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21岁女教师（26岁上海高校女教师）

口述人：上海外国语大学波兰语教师 赵祯

今天是我成为全上外最孤独的人整一个月。上月2日起，我当起了学生药品“闪送员”。因为按规定，学生一旦离校，返校后要隔离7天才能重回宿舍。人出不去，药又不能停，于是就需要志愿者代劳。从那天开始，我一个人搬进松江校区的隔离区，过着与医院间两点一线的生活，直到今天。

“那个时候，我感觉自己得了强迫症”

这份工作说起来特别简单，老师先把收集好的学生就诊卡给我，我拿着去医院配药，回到学校后把药和卡还给老师，我则继续在隔离区待命。

4月2日第一次上岗，我搭车1分多钟来到学校对面的第一人民医院松江分院。没错，为了减少离校后与外界的接触风险，即便这一路之隔的距离也必须要坐车。那天是我从3月11日成为住校老师后的第一次离校，眼前场景让我惊呆了——原本热闹的松江大学城文翔路，竟然连一辆车、一个人都没有，开始有一些新奇，之后很不是滋味。

那天，我被拦在了门诊大楼之外。工作人员让我脱去“大白”的隔离服，我猜想是怕把病菌带进医院。从那次后，我去医院只戴N95口罩与塑料面罩。

由于学生事先都在网上挂好号，我只要排队就诊拿处方单就行。去窗口取药是我最紧张的时候。由于我一次要为六七位同学配药，手脚麻利的药房工作人员会“啪啪啪”地把所有药都堆在我面前。

为了不影响后面的病人，我要把一堆药一股脑儿装进包里，然后到别处再细分。出来一次不容易，这些药很珍贵，我不能弄错，更不能少拿。那个时候，我总感觉自己得了强迫症，非要对着处方反反复复核对三四遍，才敢离开医院。

刚开始的时候，医院病人很少。我半个小时就能结束，但后来人越来越多，一次前面有100多个人取药，我在医院里待了3个小时。这个时候我蛮开心的，一方面，当上药品闪送员后，我在校园里几乎见不到人，现在看到这么多人，感觉在变相与人接触。另一方面，这说明疫情防控形势在好转，越来越多人可以出来了。不久前，医院专门开了代配药窗口，让我方便很多。

离开医院上车前，老师会对我进行全身消杀，特别是我的手套、裤腿、背包、鞋子。那些装药的袋子，也会进行消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特殊时期，这些事情都马虎不得。

当然，也有过遗憾的时候。一次我去配某个药，医生说这里没有，建议我去其他医院。对于别人来说或许可以，但我的路线就只是这家医院与学校之间，绝不允许去其他地方。回来后，我没去打听这个学生该怎么办，但总有种没完成任务的无力感。疫情的大环境下，每个人的力量实在有限，即便感觉自己已经尽力了，但总会有份愧疚在心中。

“我要保护学生的隐私”

每次回学校后，就要隔离7天，且每天都要测核酸。如果这7天内再出去配药，隔离期就再从头算起。实际上，因为我经常去校外配药，这个月就没能离开过隔离区。

隔离区是在三教一楼的教室里，地上铺的是气垫床，一晚上睡得我直腰疼。可能是这栋楼缺少人气，感觉里面特别阴冷。随着夏季到来，飞虫也多了起来，如果不及时关窗那就完蛋啦！打蚊子是首要任务，白天偶尔也会飞进一只蜜蜂，弄得我手忙脚乱。没办法，教室没有装纱窗。

除了配药“放风”，隔离区的日子很单调。最开心的是每天核酸检测和洗澡时能出来走走，呼吸下新鲜空气。这里的三餐都由食堂专人配送。我非常感谢送饭大叔，每扇门都要敲一遍，一天重复三次，重复到现在。

其实，大部分学生是很隐忍的。他们一定要配的这种药，肯定非常非常重要。出于保护学生隐私的原因，我不能告诉你是哪些学生去看病，更不能说他们看什么病、配什么药。在配药过程中，除了必要的核对姓名外，我不会看学生就诊卡，更不会去注意就诊记录。作为老师，我要让他们放心。

同样道理，我只是把配好的药给其他老师，不会和看病学生面对面。我觉得这样很好，至少我和他们间不会有太多的尴尬。对我而言，药能顺利送到学生手上，我的任务完成了，我的学生被保护到了，我就很满足了。我今年26岁，教的学生只比我小六七岁，大家平时都是朋友。有的同学知道我的工作后，还会为我点赞。

虽然长期隔离有点无聊，但我不推荐其他老师来当配药志愿者。这个任务怎么说都有一点风险，有我一个人就够了。更重要的，驻校老师是紧缺资源，配一次药要隔离7天，损耗太大了。其他老师天天忙得像陀螺，我“关”在这里帮不上忙，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我的名字是姥爷起的，当时也没注意到和宋仁宗同名（笑），他只是查到“祯”有美好的意思。我想，这或许是这份工作的意义，正如那首歌所唱，愿世间美好与你我环环相扣，同样，也愿我这份配药员的工作不会干得太久太久。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