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官场的书籍（情兼家国心系民生）

近日，长篇历史小说《蔡文姬》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两部，第一部《弱女琴声》，第二部《家国碎梦》，两部书和合完成了蔡文姬传奇一生的书写。

第一部《弱女琴声》描写了东汉末年汉室国运中衰，戎马在郊，战乱频仍，蔡家虽为权贵，与权力中心接近，但是朝内风云迭起，权臣当道，豪家擅命，官宦士大夫朝不保夕、人人自危，拥有满腔经世热情的蔡邕（蔡文姬之父），因一时不慎，卷入权力斗争的漩涡，全家被贬至朔方。年幼的蔡琰（蔡文姬）随受父髡钳朔方、流亡吴会，后遇特赦，重回中原，父被拔擢，再入仕途，她也嫁入望族，身有所托。然而，看似圆满的平静被羌胡兵的一场洗劫瞬间打碎：蔡琰被掳掠为奴，生死未卜；母亲赵氏救女不成，悲不自胜，愤然跳井；父亲蔡邕因对董卓怀有恻隐的一声叹息，惹祸上身，含冤而死。被劫掠的文姬，经陈留，过长安，逾萧关，去武威，最终没入匈奴，一路含辱忍垢、血泪相和。国破家亡，身郧名辱，一瞬，蔡琰从名儒之后沦为奴婢，曾经的赫赫尊崇，须臾为飘飘蓬蒿；曾经的盈盈富贵，转瞬似渺渺云烟；曾经的累累功名，顷刻成腾腾尘土；曾经的莽莽繁华，倏忽剩哀哀古琴。

第二部《家国碎梦》讲述了文姬没入匈奴后，以琴抒怀，西部帅匈奴主右谷蠡王闻琴识人，请求其为王廷塾师，为匈奴贵族子弟教授汉字。经过痛苦地思想斗争，文姬决定放下“国仇家恨”，教授匈奴人汉文化，并尝试用草原特有的植物造出纸张，为西部匈奴的发展壮大奠定基础。羌人、鲜卑人、匈奴人与汉人争夺盐池，右谷蠡王被俘，文姬亲自挂帅，说服汉将高干，汉匈联合，夺回盐池，并救出右谷蠡王，其没入匈奴一事也随之传入汉朝。丞相曹操因与文姬父亲交情甚笃，不惜重金，设法赎回文姬。文姬辞夫别子，返回中原，再嫁董祀，并在兰台替父续修汉志。丈夫董祀犯罪，文姬赤足奔丞相府，说服曹操勉其死罪。曹操去世，文姬负琴归隐，与竹林七贤临风抚琴、对月度曲，凭栏吟诗、倚楼作赋，尽我疏狂。小说第一部虽然以“弱女”奠定文姬人生悲剧的基调：为人女，命不由人；为人妇，爱不由衷；为人母，身不由己；为人妻，情不由心；为人吏，境不由才。但是，琴声作为全书的灵魂所在，既是文姬苦悲人生的精神寄托——徙边途中，以琴解忧；栖身安阳，以琴消愁；流亡吴越，以琴抚悲；再回故里，以琴寄怀；远嫁河东，以琴遣兴；被俘陈留，以琴化险；落难长安，以琴自勉；滞留萧关，以琴疗伤；困顿武威，以琴释恨；没入匈奴，以琴明志。琴声，又是文姬悲而不堕的人生回响——随父徙边，当厄而不渝志；避祸吴越，处穷而不怨戾；初嫁夫死，吞悲而不自废；寡居被掳，受辱而不轻生；冻馁萧关，陷困而不畏死；没入匈奴，失贞而不丧节；再回中原，复宠而不矜世；兰台修史，逢嫉而不失正；三婚情殇，怀伤而不颓堕；暮年蹭蹬，失势而不愚迷。

第二部一改第一部沉郁的叙事风格，走出女性文学创作的窠臼，不再着眼凝视文姬自身细微的委屈和伤口，而是把她放在家国情怀的大基调、民族命运攸关的大事件中，使其放弃个体“小我”，在民族大义前淬砺“大我”——放下家仇己恨，悉心教授匈奴贵族子弟学习汉文化，根据草原植物特性制造纸张，战败后救回老弱病残者，利用特殊的政治身份积极修睦汉匈关系等，这些举措看似是文姬回中原的梦想破灭后的自我拯救，实则是她播撒中原文化、报国情怀的具体写照。这种不分民族，心系百姓，重民、贵民、安民、恤民、爱民的民本思想，即使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而文姬为免恶汉匈两族交恶，忍痛辞子，返回中原，替父修志，这种为大义牺牲个人利益竭诚担当的精神，不仅是文姬自身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生动体现，也是对她“失身绝域”有“丧节之过”最有力的回击。（王倩）

来源： “文化强国”光明日报协同推广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