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人物形象（重读赵树理小二黑结婚）

一　最接近《讲话》精神的作家

　　 据萧军日记1941年8月8日记载，李又然去见毛主席，“他（毛泽东）慨叹着缺乏一个既懂文艺又懂政治这样一个领导人”。其实当时在延安，萧军、丁玲和周扬都是文艺界领导的可能人选。萧军主张“鲁迅风”，可是在延安讽刺批判只能对敌不能对友（即使阿Q也是群众），再加上萧军的个人性格，难做领导。丁玲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左联”，再到《我在霞村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延安最出色的作家。但因为30年代在南京被软禁的历史问题，受了多年批判审查。1942年后她再改变文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农村土改，获斯大林文学奖的二等奖。不过这样的荣誉，单枪匹马，别人很难效法。周扬是30年代上海“左联”的领导，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也翻译过托尔斯泰，虽然自己没有创作，但他敏锐地发现了一个农民作家，并把这个作家的作品评为“体现《讲话》精神的新文学方向”。《周扬文集》里有一篇《论赵树理的创作》：“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但是一个在创作、生活、思想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就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 [1] 据李向东、王增如的《丁玲传》，周扬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出版并不热心。 [2] 一度有解放区文化机关出于尊敬，同时挂了“鲁、郭、茅、丁”的画像，丁玲也大为紧张，赶紧叫人摘下来。与此同时，陈荒煤1947年在晋冀鲁豫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正式提出了“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个在文学史上流行的说法，就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最出色地体现了《讲话》的精神和方向。陈荒煤总结“赵树理方向”三个特征——第一是鲜明政治倾向性；第二是群众口头语言；第三是埋头苦干精神。

　　 这三个特征确实符合《讲话》的基本精神，《讲话》的要点，第一也是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这是政治倾向；第二是先普及后提高——赵树理主要是“先普及”；第三是改造世界观，到群众中去——赵树理本来就从群众中来。所以，“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点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为赵树理列了专章。同一本书里，张爱玲、钱锺书、梁实秋都没有这样的“待遇”。打个比方，坐火车他们是没有专门车厢的，鲁迅有两个车厢，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都是一个专用车厢，赵树理也是一个车厢。《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说：“无论从新文学发生以来就始终在探索的大众化课题来看，还是从解放区文学与当代的历史关联来看，赵树理的出现都是重要的文学史现象。” [3]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大众化”，一是“解放区”。

　　 周扬等人说赵树理体现《讲话》精神，有部分道理。但是如果认为1943年9月出版的《小二黑结婚》是按照《讲话》精神而创作的，是贯彻为工农兵服务指示的最早的主旋律文学，那就是误会了。因为延安文艺座谈会虽然在1942年5月2日到24日召开，但毛泽东的《讲话》最早却是在1943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上才发表，载入《毛泽东选集》则是1944年5月，而《小二黑结婚》写于1943年5月 [4] ，所以应该说《小二黑结婚》和《讲话》是农民作家和政治人物在解放区推广大众化文学的理论与实践的某种重合。

　　 当然，任何偶然都是多种必然性的交叉点。

　　 二　赵树理：农民喜欢的评书故事体

　　 赵树理（1906—1970），山西晋城市沁水县尉迟村人，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一生务农，会看风水，是《小二黑结婚》里保守迷信的二诸葛的原型。赵树理小学毕业后教书，后来就读于长治的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之后又教书，又被炒，被怀疑是共产党员。1930年，24岁的赵树理开始边流浪边写作，1937年真的加入共产党。教书、编报，做过区长、公道团团长、报刊编辑，总之起初是党的基层文化干部。他最早的作品也是“五四”文艺腔的。后来发现这样的作品在农村没有读者，农民不接受。所以到了1943年《小二黑结婚》就转用了一种农民比较喜欢的“评书故事体”。这种故事体后来有很长久的影响。如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故事会》，印数长期上百万，是一本非常畅销的杂志，经常给农村人讲故事，形成一种农民喜欢的评书故事体。

