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六尺巷的打油诗（六尺巷故事及让墙诗）

赵薇在今年央视春晚演唱的一曲新歌《六尺巷》，一夜之间走红全国，并引来媒体及坊间的诸多议论。尽管说法不一，或闪烁其词，人们内心里真正要想关注的焦点之一，还是“六尺巷”故事及其“让墙诗”究竟真的出自歌中所唱的安徽桐城，还是与国内好多地方（大约不下20处）类似的民间传说和地方风物大同小异，互有影响借鉴甚至讹传？换句话说，这类故事的产生到底谁先谁后，其真正的源头又在哪里？

上图分别为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景观和“让墙诗” 石刻

其实在最近十余年旅游业日益兴旺，各地竞相打造地方人文景观的热潮中，早就有人在关注这个话题了。较早见诸文字的有：《早于桐城六尺巷的李锦袭》（作者：盛巽昌，载《学术月刊》1999年第12期），《让得人的故事》（作者：绍诚，载2008年7月天涯博客），《让他三尺又何妨》（作者：史说，载2012年9月5日《羊城晚报》）。近期的则有《五代时期的“六尺巷”》（作者：张培锋，载2016年2月22日《天津日报》），以及文史学者李天飞的一篇传播较广的网文。

之所以现在我还想就此问题来饶一饶舌，是因为我觉得，以上的诸多文章似乎都有一个不同程度的通病：不大注重文献征引的规范化体例，比如确切的引文出处、版本年代，以及理应稍作辨析的因袭之迹和内容真伪等。还有一点就是：文章作者往往有意无意地置某些明显带有附会篡改痕迹的晚近资料的产生年代于不顾，较为轻率地就以该资料所提及的故事主人公所生活的年代早晚论先后、辨是非。比如上述的所谓“五代时期的六尺巷”，或“早于桐城六尺巷的（明代山西榆社举人）李锦袭”云云，皆属此列。

如果以这样一种或多或少模糊了“证据来源”的方式去作分析判断和发表议论，仅仅作为茶余饭后的娱乐性谈资是可以的，而对问题本身的讨论、澄清并无多大助益，还容易把人的思想搞乱。

我现在只想把人们习惯征引的几条文献资料，加上我自己核查的一些其他相关资料，尽可能注明其产生的大致年代和作者生卒年，然后由近及远地集中罗列征引如下，并 略加说明。以便让关心此事的人更清晰地感知其发展演变的脉络，有利于对问题作出更科学的认知判断。

1、清末姚永概《旧闻随笔》：

张文端公居宅旁有隙地，与吴氏邻，吴越用之。家人驰书于都。公批诗于后寄归，云：“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吴闻之感服，亦让三尺。其地至今名为六尺巷。

邓按：安徽“桐城派”末代大师之一的姚永概（1866—1923）所著《旧闻随笔》(1925)的这一段记载，正是赵薇所唱安徽桐城“六尺巷”故事的公认出处，也是稍后出版的《桐城县志略》（1936）相关记载的真正来源。

2、清末光绪×年《榆社县志》卷十：

李兰玉者，故明宛平县令李锦袭之子也。家居与邻人争墙基，致书于父。父遗诗一首，示之曰：“千里寄书只为墙，让他一步有何妨。含元殿上离离草，原辈风流诗味长。”兰玉得诗，遂以墙基让之，又于仁义巷北让地一块云。

邓按：《榆社县志》编纂者及其确切的刊印时间不详，此乃转引自《学术月刊》1999年第12期盛巽昌文章。文中征引这段文字时仅注明“光绪《榆社县志》卷十”字样。该县志的这段记载，正是盛巽昌文章所称“早于桐城六尺巷的（明代山西榆社举人）李锦袭”的唯一文献依据。然而稍加追索即不难看出：此处被指为“故明宛平县令”和“山西榆社举人”的李锦袭“让墙诗”，其实是将下面所引更早期的五代后唐尚书杨玢字靖夫，以及另一位不具名的“在京显官”之“邻翁”的两首风格迥异的“让墙诗”，经过嫁接改造而成。

3、清末金武祥《栗香随笔》：

杨翥咏侵地界诗云：“余地无多莫较量，一条分作两家墙。普天之下皆王土，再过些儿也不妨。”

4、同上：

昔有侵人宅地者，杨玢作诗讽之曰：“四邻侵我我从伊，毕竟还思未有时。试上含元殿基望，秋风衰草正离离。”

