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科最重要的情报（特科最神秘的红队）

本文为《最后的特科》第1集，谨以本文向隐蔽战线的英雄豪杰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1927年11月，在国民党疯狂抓捕屠杀共产党人的血雨腥风中，中共中央特科诞生了。这支特殊的队伍，打入敌营、获取情报、营救战友、消灭叛徒，惊天地而泣鬼神。

然而，1931年4月却发生了一件影响特科命运的大事。3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奉命护送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前往鄂豫皖苏区。在完成任务后，顾顺章在汉口滞留，居然在大街上表演起魔术来，被叛徒游无魂（即尤崇新）认出，随即被国民党逮捕，当场叛变。

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

顾顺章的叛变对我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人们通常都说顾顺章的叛变对上海中央机关造成很大的破坏，向忠发被捕叛变；关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中，化名为王作霖的恽代英被顾顺章亲手指认，恽代英随即被杀害；顾顺章还亲手抓捕了蔡和森，导致蔡和森惨死狱中。潜伏在中统中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费侠暴露，钱壮飞、李克农、胡底跑路、费侠叛变。特科最重要的情报来源杨登瀛被捕，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被迫跑路，从此情报科瘫痪，在上海的中央失去情报来源。据估计，另外还有大约800名地下党员因顾顺章而被捕。

但是与这些直接的破坏相比，顾顺章造成的间接危害更为严重。

在顾顺章叛变前，国民党的情报、特务机关根本就没入门，被中共情报人员渗透得千疮百孔，水平要差我们几个档次。日后的“特工王”戴笠在顾顺章面前就是个小学生，看着顾顺章满脸都是仰慕，佩服到五体投地。

但是顾顺章叛变后，在他的传授之下，国民党特务机关水平突飞猛进，在与我党地下秘密交锋中完全不落下风，甚至占据了上风。

我们以顾顺章给国民党特务机关培训的两个方面为例来看一看。

在顾顺章举办的调查科第一期特务训练班中，有一个人叫史济美（即马绍武）。这个第一期特务训练班，时间只有3个月，看起来只是个短期速成班。但不要小看这个训练班，它的学员总共只有4个人：史济美、李熙元、王剑虹、陈忠悌。这4个人其实是顾顺章的亲传弟子。1932年6月，史济美被派到上海主持调查科上海行动队。11月，史济美被正式任命为调查科上海区区长。

1932年的史济美才24岁，但已经深得顾顺章真传，他主持上海特务工作时用得较多的一个办法，就是采用“三打一”盯梢方法，一个盯梢方法就是顾顺章在第一期训练班上教他们的。之前的国民党特务非常笨拙，只会尾随跟踪。而地下党员们警惕性非常高，行动谨慎，对身后的“尾巴”非常留意，一旦怀疑自己被跟踪，肯定会想尽办法摆脱。而顾顺章传授的“三打一”盯梢方法，采取接力式跟踪，跟梢的特务分成一二三线，一人跟一段，后一波马上接替，让我党地下工作者防不胜防，极大降低了被地下党员发现的风险。

因此史济美年纪虽轻，工作成绩却非常出色，连陈赓都被他抓住了。

陈立夫

而这时顾顺章在第二期训练班上提出了更狠辣的一招。在第二期训练班上，顾顺章对陈立夫、徐恩曾提出：一要以组织对组织。在上海设立强有力的特工机构，选派具有很强工作能力的重要干部去主持工作，持续不断地打击中共地下党组织，以求彻底动摇共党组织在上海的根本。二是两钳法。主张彻底贯彻“自首政策”，通过自首分子的示范作用，对中共党组织的破坏造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以此达到架空、瓦解和最后消灭中共党组织的目的。顾顺章把他的这一套恩威并施、软硬兼用的策略，称为“两钳法”。三就是破坏力最严重的，注重并精心运用“细胞”政策。

所谓的“细胞”政策，一开始中统特务组织用于对付特科安插在军警特务中的警报系统。很快中统就把“细胞渗入”的作为打入上海地下党内部的重要手段。所谓“细胞渗入”，就是抓到人后立即带到附近旅馆突击审问，快速办理秘密自首手续，然后马上释放，使叛徒不被发觉，作为内线细胞渗入中共地下组织。

