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院为什么不放一些经典老片呢（那就让我们回忆一下华语电影曾经的高光时刻）

如今的疫情让整个电影行业遭受巨大重创，不少影院更是支撑不下去，关门歇业。对于广大影迷和观众而言，没有电影的日子也变得乏味无趣。微博上，不少博主开始回顾过去的经典影片。其实回望过去几十年，对于华语电影而言，最高光的时刻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1987年，北京电影学院的重新开张为此后中国电影的突飞猛进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到了首批本科生毕业的1982年，被称为“第五代”的中国电影人已经开始酝酿一场革命。与此同时，年长的第四代导演也开始重新审视动荡的过去。

谢晋用故事片《天云山传奇》表现了文革十年期间的社会境遇。新现实主义作为一种革新的形式出现了，张暖忻的《沙鸥》采用了半纪录片形式。第四代导演也关注当下的社会问题，谢飞在《湘女萧萧》（1986）里描写了边远地区存留的旧式婚姻习俗。

《天云山传奇》

第四代导演们作为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师自然也影响着下一代的电影工作者。和老一辈电影的内敛含蓄不同的是，第五代导演们更倾向于张扬和展示。

1985年，陈凯歌令人惊艳的《黄土地》在地处遥远的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成。担任该片摄影的张艺谋于1987年也推出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红高粱》，电影艰难地回顾了解放战争前的中国历史。全片铺陈着浓郁的红色，以及由此而弥漫开来的欲望与狂野、血腥与罪孽，为我们的眼睛与内心带来难以抹去的光影记忆。

《红高粱》

与此同时，隔海相望的中国台湾地区此时也经历着一场电影复兴。这场运动的主将是侯孝贤，其标志性的长镜头和大远景深得日本电影精髓。侯孝贤最重要的作品是以《悲情城市》开始的“台湾三部曲”。台湾电影新浪潮的另一位干将是杨德昌，他的《恐怖分子》讲述了都市生活给人带来的焦虑不安。

《悲情城市》

《恐怖分子》

同一时间，香港导演吴宇森的小成本动作片《英雄本色》开辟了香港影坛全新面貌，并深刻影响了国际影坛。这部电影不仅让周润发日渐低落的事业重新腾飞，也刷新了香港电影的票房纪录。

如果说80年代，华语电影在这些电影人的手中重现光彩，那么90年代，中国第五代导演更是获得了外国观众和国际电影节的青睐。张艺谋压抑而浓艳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讲述了20世纪初中国大户人家的妻妾争斗，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银熊奖。1993年，陈凯歌凭借《霸王别姬》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在最终的对决中，《霸王别姬》获得11位国际影评人全票通过，拿下了重量级的国际影评人协会“费比西奖”。在第46届戛纳电影节颁奖典礼上，《霸王别姬》又获得全票支持，斩获金棕榈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获此殊荣，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

《霸王别姬》

1994年，随着台湾地区对进口电影颁布禁令，商业片市场便逐渐萎缩。然而，台湾电影人着眼本土民情和现代都市生活，打造了诸多精彩的艺术片。这一时期，台湾新电影运动的领军人物侯孝贤和杨德昌陆续推出了不少佳作：侯孝贤以《戏梦人生》和《好男好女》完成了他的“台湾三部曲”，杨德昌则推出了经典之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聚焦都市的疏离感和同性恋题材的导演蔡明亮，则通过《爱情万岁》以及《河流》中的长镜头和极简的镜头运用树立了鲜明的个人风格。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最具国际知名度的华人导演李安也在这一时期完成了自己的早期作品《推手》和《喜宴》，两部电影均在美国拍摄完成，讲述了东西方的文化冲突。

《喜宴》

2000年，杨德昌的《一一》诞生，在其他台湾导演致力于制作精巧的文艺片时，李安推出了武侠巨制《卧虎藏龙》，并间接启发了《英雄》和《十面埋伏》的创作。而另一边中国香港导演王家卫却另辟蹊径，他的《阿飞正传》、《重庆森林》、《花样年华》等作品吸收国外广告和音乐录影带的特点，展现了和一贯朴实无华的亚洲电影迥然不同的“MTV式”的美学风格。

《卧虎藏龙》

《重庆森林》

《花样年华》

无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堪称是华语电影最耀眼的年代，两岸三地同时异军突起：内地以陈凯歌和张艺谋为代表横扫国际影坛，台湾以侯孝贤、杨德昌、李安、蔡明亮为核心的新电影运动蓬勃发展，香港则以吴宇森和王家卫为代表，这些电影人用他们的作品将华语电影的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曾经，我们拥有非常多优秀的华语电影。而现在的各种特效、各种毫无演技的小鲜肉已经霸屏，不得不令人伤感和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