　　 《小二黑结婚》的原型是赵树理听来的一个真实故事。山西左权县（原辽县）芹泉镇横岭村，一个仅13户人家的村庄，民兵队长岳冬至和一个妇女会主任智英祥恋爱，几个把持乡政权的干部，村长石献瑛、青年部部长史虎山、救联会主席石羊锁，说他们在地里搞腐化（当时岳家订了童养媳，智英祥也已被家里许婚给一个商人），用这个罪名把岳冬至迫害致死（一说原意“教训教训”，失手误杀）。县政府侦讯后，惩办了凶手。赵树理到案发的村中调查，令他惊讶的是，两个受害年轻人的家庭，也不同情岳冬至和智英祥的自由恋爱，认为打死岳冬至固然不对，但教训教训是理所当然，村里人也持同样的论调。正好那时边区政府颁布《妨害婚姻治罪法》，赵树理就在这时把这个故事改写成了《小二黑结婚》。

　　 如果按照故事原来形态写，可能是一部男版《我在霞村的时候》。故事中的焦点人物，既不是被迫害打死的民兵队长及女友，也不是把持政权的凶手，而是眼见着自己的儿女被害死，还认为搞自由恋爱应该被打的双方父母以及乡亲们。这是一个解放区里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故事，双方父母包括乡亲，既是受害者也是迫害者。这也是一个启蒙加救亡的故事，一个唤醒铁屋中沉睡者的故事。

　　 但是赵树理改写了这个故事。小二黑小芹依然是无辜的好人，迫害者金旺、兴旺依然是反面形象村干部。赵树理改了什么？他将愚昧到残酷的双方家长和乡亲，变成了只是迷信愚昧但可以改造的中间落后群众二诸葛和三仙姑。再加上了更高的政权——区长像包公一样地断案，把悲剧改成了光明结尾，邪不压正。

　　 这么一来，对照《讲话》——批判了阶级敌人，团结了落后群众，歌颂了自己人，政治标准有了。真实素材里，金旺、兴旺的原型是几个同样喜欢年轻妇女主任的村干部，最后由假装未成年的青年部部长史虎山顶罪，其他人一起照顾史虎山的家人。落后群众受教育后仍然羞愧难当，智英祥远嫁黑龙江，智母（三仙姑原型）上吊自杀。

　　 《小二黑结婚》的成功并不仅仅因为符合政治标准，赵树理在艺术上对“五四”小说传统也有突破。从鲁迅、许钦文，到叶紫、沙汀、艾芜、吴组缃，还有蒋牧良、魏金枝、沈从文、萧红等，乡土文学的传统，基本上都是作家进城后怀念反思自己的乡土背景小镇记忆。但赵树理写的不是乡土文学，是农民文学。他不是由上而下地以同情、感慨的态度看农民，而是试图自下而上模拟农民的白日梦。在内容上，一方面轻松免去受害人家长以及乡亲的帮凶看客责任，改为只是迷信虚荣，二诸葛看风水，三仙姑爱打扮、贪财等，都是可以改造的习性，另一方面更盼望包青天式的官员来拯救农民。在形式上，赵树理放弃“五四”时期如《孔乙己》《药》之类横截面小说结构，重新使用了以故事情节为中心的评书体：每一节介绍一个人物，连成一段一段故事，也不是完全章回体。他用了农民感兴趣的故事语言——是农民能听懂的语言，并不真正是农民自己说的语言（真正模仿农民说的语言，那又是纯文学的工作，后来贾平凹《秦腔》等有试验）。真正写农民语言，农民不一定喜欢看，农民喜欢以故事情节为中心的评书体。《小二黑结婚》其实是混合了“新文学教员”工作和旧式说书人文体，把乡土文学改造成了农民文学。

　　 在周扬等评论家看来，《小二黑结婚》在为工农兵服务方面很有成效。“先普及后提高”，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目的。其实《小二黑结婚》也是“有经有权”。权宜的方面，就是符合当时边区农村读者的审美需求。如果说李伯元、徐枕亚、鲁迅等人的假想读者应该有中学以上文化，那么延安文艺的假想读者可以是小学程度。“经”的方面，其实《小二黑结婚》也贯穿了通俗文学的基本原则。在某种意义上，香港的翡翠台，湖南的芒果台，和《小二黑结婚》一样，也一直贯彻《讲话》的“先普及”的精神。第一，以情节主导叙事；第二，人物善恶分明；第三，大团圆结局。今天出版商判断作品是否畅销，第一，还是看故事，第二，判断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重要标志，就是有没有绝对的坏人。曲折故事和善恶分明，从来是通俗文学两大标志，在这个意义上，《小二黑结婚》标志着20世纪中国小说中通俗文学与革命文学开始合作。

