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住父亲的手（父亲的双手）

王一彪

三十几年没在家乡和父母一起过端午节了，而端午前后是湘南最美好的季节，父母亲已年届耄耋，于是今年下决心成行。

中午时分弟弟从机场接我们回到家里，年迈的双亲看到长年在远方工作难得回来的孩子——年过半百的长子和长媳，笑得是那样的灿烂，那样的开心，感觉又那样的意外，那样的惊讶。

我说这次是特地回来和父母亲一起过端午的，因为时间定不下来，所以没来得及提前告诉二老。听了我的简单说明，二十多年前已上牙全无的父亲笑得口水直流。四年前因重病切开气管进行抢救、至今仍带着气管纽扣但精神蛮好的母亲，更是来不及说话，只一个劲儿张开双臂，招呼着我站到她的面前。

不一会儿，一家人围坐一起吃多年没有如此团聚的端午饭。家乡的味道，久别的重逢，血脉相连的亲情，让一家老少有说不完的心里话。望着只顾吃饭、话语不多的父亲，稍有些调皮的妹妹大声地说：“大哥在今年母亲节以《母亲二三事》为题，写了妈妈过去的一些事情，只是简单地提到爸爸，我念给爸爸妈妈听，妈妈抿着嘴笑，爸爸他老人家可有点不太高兴呢!”

妹妹说到这儿，我马上侧过身，望着好像听懂了、又好像没听太明白的父亲，本能地感觉到老人家其实还是知道我们在说什么。看到父亲这个样子，我赶紧放下碗筷，握住父亲的左手，轻轻地抚摸着。老人家的双手因多年痛风已严重变形，手指的每个关节都肿得很大，而该有肉的地方却又那样干瘪。我摸着、看着，又看着、摸着，再抬头关切地凝望着饱经风霜的父亲，非常认真地对他说：“上次写了母亲的一些事情，我还想专门写一写您老人家，而且主要写您这双手。”

父亲的油画像。

父亲的双手，是我一直十分敬佩敬重的。虽然，艰难的岁月、艰苦的劳作、无情的病魔，让这双手几乎完全变了样，但在我心目中，这双手永远是智慧的双手、勤劳的双手、精巧的双手、善良的双手……

父亲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前半期，那个年代偏远的小山村没有几户人家的孩子能上得起学，因为爷爷家境还算殷实，加上太公的坚持，供父亲读过几年私塾，在整个白斗冲他这一辈人中算是有文化的。堂叔曾告诉我，新中国成立后，南下土改工作队来乡村搞土改，因为有这么一点文化基础，父亲曾为工作队员们服务过。本来他们安排让父亲跟着进城工作，然而奶奶坚决不同意，据说是在地上打起滚来，才没有让她的独生子离开白斗冲。

也因为有这么一点文化基础，父亲成了当地不多见的文化人。在我们老家这样的小山村里，一年到头基本没有什么像样的文化活动，但春节每家每户的门框都要贴上红红的对联，这是大城市里的人难以感受得到的特别的喜庆氛围。刚过腊月二十三，年味渐渐浓起来，父亲这时候也会更忙碌一些，村里好几户人家要请他写对联。父亲大多会提前把自家的对联写好，到了腊月二十六七，村民们从茅洞桥街上买回来大红纸，直接送给我父亲，也不说太多的话，对联写什么内容任凭我父亲把握。

这时候父亲颇有些自得其乐，让我把八仙桌整理得干干净净，研好墨汁，浸泡好毛笔。一切准备停当，父亲站在桌前，不用打草稿，这一家写什么，那一家写什么，他心里都有数。家里有老人的就写“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家里有孩子读书的就写“耕读并进，富贵双全”。谁家娶媳妇或者嫁闺女，他就会用心地把人家的名字放进去，专门创作一副嵌名联，大多是一些赞美和祝福的词儿，说这叫“贯对子”。父亲给白斗冲堂屋贯的对子是：“白玉无瑕照令德，斗光有耀启文明”。

父亲写对联，不可与书法家相比，但他蘸墨运笔、起承转合像模像样，写出来的每个字工工整整、苍劲有力。每写一副对联前，他都要计算好上、下联各有几个字，然后再麻利地把两长条纸叠成他所需要的若干个小方格，有5个字、7个字的，还有9个字、11个字的，从来不会出差错。准备好这些之后，他会缓缓舒一口气，再慢慢地蘸上墨，一个字一个字用心地写。我在他对面帮忙把长条对联轻轻地往上拉，这样的拉也要配合默契，不能太急也不可太慢，完全就着父亲运笔的力度与速度。我可以说是他最合适的助手，颇得父亲欣赏，别的人他一般看不上。到了我读高中的时候，父亲故意说他岁数大写不动了，其实是有意让我锻炼着写对联。可我这一辈人在学校里基本上没有用过毛笔，哪敢揽这样的“瓷器活”!

