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代表的儒学思想（孔子经典的儒家思想）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生于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与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子一生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另有说《春秋》为无名氏所作，孔子修订）。

相传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有贤人七十二。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所有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孔子被尊为儒教始祖，随着孔子影响力的扩大，孔子祭祀也一度成为和上帝、国家的祖先同等级别的“大祀”。这种殊荣除老子外万古唯有孔子而已。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

孔子不仅以其伦理道德思想著称于世，而且，他的政治思想也具有独到之处。以往，有些学者认为，孔子的政治思想是保守的，但现在我们普遍认为，孔子并不保守，其呼吁“克己复礼”、称赞周礼“文哉”、盼与周公梦中相见等，只是他推动社会前进的一种特殊方式。

在孔子时代，国民政治观念在诸子中普遍存在。所谓国民政治，简单地说就是打破贵族政治垄断。当时，春秋诸侯国的内政由许多大家族垄断。而国民政治思想反对垄断，主张刑无等级，法无贵贱，黜陟开放。孔子顺应了这种趋势，主张用人应该更器重“先进于礼乐”的“野人”。他的弟子中，绝大多数都是穷困潦倒的下层人子弟。需要注意的是，孔子的角度不同于别人。他培养和鼓励下层弟子发奋好学，苦心修养，乐以忘忧，而不像法墨两家那样指责人主不慧、环境不公，把升迁的希望多寄托在他人身上。在孔子的鼓励下，子路敢称治“千乘之国”;冉求称能治“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的小国;公西赤虽自谦，不敢称为一国之宰，但也给自己安了个为祭祖礼仪做赞礼的重要角色。子贡凭“货殖”本事游走列国，声望不下诸侯。孔子以这种国民政治意识传及后世，无数平民书生自我砥砺，不惧权贵、敢斗恶势力，以天下为己任。所以说，孔子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等级开放，更要求知识分子们主动承担起改造世界的责任。

孔子的国民政治思想以保护人为基点，首先关注人的生命与生存。“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十分同情百姓，反对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季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在对待民众的态度上，法家以待狗马禽兽之心态引导民众的物质欲望为君所用，孔子则敬民如神，“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强调“教之”。更需注意的是，在关心人的生命和生存的基础上，孔子进一步强调人的尊严，关注人格的培育，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主张“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由上可见，仅仅打破等级封闭，还不能作为政治上进步与落后的最后标准，还要看怎样打破，是在人的价值的肯定与提高中打破，还是以退化与落后为代价打破。孔子的思想属于前者，所以孔子的国民政治思想层次更高一畴。

诚然，从形态上看孔子的表现似乎有点保守，对等级的开放表现不够激进。但他侧重于人的精神的开放、人格的开放，把精神、人格与身份、财富分开，只以个人的修养论高下，其内涵、角度、层次及其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应当说大大超越他人。对周礼等级制，孔子也有实质性的削弱。周礼虽为道德而设，但道德寓于特权之中，贵族们以彼此尊重特权为守道德。孔子凸现周礼中的道德层次，用人格平等的道德代替人格不平等的道德。他强调等级中的高低上下只是角色不同，无人格上的贵贱，并且主张君主在道德关系中履行义务更应该主动，“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孔子虽然没有提出废除特权，但其强调的人格平等精神，为从根本上消除特权打开方便之门。孟子后来能说“途之人可以为尧舜”，并以一介儒生，不顾人主之尊，敢对诸侯王“色勃然”、辞锋激烈，无疑是受到孔子精神的感染。

孔子对旧等级不仅仅是削弱，更有新的建设主张。他主张在传统君臣父子框架之外，另设精神境界等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这里，“君子”、“小人”是不同等级，但这等级却与血缘、官品无关。“君子”者不必是贵族、高官，“小人”者未必是贫寒无势的百姓，一切以道德修养水平为准。孔子精神等级的设立，冲击了旧的等级框架，为平民的自尊自信提供了理论根据。如此看来，孔子不但不保守，而且有一定的超前性。

汉通西域，虽然起初是出于军事目的，但西域开通以后，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军事范围。从西汉的敦煌，出玉门关，进入新疆，再从新疆连接中亚细亚的一条横贯东西的通道，再次畅通无阻。这条通道，就是后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把西汉同中亚许多国家联系起来，促进了它们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由于我国历代封建中央政府都称边疆少数民族为“夷”，所以张骞出使西域成为汉夷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等十几种植物，逐渐在中原栽培。龟兹的乐曲和胡琴等乐器，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汉军在鄯善、车师等地屯田时使用地下相通的穿井术，习称“坎儿井”，在当地逐渐推广。此外，大宛的汗血马在汉代非常著名，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那时大宛以西到安息国都不产丝，也不懂得铸铁器，后来汉的使臣和散兵把这些技术传了过去。中国蚕丝和冶铁术的西进，对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甚大。

孔子虽为诸子之一，但“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本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秦朝以法家学说治天下，西汉武帝前推行黄老之术而以“无为”治国。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确立巩固了孔子学说在中华文化中的主轴地位，恢复六经的正统地位，孔子也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人物。邵雍指出，“孔子赞《易》自羲、轩而下，序《书》自尧、舜而下，删《诗》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轩而下，祖三皇也；自尧、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孙五伯也。”

这就是说，孔子整理“六经”，对三皇、五帝、三王、五伯以来文化的进行综合，所谓集大成也。国学大师柳翼谋以孔子为“中国文化之中心”，“其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其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钱穆亦认为“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宋儒朱熹曾叹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朱子语类，卷九十三》。中国国父孙中山所著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二讲：“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