　　 虽然有善恶分明，但是读者最感兴趣的，却还是二诸葛、三仙姑等中间人物，只有这两个人物比较接近圆形人物。二诸葛是赵树理写自己父亲，自然笔下留情。三仙姑当时被人嘲笑，后来人们也会思考：为什么中年女人不能打扮，为什么脸上涂粉就叫“驴粪蛋上下了霜”……赵树理在50—60年代仍然一直提倡“中间人物论”，后来受到批判，因为政治潮流越来越要求文学歌颂英雄。赵树理很有骨气，一度被推崇为“样板作家”，身为“赵树理方向”，依然一直坚持自己的感觉，写农村写农民，可惜的是“文革”当中被批斗致死。

　　 三　《小二黑结婚》：从写“官”到写“人”到写“民”的转折

　　 把《小二黑结婚》放在从晚清到当代的小说人物系列里，我们更可以看出它的关键性转折意义。

　　 晚清四大名著，主要批判讽刺黑暗社会现实，主人公是各级官员，而且贪官清官，都是坏官。民众，不管地主还是仆人，不管是小姐还是妓女，总之是被欺负受冤屈。“民”的具体阶级成分，并不细分。界限最清楚的就是官与民、官欺民、官压民。

　　 到了“五四”，小说人物转了——首先官少了，几乎没有了。整个现代文学里以官员为主人公的作品屈指可数，《动摇》和《华威先生》是罕见的例外。“五四”小说或者描写官方的爪牙帮凶（康大叔、孙侦探），或者写“仕途”如堕落者（魏连殳、狂人）。与晚清相比，“五四”作家重点写民和官的相通之处——就是人，就是国民性。阿Q是雇农，做梦也想地主女人，并驱使小D；吴荪甫是资本家，又是失败的英雄；觉慧、觉民与高老太爷抗争，价值观却有相通之处；华威先生虚张声势后面是失落恐惧，等等。

　　 《小二黑结婚》的转折意义在于——

　　 第一，官员又重新成为重要角色，无论是负面角色金旺、兴旺，还是主持正义的区长，各有善恶使命，从此官员重回中国小说中心舞台。而且以后在区分官员善恶时，还有好官办坏事，或者好人变坏官（或者反过来坏官反省顿悟），或者坏官却又帮助民众等不同变化。总之《小二黑结婚》以后，在中国小说里又会反反复复看到很多官员身份的主角，以及由他们的上下级及不同阵线所组成的“新官场”，一直到21世纪，迄今没有衰减迹象。中国古代小说历史悠久的“忠——奸”对立的情节模式，在晚清“新小说”被瓦解，在“五四”被转化为“贫——富”“新——旧”或“中——外”矛盾（《子夜》），到延安又重新出现官场的“忠——奸”之分。

　　 第二，官有忠奸，民亦两分。小二黑、小芹先进，二诸葛、三仙姑落后。先进都是一样的先进，落后却有不同的落后。因为落后的后面其实有非常丰富的社会内涵：一是年轻人要反家长权威，背后是宗族祠堂文化（族权）；二是二诸葛的迷信，关系乡间的知识和信仰系统（神权）；三是三仙姑的势利，说明普通农民之中的穷富差异以及性别歧视。后来赵树理的小说，还有其他写农村的如《创业史》《艳阳天》等，作家最花笔墨的、读者最感兴趣的，就是那些落后的群众怎么一步步地被劝、被帮、被改造（或很难被改造）。所以好官对坏官，是政治框架；先进群众帮落后群众，是艺术内容。从《小二黑结婚》的人物四分法，后来发展到50年代《红旗谱》的穷富国共阶级斗争模式，农民“落后”的丰富内容被简化了。直到半个世纪之后，农村中的“政权”“族权”与“神权”的复杂关系，才在90年代《白鹿原》等作品中得到高度重视。

　　 从写“官”到写“人”，再到写“民”，在20世纪中国小说的发展脉络当中，《小二黑结婚》有意无意之中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 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周扬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486—487页。

　　 [2] 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377—378页。

　　 [3]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75页。

　　 [4] 1943年9月赵树理《小二黑结婚》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

文/许子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