湘南乡村长期以来有这样一种习俗，老人去世之后，晚辈要安排为逝者做道场法事，还要做祭文，包括家祭和客祭，也就是现在的致悼词。新社会之后，道场法事逐渐消失，但做祭文、致悼词一直沿袭下来。父亲是白斗冲乃至大儒村附近做祭文的高手之一，他做过的祭文具体数量已无法统计，但确实得到了许多人家的赞许。这次在家和父亲聊天，父亲特地提起上世纪80年代他让我给我的大姑母做祭文一事，也颇为自豪地讲到他自己前些年给我细姑母做的祭文，得到了阿布zao以至陂林村许多人的称赞好评。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生产队每家每户每天晚上都要派人到堂屋里，大家聚集在一起评一天的劳动，记每个出工人员的工分。这个时候，作为记工员的父亲就成了中心人物，他右手握着记工分的钢笔，左手不时挑一下昏暗的煤油灯芯。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乡村记工员，每个出工人员的工分也需要大家进行评议，但他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话语权。所以，看着父亲的那个样子，我心里确实有那么一点点小骄傲。

父亲不仅是记工员，还是生产队的会计。如果说记工员别人可以替代，因为逐步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计算；然而会计这样的活儿，是没有人可以随便担得起来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计算器，更没有电脑软件，必须靠珠算盘进行加减乘除。如果说珠算加减法他的同龄人或者年轻人能搞清楚些，但珠算乘除法，就没有哪个人比得上我父亲了。所以，生产队会计长期由父亲担任，一直到农村实行包产到户。

每当年终分红，作为生产队会计，父亲需要用若干天时间，有时还要在出纳员的帮助下，对生产队全年的收支账目进行决算。将近两尺长约有20串珠的长算盘，在他手指的拨弄下变成了一组组、一串串有价值的数字，它们关系着每个家庭一年的收入。那时全劳力一天的工分，到年底算下来确实分不到几个钱，所以父亲算得特别精细。我的印象中，打算盘他一点也不怕麻烦，做乘除法计算时，往往精确到小数点后面好几位，每10个工分值几分几厘几毫都能算出来，而且每家每户都算得清清楚楚，真是充分的公开公平公正。正因为如此，父亲对白斗冲生产队每年的年终决算，能让每个村民都非常放心，而且经得起大队会计的复核检查。

父亲能够做到这样，一方面是他一贯坚持的行为准则，另一方面他说用不着在算账时搞什么小动作，因为自己还有多数人没有的一些特殊技能。父亲早年在蓝山县做过工，木工泥工都会干，而且干得像模像样，甚至有些年轻人拜他为师傅。生产队里的一些普通农具大多是木制的，每年都要进行必要的维修，这些活计他当仁不让地干。既然让他做，在评工分时是要加系数的，父亲做一天木工活相当于别的男劳力干一天半或两天。这样看似不公平，让他多得了好处，其实不然，因为这些有一定技术含量的维修活，如果请外村人来做是要付现金的，一天好像要一块到一块五。而父亲只是一天拿一天半或两天工分，到年底决算时不过才三五毛钱。生产队里的人都明白，让自己村里人做既省钱又放心。凡是经过父亲那双巧手，无论是新制作还是维修过的犁、耙、水车、风车等，都非常好用。

父亲在堂屋里摆开做木工的阵势，即便赶上学校放假，村里小孩子们也都是不敢靠近的。因为父亲一会儿用斧头使劲地砍，一会儿用手锯认真地锯，一会儿用刨子来来回回地刨，稍不注意就会伤到人。他从来不让别人家小孩子靠近，唯独只有我可以站到旁边，不远也不近地看着正在忙碌的父亲，这个时候确实感觉很自豪。

不光木工活，泥工活（北方叫瓦工活）父亲也干得相当漂亮，在茅洞桥一带堪称数一数二的招牌师傅。每当某户人家换屋（翻建）或建新房，父亲是必请的大师傅。所谓大师傅，不仅会做砌砖、抹灰等专业活儿，而且能给屋墙地基放水平线，指挥竖门安窗，当敬神司仪。在茅洞桥一带，建房工程启动或房屋主梁安放时，都得做当地必做的敬神仪式，这可不是每个泥工师傅都能做的，而父亲正是能主持这种仪式的德高望重的大师傅。

如果在本村建房子，只要有空闲时间，我常常会站在不远处，紧紧地盯着父亲。他虽然身体单薄，但双手搬起几十斤重的土坯砖，却又是那样的灵活自如。特别是当房屋即将竣工安放主梁（南方叫“圆垛”）的时候，他站在高高的、窄窄的墙头，一会儿端着酒碗，一会儿点燃敬神的纸钱，嘴里念念有词，说着祝福主人家的好话，一套一套的。其他人包括泥工木工师傅，还有主人客人，都静静地注目父亲。这样的神圣仪式，让我敬佩得五体投地，以至于萌生过跟父亲学泥工做砌匠的念头。