卢坦福

1932年12月，由于“细胞”提供信息，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卢坦福被捕，随即叛变。从此之后，史济美一发不可收拾，在不到一年时间内，竟然两次破坏中共江苏省委、捕获原特科情报科负责人陈赓以及廖承志、罗登贤、余文化、丁玲、潘梓年等人。史济美也因为巨大“功勋”成了中统风头最劲的明星特工，成了蒋介石、陈立夫、徐恩曾眼中的红人。

确实，“三打一”盯梢方法虽然有效，但目标单一，抓捕范围小。而采用了“细胞渗入”的办法，直接危及了地下党的根基。

面对日益猖狂的史济美，特科红队决定进行反击。

当初周恩来组建特科时，总共有四个科：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其中第三科行动科即大名鼎鼎却又最神秘的锄奸组织——红队。顾顺章就是首任行动科科长，并兼任红队队长。

李士群

红队在当时的上海滩声名赫赫，震慑力是非常之强的。日后的汪伪76号头头李士群当时曾说过：“红队想杀谁，那几乎没有办不到的。”

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重新组建了特科，这时的红队队长是周恩来钦点的邝惠安。邝惠安，原名龚昌荣，1903年生于广东新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广州起义，任敢死队队长。

正当邝惠安准备击杀史济美时，已经叛变投敌却隐瞒“细胞”身份的李士群接到任务，让他去刺杀叛徒丁默邨。李士群这个人脑子很活，他和丁默邨商量后，玩起了双面间谍的勾当，故意把史济美的行踪泄露给邝惠安。邝惠安率领6名红队队员伏击得手，一举击毙史济美。

随后邝惠安又击毙当时与史济美齐名的“反共高手”——国民党中央特派专员黄永华和叛徒雷大甫；击伤叛徒陈蔚如（印刷临时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的地下印刷厂负责人）。值得一提的是，陈蔚如发展的“细胞”叛徒沪西区委干部朱秋白，在史济美破坏共青团中央机关中是主要打手。

一时间，在上海的国民党中统特务闻风丧胆，接替史济美任上海区区长的徐兆麟索性辞职跑回南京去了。徐恩曾在回忆录里写道：“这种情况引起其余的工作人员的不安，每个人的神经非常紧张，那些曾从共产党中转变过来，或是曾经参加过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行动的人，更是人人自危，整日不敢出门。”

1933年底，韩达接任中统上海区区长。韩达此人跟史济美一样心狠手辣、诡计多端。他深受史济美成功的启发，把“细胞渗入”进一步发扬光大。中统的报告说：“这种迂回地向共党秘密进攻, 到1934年底检查成绩时，已查明的共党干部有485人, 其中已接受我们任务的有183人。因此, 共党在上海的一般活动, 我们又恢复到随时了解的程度。”由此，情况变得十分险恶。

1934年6月26日, 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秘书处负责人李德钊、全总党团书记袁孟超、江苏省委书记赵立人等20余人被捕。

1934年10月5日, 第二任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管电台的周秀珠、电台台长王友才等9人被捕。

由于我党已完全失去情报来源，特科误判是潜伏在中统内部的警报员出卖情报，邝惠安在韩达严密守护之下，冒着巨大的风险击毙此人。

1933年11月，韩达终于下定决心对红队下手了。

邝惠安

一般都认为是因为“渗入细胞”红队的叛徒张阿四的原因，导致邝惠安被中统抓获。张阿四是沪西区委的一个交通员，1933年叛变成为了中统的一个“细胞”，他的联络人也是叛徒，名叫苏成德。1934年9月到10月间，张阿四有一个多月没和苏成德联系，两人见面后苏成德得知张阿四被调到一个偏僻的地方练枪法，不能出来。熟悉特科工作的苏成德马上意识到苏成德被吸收进了红队，成为了实习生，遂迅速上报，韩达立即布置盯梢，监视和张阿四来往人员，竟然因此查获了邝惠安的住所。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红队的成员一共35人，在同一天内，35人全部在大街上被捕。

当时，南京的徐恩曾接到韩达的报告后，经请示陈立夫同意，回电韩达，限令10天内捉拿全体“红队”队员一体归案。以前曾经有人有过疑问：中统为什么长期按兵不动，却可以在十天之内把红队全部抓住？

红队队员互相之间是不接头的，没有哪个红队队员知道其他人的行踪，也不知道其他人的名字，中统能在一天之内一网打尽，只有一个解释，最神秘的锄奸组织红队也被“细胞渗入”了。

