讨厌新事物，怕费钱费事，张之洞只好带了工厂搬家。

晚清封疆督抚大员有数百人，像张之洞这样肯做事，自讨苦吃的，真心不多。张之洞的伟大在于，无论身处清流还是洋务，都保留了一股死磕的劲头。

最终，他办成的事业都很大——汉阳铁厂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厂，比日本的八幡制铁所整整早了七年；汉阳兵工厂（湖北枪炮厂）步枪产量占全国的45%，直到抗战时期“汉阳造”步枪还在发挥杀敌作用；历时7年，在武昌沿江一带布局布、纱、丝、麻四局，成为华中最大纺织中心；武汉在他手上超越天津、广州、南京等，成为全国仅次于上海的近代大都市……

毛泽东后来对张之洞有过一个评价，说“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经过这番努力死磕，张之洞已有资本去呛李鸿章。1903年，他曾短暂调任两江总督，期间他狠批江南制造局“费工多而出枪少”，对国家的武器装备大局没有什么帮助。江南制造局是李鸿章办洋务的得意之作，张之洞凭借湖北枪炮厂的崛起，毫不客气就把李鸿章踩在脚下。

李鸿章作为洋务前辈，自然也看张之洞不顺眼。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二人常因政见不合而互相谩骂。当时，李鸿章在北京主持和议，与东西洋十一国代表商议和约，张之洞总是提出不同意见。李鸿章于是对别人说：“香涛做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也。”张之洞闻言深恨，勃然反击：“少荃议和两三次，乃以前辈自居乎？”这两句话适成天然对偶，流传一时。

不仅是对李鸿章，张之洞对曾国藩、左宗棠这些前辈，意念中也是卯着劲儿。结果就是，晚清四大名臣中的这名晚辈，不愧是全能选手：在学问上媲美曾国藩，在洋务上堪比李鸿章，在爱国主战上不亚左宗棠。

有意思的是，曾、左、李均以枪杆子发迹，只有张之洞以笔杆子发家，在道德上更占据了优越性。

▲汉阳铁厂

04

庚子事变后，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权势最重，并称为“清末三大总督”，又并称“三屠”。其中，袁以剿杀义和团，故称“屠民”；张以好大喜功、挥金如土，故称“屠财”；而岑则以喜参劾官吏，则称“屠官”。

其他“二屠”先不说，但说张之洞“屠财”，实在是同时代人对他的诋毁。

办大事就要斥巨资，这是帝国官员都心知肚明的道理。张之洞是个办大事的官员，《清史稿》说他“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在一个官员集体不作为的年代，做大事的人反会被扣上“好大喜功”的帽子，多花钱就会被诋毁为“挥金如土”，这就是所谓“屠财”的由来。

事实上，张之洞所办的事业，包括轻工业、重工业、教育、铁路等等，每一样都要花费巨款。然而从中央得到的拨款却极其有限，基本都靠地方自筹。这让他很发愁，也逼他想出了许多法子。他在经济并不是很发达、税源不甚充裕的湖北苦心经营十几年，筹款之巨，堪称地方督抚中超一流的理财能手。

举个例子，他在湖北曾搞过发售，以此开拓财源。因为营销策略得当，湖北的签捐大票发行了两期就超过江南义赈，从此畅行南方各省，在清末市场一枝独秀，前后发行十年，共117期，赢利最多时每年可获“七八十万金”。

晚清地方疆吏更调很频繁，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却干了十几年，原因不是他做成了地方军阀，而是修芦汉铁路（即京汉铁路）费了太多年时间。路没修好，他不能走，因为他一走，这路十有八九就黄了。这么费心费力费钱的事，他人不愿为，也不能为，非张之洞不可。

你看，张之洞要是生在当代，他就是刘志军，而且是不贪污受贿的刘志军。

都知道张之洞是直隶南皮人，但他出生在贵州兴义府。他父亲张鍈是兴义知府，克己奉公，两袖清风。从小，父亲就这样教育他：“贫，吾家风，汝等当力学。”张之洞牢牢地记住了父亲的这句话，记了一辈子。

26岁中探花之后，张之洞曾有近十年的时间在各省做学官。这是个好差事，曾国藩早年在京就曾眼巴巴瞅着外放学政的机会，可以极大改善收入状况。张之洞不一样，他对这些按潜规则该得的银两全无兴趣。他做完四川学政，按例可得参费银二万两，但他辞而不受，搞得连行装路费都成问题，只好卖书筹钱。

若拿他跟李鸿章相比，其个人操守更远在后者之上。40岁生日时，张之洞还是一名京官，手头拮据，连做生日都是典当了妻子的陪嫁首饰才置了酒席自祝。50岁生日时，他已是呼风唤雨的两广总督，但生日当天，他关起门来，不接受人家贺寿。广州明伦堂士绅为表彰他兴学育才之功，写祝寿文，送爆竹，到了总督府，却尴尬地发现连门都没有。

有时年关实在挺不过去，张之洞就派人典当衣服之类。当年，武昌一些大当铺有一规矩：凡是总督衙门拿皮箱来当，每口箱子都给200两银子，并不开箱验看，只照箱数付给银两。开春后张之洞手头松动一点，必会派人用银两赎回箱子。

其嫡孙女张厚粲追忆祖父亦说，家族以耿直清廉为训，“祖父老家在河北南皮，当时祖父主张兴修铁路，就是不同意把铁路修在老家。掌管铁路修建的官员纷纷把路线往自己老家‘引’，而张公却偏偏避开自己的家乡，以明其廉。”

