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描写底片的诗（人物黄杲炘）

无花无果的院子里，一间陋屋，

昏黄灯光下，两本借来的旧书——从中，传来了远方诱人的歌声——啊，柔巴依，你引我走出一条路。 翻译家黄杲炘很少作诗。这是他套用菲氏最著名的一首“柔巴依”句式，道出“柔巴依”与自己人生的缘分。菲氏，即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rald），从波斯文创造性地译出《柔巴依集》，与同年面世的达尔文《物种起源》，分别成为世界文学、科学名著。全世界《柔巴依集》的版本数以千计，我国也有不少汉译版本，黄杲炘的译作在其中独树一帜。春节前夕，与耄耋之年的翻译家黄杲炘从这部薄薄的英诗巨制，一路谈到厚厚的英诗源头《坎特伯雷故事》。老式高层公寓的客厅书香馥郁，直教人忘了窗外阴冷的雨。

人生低谷中迷上英诗汉译，工科男变翻译家 在与英诗偶遇前，黄杲炘先成了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的常客。他考入同济大学给排水专业次年，六院的眼科名医叫来他父母，“这孩子，不要让他读书了，到农村去看看绿色吧！”意思是患“视网膜色素变性”的眼睛前景黯淡，读了书有什么用呢？幸亏后来听取了年轻医生的意见，选择病休一年。可到毕业前一年，他却莫名其妙遭了无妄之灾，落入人生的低谷。此后，务农、做工20年，直到1979年平反，考入上科大外语部从教。在工厂当临时工期间，全家被造反派扫地出门，父亲的藏书没了下落。藏书中，有黄杲炘接触到的第一本英文诗集——插图精美的Rubáiyát（柔巴依）。只能借书来读了，借到什么读什么。冥冥中，似乎命运作好了安排：借来的两本英文诗集中，都有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的Sea-Fever，也都有菲茨杰拉德的Rubáiyát（分别是最著名的第一版、第四版）。梅氏豪迈、开阔的航海诗触动了他，他试译后，觉得“念念还有那么点意思”。“虽说外面天昏地黑，自己又朝不保夕，却居然有心思开始阅读以前很少接触的英语诗歌，而且读着读着，竟忍不住试着翻译了。待读到菲氏的《柔巴依集》时，更觉得这是练习翻译的好材料……”每天上班前，他花几分钟念一首诗、背下来，白天一有空就不露声色地在心里斟词酌句，回家即把译好的中文写下来，再反复推敲。黄杲炘特别感念此前与弟弟黄杲昶的一次“对抗”。同为同济学生的弟弟，当时正试着写英文诗，并认定“诗是不能翻译的”。哥哥不服气，“你拿首诗让我来翻，通得过的话就说明能翻译！”弟弟给了他写四季的十四行组诗，他尽可能翻得天衣无缝，赢了。由此体会到“中文的潜力确实非常大”。第29首柔巴依，是他自觉译得最满意的一首。“如果我能把每首柔巴依译到这地步，那么我这一生就不是虚度的了。”集腋成裘，才有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的中译本《柔巴依集》。完全是出于喜欢的误打误撞，工科男顺理成章走上了翻译之路。