倘若是到外村做泥工活儿，往往都是连续干好几天，工程结束之后才回来，这也是我特别盼望着的。因为每每这个时候，父亲一般都要带回来一些“圆垛”酒席上的贺菜（或许叫合菜、和菜），在那短缺经济年代，能让我们饱饱地享用一顿美餐。其实我心里非常明白，这是父亲自己舍不得吃，特地留下来给孩子们的。

在那落后封闭的年代，不可能走出去得太多太远，父亲更多是用自己的双手，干乡村男人都要干的农活，挖土、种瓜、点豆、栽辣椒，犁田、耙田、扯秧、插秧，中耕、施肥、杀虫、打谷，可以说样样精通、件件皆能，而且干得又快又好。比如大田里插秧，如果要确保横平竖齐，大多是用长长的尼龙绳打样。然而，父亲完全可以凭藉自己的感觉，把几十米长的6行秧苗一股劲地插完，头都可以不抬一下，上岸后几乎看不到一丝弯曲，没有人不佩服，大家都得伸大拇指。这是我亲眼见过的，还从他那里学到过一些插秧的诀窍。父亲干这样的农活不仅干得漂亮，而且干得十分用力，从不拈轻怕重、投机取巧，但他特别讲究方法，注重细节和效率。

父亲非常要强，在生产队里干完活，只要有一点点空隙时间，就到自留地做事，一年到头没让自己双手闲下来。父亲认为，只有靠自己的双手不停地劳作，才能让一家人过得更好一些。记得有些年生产队分配的粮食不够吃，当时对自留地又管得严，父亲就想办法到一般人根本无法到达的山林深处，让我在一旁举着马灯，他挥汗如雨地挖土垦荒，神奇般地开垦出一块能种庄稼的生地。第二天晚上，又如此这般地干到深夜，把红薯秧一根一根栽好。到了秋天，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丰收的红薯挑到家里。母亲曾为此担心，父亲却说凭着自己辛勤的劳动种点红薯给家人吃，违反了哪个天条？我的记忆里，那个年代很多家庭都是难得吃饱肚子，而父母特别的精打细算，加上特别的辛勤劳作，没有让孩子们饿过肚子，只是不可能吃得像现在这么丰盛可口和营养。

父亲的双手，还能神奇地为人治病。看过电影《刮痧》的人知道，过去乡村人如果生了病，首先想到的不是看医生，而是请有一定经验的人刮痧。在白斗冲包括邻近的小村子，有人得了风寒感冒之类的疾病，总是先请我父亲去扯痧——茅洞桥那一带叫“扯痧”。每个人的前胸后背以及颈脖各处，都有相应的经络穴位，父亲能准确找到穴位，用右手的食指和中指背部夹住穴位处，左手再紧握住右手，精巧而有节奏地使着劲儿扯，三五下即可露出一道带着血色的红印，这红印在前胸后背整齐排列，两三天后患者的病情就会逐步好转。我的印象中，村子里几乎每个小孩、大人尤其是老人，如果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都请我父亲为他们扯痧。我们家三个孩子，还有我母亲，更是父亲第一扯痧对象。说句实在话，父亲这种土法治疗真见效果，我们一家人很少到茅洞桥街上打针抓药。

为他人扯痧治病，还真要有一点“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奉献精神。常常有人半夜三更发病，他们的亲人就会来到我家敲门；还有一些人慕名远道而来，可我们家的农活正让父亲忙着——无论遇到哪种情况，父亲总是有求必应，把治病救人放在第一位。村里人常常迷信，说给别人扯痧治好了别人的病，这病会还给扯痧的人。父亲有时确实遇到这样的情况，给病人扯痧回来，自己却病了。科学的解释应该是，父亲在给病人扯痧过程中受到了风寒侵袭或病毒感染。不管怎样，父亲义务为他人扯痧治病，一直坚持了许多年，他曾有名有姓地给我讲过不少治病救人的事例。父亲始终认为，他这样是帮别人做好事，是在积德行善。不论自己多么辛苦劳累，父亲从来没有后悔过，反倒一辈子为之津津乐道！

昨天下午，朋友圈里开始有人发祝福父亲的微信，到了晚上我才明白今天是父亲节。想起端午节在父亲面前许下的诺言，要好好写一写老人家的双手，所以从昨晚到现在，只要有一点空闲，手指就在手机屏幕上摁个不停，脑子里面浮现的全是父亲的那双手。

(作者补记：拙文2016年6月19日父亲节写于北京，2021年8月31日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今年清明节因疫情无法回家乡为父亲扫墓祭奠，特在父亲节前夕对拙文作推敲修改后借家乡的湖南日报一角刊发，表达对父亲的深切怀念。)

[责编:戴蓉]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