临终前，张之洞给子孙留下遗嘱说，为官40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望你们无忘国恩，勿坠家风，必明君子小人之辨，勿争财产，勿入下流。

晚清在汉口传教的英国人杨格非曾写道：“张之洞在中国官吏中是一个少有的人才。他不爱财，在这个帝国中他本可以是个大富翁，但事实上他却是个穷人。财富进了他的衙门，都用在公共事业和公共福利上。”这个评价用在张之洞身上，恰如其分。

▲张之洞在湖广总督署办公

05

到了清末，随着李鸿章、刘坤一、荣禄先后去世，张之洞与小他近两轮的晚辈袁世凯成为帝国唯二的扛把子。他俩的关系好坏，事关帝国走向。

1907年9月，七十高龄的张之洞与袁世凯一道被朝廷正式任命为军机大臣。此次张之洞进入中央核心权力机关，是一贯以平衡之术驭臣的慈禧想以其平衡势力渐大的袁世凯。

袁世凯继承的是李鸿章的衣钵，其与张之洞的明争暗斗尽人皆知。

不过，与张、李当年的互怼互掐相比，张、袁的矛盾与政见的关系倒不算大。两人的龃龉更像是前辈的傲慢导致了晚辈的不爽，是娱乐新闻，而不是时政新闻。

袁世凯初任直隶总督，曾南下汉口，拜会张之洞。袁与张的属下谈论时，就极力赞誉张之洞在湖北规划宏大，称：“当今唯吾与南皮两人，差能担当大事。”

在宴会上，张、袁交谈甚为融洽。宴后，屏退仆从，两人密谈二小时之久，后张之洞因精力不支，昏昏沉沉，倚着桌子竟要睡着了。袁世凯悄然退出，吩咐下人勿惊动香帅。

袁以直隶总督身份，按制度出入辕门必须鸣炮。张为炮声惊醒，这才急忙追袁，追至下关，两人各致歉意，约定后会有期。

次年，张之洞上京路过保定，回访袁世凯。结果，在宴席中间，张之洞又“故案重犯”，昏昏入眠，隐约还有鼾声。

张之洞因为起居无节，时常在公务活动上会周公。也可能是，正规科举出身的他，打心底里瞧不起行伍出身的袁。总之，两番见面之后，张、袁不仅没有增进好感，还无端生出许多不快。

好在两人都是欲成大事之人，所以在政见一致时还能保持共进退。最典型的是废科举，当时军机大臣三人，张、袁两人赞同，王文韶反对，两票对一票，就把影响了一千多年的事儿办了。

慈禧死后，载沣为摄政王，决定为兄（光绪皇帝载湉）报仇，诛杀袁世凯以谢天下。张之洞硬着头皮，警告载沣说，袁世凯身负练兵重任，羽翼已丰，死党有力，京师在其掌控之中，倘若处置不慎，则社稷宗庙危矣。载沣接受了张之洞的意见，发布袁世凯“患足疾”着即开缺、回籍养疴的谕旨。

可见，张之洞最后还成了袁世凯的救命恩人。

▲晚清四大名臣（从左往右）：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

06

袁世凯开缺后，张之洞也未能展开拳脚。载沣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张之洞产生重大分歧，二人关系迅速恶化。

张之洞主张化除“满汉畛域”，以保局势稳定。但载沣越来越偏重任用满族亲贵，在清除袁世凯势力时乘机剥夺、削弱一些汉族官员的权力，同时任命自己24岁的弟弟载洵为筹办海军大臣、22岁的弟弟载涛管理军咨处事务。

作为大清的忠臣，张之洞预感这是倾覆江山社稷之举，但与载沣力争无效，以致郁狂气发，直到呕血。

在处理一桩铁路弊案时，张之洞认为载洵、载涛两贝勒推荐的继任人选不妥，苦口婆心向载沣说此事“舆情不属，必激变乱”。谁料，这位青年说出一句骇世名言：“有兵在！”

张之洞大出意外，对人感叹：“不意闻此亡国之言！”病情更加严重。

在立宪方面，张之洞感到，如不尽快开国会很可能会丧失民心，爆发革命，因此一直力主速开国会。这同样被载沣拒绝。

这一年，载沣25岁，张之洞逾70岁。可以看出，载沣未老而顽固不化，张之洞却越老越开明。

1909年10月4日，载沣去看望张之洞。载沣走后，陈宝琛进室打探摄政王究竟谈了什么，张之洞只是叹息：“国运尽矣！”

就在这一天，张之洞溘然长逝，享年72岁。

张之洞死后两年，在他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武汉，爆发了武昌起义，推翻了他生前效忠的清王朝。他的门生张继煦解释辛亥革命为何在武汉取得成功，说：“（武汉）有官钱局、铸币厂，控制全省之金融，则起事不虞军用之缺乏。有枪炮厂可供战事之源源供给。成立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领导革命者，又多素所培植之学生也。精神上、物质上皆比较彼时他省为优。以是之故，能成大功。虽为公（张之洞）所不及料，而事机凑巧，种豆得瓜。”

辜鸿铭也说：“民国成立，系孙中山与张香涛的合作。”孙中山则说得更直接，说张之洞是“不言革命的革命家”。

历史真会开玩笑。

所幸张之洞早两年就死了，不然以他一贯死磕的精神，他是会磕死自个呢，还是会磕死革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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