用“柔巴依”做书名时，不知有郭译《鲁拜集》 《柔巴依集》之于大多数中国读者，至今仍是一个陌生的书名吧；但你多半听说过《鲁拜集》。是的，两者是菲氏Rubáiyát不同的中译本。黄杲炘并非英语科班出身，又处在信息不发达的年代，直到译完还不知已有《鲁拜集》在先。一天，他看到报上有消息，我国领导人将出访伊朗，配发的介绍伊朗的文章，说到其丰富的文化遗产中有“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他敏锐地感觉到这作者、书名与自己耳鬓厮磨了多年的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发音相近，这才意识到此书应该有人译过，看那人名的译法像是二三十年代的。一下班，他就跑去静安区图书馆，找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刚再版的《鲁拜集》。书借到手，一看，他吃惊了：是郭沫若译的！“顿时感到背脊一凉，心想有了他的译本，我这个就没戏了！”可翻开书读了几首，发现两人的译文从形式到内容的处理方式区别颇大，重又燃起希望。他开始了投稿——被肯定——退稿的历程。当时，国内仅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两家出整本的外国文学，门槛自然很高。几经曲折，在朋友的鼓励、推荐下，译文社决定出版《柔巴依集》。更意外的是，译文社欢迎此书译者加盟！于是，那年45岁的黄杲炘，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英诗汉译，同时舍弃大学教职，忘掉眼睛绝症，进译文社当了编辑。被黄杲炘视为“幸运之星”的“柔巴依”，在阿拉伯文中意为“四”，是韵式特别的四行诗——第一、二、四行押韵，好比中国的绝句。这种诗体发源于中亚西亚波斯、塔吉克一带，历史逾千年。因发音更接近原文，而且这种诗体在我国维吾尔、乌孜别克、哈萨克等民族文学中约定俗成的译名正是“柔巴依”，黄杲炘大胆用了《柔巴依集》这个书名，得到出版社认可。此书一出，结束了郭沫若名译《鲁拜集》在大陆40余年一花独放的局面。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打电话告知：王蒙在上海，点名索《柔巴依集》一书。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王蒙，曾长期在新疆生活，读了书，来信跟译者分享自己在新疆干校时接触到的柔巴依手抄本。为名著译本正名，还不止于此。黄杲炘译有英国小说之父笛福的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鲁滨逊漂流记》这译名让鲁滨孙在中国‘被漂流’了百年，因为他从未‘漂流’。”他说，“无论《鲁滨逊漂流记》的译者多权威，拙译只能是《鲁滨孙历险记》，尽管这让我有点像那个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傻小子。”6万行英美名诗汉译，打破诗不能译的魔咒 在最新长文《告别翻译》中，黄杲炘写道：“我也有点像孤独的鲁滨孙在空地上开垦，当然我的天地远小于他那孤岛，耕作的只是‘三兼顾’。”迄今最严格的英诗汉译“三兼顾”要求——兼顾韵式和诗行顿数、字数，乃他的首创。他认为，这是“讲究字数”与“以顿代步”两种译法发展的必然结果，并兼有两者之长。他以译诗6万行（被认为是英诗汉译的一项个人纪录）的实践，证明这理论的合理可行。6万行译诗，除数百位英美历代诗人的2000余首作品，还包括《华兹华斯抒情诗选》《丁尼生诗选》，蒲柏的《秀发遭劫记》和司各特的《末代行吟人之歌》等。这些都是国内首个译本，有的至今仍是唯一汉译。那年，译林出版社登报重金纳贤，目标直指国家图书奖。黄杲炘由此读出了这家出版社的抱负，觉得他们或许会对“英诗之父”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有兴趣，因为这是英诗的奠基之作，书中既有散文又有诗，且有不同格律的诗，用于身份、社会地位不同人物的不同故事。他认为，格律诗中含有巨大的信息量，翻译格律诗理当反映原作格律。而《坎特伯雷故事》既是英诗汉译绕不过去的大书，也能证明译诗反映原作格律的必要和可能。他与出版社一拍即合。三年磨一剑，译作终以最高得票获第四届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话说“三兼顾”译诗要求提出这么多年，采用者并不多见。为清楚表明“三兼顾”要求合理可行，同时也便于读者对照检视，黄杲炘出版了27个英汉对照本。译诗之余，在《中国翻译》《外国语》《东方翻译》《诗网络》《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等报刊发表大量文章，还出版了《从柔巴依到坎特伯雷——英语诗汉译研究》《英诗汉译学》（获中国大学出版社首届优秀学术著作奖一等奖）等专著。知音如《英汉大词典》主编陆谷孙教授，当年在黄杲炘高级职称评定的推荐信中写道：从他的成果“可以看出一种勇于创新的译诗美学观。此种美学观在诗坛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开始形成体系，势必对当今以及未来的诗歌翻译乃至创作，产生相当的影响”。令老翻译家倍感幸运的是，在原计划封笔的2016至2020年，他的24本译作、著作得以出版或重版——新年里，好一个漂亮的“集体谢幕”！（潘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