1934年11月6日，中统上海区特派员游定一带着已成为行动股长的叛徒陈蔚如，率领300余名特务和军警开始了抓捕行动，至7日凌晨，所有红队队员全部被中统抓捕。

而中统特派员游定一给徐恩曾的报告更是说得非常清楚：“1934年4月至8月，5个月间，我们对于红队的内容已完全明了，它一共有35人，其中有我们的伪装人员7人。”到了10月，加上张阿四，红队中叛变投敌成为“细胞”的已经多达8人。

红队担任锄奸重任，人员的审核和吸收都非常严格，一直以来都非常神秘，连红队都被“细胞渗入”了，可见顾顺章教徐恩曾的这招“细胞渗入”有多厉害。顺便说一句，“细胞渗入”的关键并不是劝降叛徒，关键在于在最短的时间内劝降，然后立即释放，防止引起特科警觉。

这8个变节的“细胞”叛徒，他们经过长时间的潜伏，终于搞清楚了其他红队队员的行踪，所以才能在一天之内全部被中统抓住。

就这样，大名鼎鼎的特科红队，被中统派遣的“细胞”打入破坏，一日之内全体队员在大街上全部被俘。反复劝降无效后，邝惠安、孟华庭、赵轩、陈杰明四人被执行绞刑处决。后来的特科负责人王世英虽然重建了红队，但已经无法和鼎盛时期相比。

1935年2月19日，上海中央局第三任书记黄文容、组织部长何成湘、宣传部长朱镜我、文委书记阳翰笙和社联党团书记许涤新等36名党员干部被捕。

1935年7月22日，上海临时中央局又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大破坏，被搜查的机关达三十余处，上海临时中央局第四任书记浦化人等39人被捕。

13个月，上海中央局四次被破坏，四任书记被捕。

这就是顾顺章教会国民党特务的“细胞渗入”，危害之大，触目惊心。

后排左侧为王世英

1935年8月，当时的中央特科负责人王世英根据中共驻苏联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来信，决定撤销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特科，剩余的党员干部，大部分转移到天津，一部分被派往湖南、四川、莫斯科等地。在上海仅留下了负责人丘吉夫、情报科长徐强和他的妻子李云、情报员董健吾等人的一个办事处。由张子华担任上海丘吉夫与天津王世英之间的交通员。

因此，党史通常认为，从组织形式上说，屡立奇功的中央特科于1935年9月就结束了。

两个月后，1935年11月18日下午4点，特科安插在法租界巡捕房的内部“关系”送出一份警告通知：中统特务定于晚八时展开抓捕。通知上没有姓名，只有18个地址。原来中统又通过“细胞”把特科办事处给破获了。

情报科交通员老丁接到通知，立即找到特科的孟菲。而老丁和孟菲也不知道这18个地址都是谁。孟菲急忙取出原来组织上给的应急用的几块大洋。因没有手表，她带上一只小闹钟，放在手提包里，急忙上路，坐了出租车分别去通知撤离，见了人就说暗语“你母亲病了住医院，你快去看她！”最后，大约八点钟已经过了，孟菲急急忙忙回来，焦急地对老丁说：“剩下还有两个地方没有来得及通知，怎么办？”这时，躲在交通站布帘后面的吴兢走了出来。本来纪律规定她是不能与老丁见面的，现在情况紧急，顾不了那么多了，她看了这两个地址说，一个是陈克寒的住处，另一个是丘吉夫的住处。她知道他们的电话，马上出去打电话通知。吴兢回来说，陈克寒的电话接通了，丘吉夫的电话无人接听。孟菲当即要他们两人赶快离开，她留下来等丘吉夫，因为约定晚上八时到九时，丘要来了解情况。老丁离开交通站，赶到徐强家汇报上述情况。徐强听后当机立断，要老丁九时后去通知孟菲，如丘未按时来会面，让她赶紧转移。后来得知，丘吉夫那天未接到通知，也未去交通站，而是在广东大埔同乡会被捕了。

可见，中统特务已经掌握了特科留在上海几乎是全体隐蔽人员的姓名、职业、相貌和地址。

面对严峻的形势，徐强命令特科的人员立即离家，分散隐蔽。

这时，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说，特科都应该算是“结束”了。

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结束”以后的特科，我把它称为——最后的特科。我们应该看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为中华民族做了什么重要贡献？

（未完待续）

第2集：1988年，中央首长告诉她，毛岸英的事保密期已过，你可以说出来了

本文作者：卓朝阳（即西西河大V老拙），“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 ，未经作者本人及“这才是战争”允许，不得转载，违者必追究法律责任。

编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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