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陕西话更难懂的陕西普通话（正宗的陕西话分三种）

已经很少听广播了，某天在车上听了个陕西方言广播，打进来的都是地道的陕西腔，两位主持人不断地换着四八频道（陕西话和普通话交叉），鹦鹉学舌，现场操练，还是有些跑偏。不知这俩主持是否陕西人，在我这个地道的陕西人听来，还是能听出些岔音的。

一些陕西方言，在城市里已渐消声，年青人多听不懂，更不会说。正宗陕西方言的地域正在逐渐缩小，这和城市的扩大有关。我这两年回老家白鹿原，四五十以下的人说的陕西话，和西安城里已无二致，三十岁以下的，普通话都很标准。

而我，上至祖辈、父辈都说的是地道的陕西话，耳濡目染，并不陌生，听，能听得懂，但象我父母那样张口就来，说的地道，却是不行的。

上小学前，我一直住在老家狄寨塬(白鹿原一部分）上，没上过幼儿园，上小学才被父母接回西安，当时最让我尴尬的就是我浓重的农村口音（地道的陕西话）。

我家住在十户一院的大院里，第十户住着一家回民老马，紧挨着他家是全院的厕所。老马比我爸年纪大，爱开玩笑，我每天从他家门前要过几趟，他见着我就逗我：去茅房（陕西人把厕所也叫茅房或茅子）？那你家门口那间房不也是茅房（茅房出了陕西也指临时搭的小棚屋，这里是我家里的厨房）？他这话在我听来是不怀好意的，所以总是囧红了脸，不知怎么回答。

当时奶奶也刚从农村过来，她是个利索的关中老太太，打着绑腿，踮着小脚，头上顶个蓝格子的手帕，喊我回家吃饭，总是：君君---啊----君君，这样的腔调，也是要被小孩子们学样的，所以，他们见了我也讪笑着这样喊我，让我充满了自卑。乡音实难改，我直到上初中，才能说比较流利的普通话，才觉得和周围人的交流没有语言上的阻隔，才不为自己一口陕西农村话自悲。

陕西话和西安话有很多细微的区别，你一开口，陕西人就听得出来，城里人就此嘲笑乡里人。

其实，陕西方言很有古义，用的是古音，听起来就有意思，趁今天有兴致，不如把我生活中碰到的、觉得有意思地记下来。

姥姥活了九十多，一辈子说的是地道的陕西话，她常说我们年青人，出去办事，干工作要灵活：“活泼泼，转个个，吃了喝了乐呵呵，死宁（宁和精的中间音)不行。”说干活要麻利，“可利马擦”，这听着像砍瓜切菜。说人性子慢，“木木囊囊”是个“肉怂”。

听到的广播里说，用胳膊夹东西是“恰”，肩膀上扛起来是“掂”。把肥皂叫“洋碱”，把香皂叫“夷子”或“洋夷子”，往前直走叫“端走”，端履门就是此意，进衙门前要正冠端履，把鞋帽穿戴端正。在这儿，在那儿叫“在这达，在沃达”，这句元曲里应该能找到同音同义。把爸叫“大”，把叔叫爸，把妈叫妈，把婶子叫大妈二妈，我是“俄”，戏词里常唱的“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武林外传里风骚的老板娘一句“额滴神呀”传遍南北，其实，老陕在遇到呼天抢地的时侯，正宗喊的是“额的爷呀！”此爷专指老天爷。把水说成“匪”，把天说成“千”，把地说成“鸡”，把电说成“建”，把吃饭说成“咥饭”，这个字从字面上就有意思，口至，可不是吃吗！《聊斋志异—赵城虎》里面有“无何，一虎自外来，隶错愕，恐被咥噬。”

把聊天叫“谝闲传”。这个闲字发“han”音。瞧，闲了说说话，还要传播出去，这不是现在的互联网吗？把交待说事情，叫言传，这个言读(nian),说盐咸，还是“han”音，也就有了“咸（han）淡话”这个词。

我爷在的时侯，喝的是酽茶（浓而味重），这个字的意思和音现在都没变。要用煎水泼茶（开水沏茶），冬天吃饭，饭要煎火（热）才不会吃坏肚子。

说树上的果子结得繁，周敦颐《爱莲说》里面有“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这个蕃就是陕西人说的繁多的意思，瞧，传神又古雅。

说日子不好过，是受熬煎；说心情不好，是木乱；说做事情乱七八糟，漫无目的是撩乱；

想起小时候的一个童谣：奔娄奔娄，下雨不愁，人家打伞，你打奔娄。奔娄，是说脑门子，额头。

今天闲来无事，额也谝个长长的闲传。

用陕西话诵一遍当年崔护在长安所作的人面桃花，绝对有穿越的畅快淋漓。陕西人，不信你扯着嗓子来一遍。

去年今日此门中，（日读er）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再讲个真实的笑话。几十年前，有上海知青来陕支教，有小学生起立报告：老师，我啥疼。老师问：啥痛？到底哪儿痛？小朋友只说啥痛就是啥痛，老师还是不懂。最后学生指脑袋。（啥指的头，是脑袋）又一学生起立，老师我钩子疼，老师抬头，铁钩子挂在屋顶，钩子痛跟你有啥关系？！学生没办法，手指屁股。有陕西老师知道了这事，拉过学生批评：你闲得呻唤，才啥痛、钩子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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