5、清末金武祥《粟香三笔》：

有显官在京致书邻翁，欲其让墙址以成方圆，翁书一诗于纸尾曰：“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几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邓按：清末金武祥(1841－1924)所著《粟香随笔》、《粟香二笔》、《粟香三笔》、《粟香四笔》，《粟香五笔》共40卷，合刊于光绪七年（1881）。其《粟香随笔》所记“杨翥咏侵地界诗”，应与以下所录清初褚人获《坚瓠集》三集“杨仲举”诗同出一源；而《粟香三笔》所记另一不知名“京官”之“邻翁”所书“千里修书只为墙”一诗，则与前引姚永概《旧闻随笔》所记桐城“张文端公”让墙诗十分相似，同时又与后面所引明末叶廷秀《诗谭》卷九所记明代“大学士郭东野”让墙诗如出一辙。而被指为咏诗主人公的却成了不同的三个人。若以文献产生的年代论，自然是以所谓明代“大学士郭东野”之说为首创。但是这一几乎可以成为当今各地众多“新编”民间故事中的“让墙诗”定型样板之诗作，却让我颇为怀疑：它是否属于首倡“大学士郭东野”之说的明末叶廷秀（1599-1651）在其所著《诗谭》中凭空“创作”出来的呢？因为它和早生叶廷秀六百余年的北宋大学士杨亿(974-1020)所记最早也最可靠的“让墙诗”，在“雅俗共赏”方面实在有太大的“飞跃”。

6、清初褚人获《坚瓠集》六集卷之一《让墙基》：

蜀扬尚书（玢），致仕归长安，旧居为人侵占。子弟欲白于官，以白玢。玢批纸尾云：“四邻侵我我从伊，毕竟须思未有时。试上含元殿基望，秋风秋草正离离。”

7、同上：

《韵语晨钟》：舒国裳（芬），在翰林日，其子数寄书云：邻人岁占墙址不休。芬覧书，题其尾云：“纸纸家书只说墙。让渠径寸有何妨？秦皇枉作千年计，今见城墙不见王。”遂缄封却寄。子诵其诗，谓父驽下，不能助已泄愤，遂弃其书。邻人闻而觅得之，感其盛德，自毁其墙，任其筑取。已而两相让，各得其平，相安如旧。与吾乡杨仲举事同（事见三集）。三公如此襟度，真八荒我闼，千古为侣。更何人已畛畦，足当一瞬。

8、同上《坚瓠集》三集卷之二《杨仲举》：

吾郡杨仲举，翥，德冠一时。邻家构舍，其甬溜滴其庭。公不问，家人以为言。公曰：“晴日多，雨日少。”或又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皆王土，再过些儿也不妨”之句。

邓按：此书作者褚人获（1635—1682)，所著《坚瓠集》共十五集六十六卷，初刊当在清康熙年间，略晚于叶廷秀之《诗谭》，却并无《诗谭》中“大学士郭东野” 让墙诗的记载。可见叶廷秀并非因袭《诗谭》文字，是否另有所本，别无文献可稽。另，此书前后两则“吾乡杨仲举事”，即前引清末金武祥(1841－1924)《栗香随笔》所记“杨翥咏侵地界诗”事。可注意的是，金武祥所引之诗，乃完整的一首绝句：“余地无多莫较量，一条分作两家墙。普天之下皆王土，再过些儿也不妨。”反而比早生他二百余年且是事主之“同乡”的清初褚人获所记多出了前两句。这首完整的绝句又是从何而来？目前亦不得而知。

9、明末叶廷秀《诗谭》卷九《东野让一步》：

大学士郭东野为翰林时，其封翁家与邻人争一墙界，寄书于东野，东野漫上以诗云：“千里封书只为墙，让他几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还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邓按：此书作者叶廷秀（1599-1651），所著《诗谭》十卷当初刊于作者抗清被俘遇害前，应早于金武祥合刊《栗香随笔》二百余年，亦早于《坚瓠集》之刊印。如前所述，叶廷秀的这一则记载和里面的“让墙诗”甚具“独创性”。单以这首诗的形制而言，实堪称开了现代新编“六尺巷”故事之先河。

10、北宋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一《讽谕门》：

杨玢靖夫，虞卿之曾孙也。仕伪蜀王建至显官，随王衍归后唐以老，得工部尚书，致仕归长安。旧居多为邻里侵占。子弟欲诣府诉其事，以状白玢。玢批纸尾云：“四邻侵我我从伊，毕竟须思未有时。试上含元殿基望，秋风禾黍正离离。”子弟不复敢言。（按：此条原注明出自杨文公《谈苑》）

邓按：此书作者阮阅（约1064-1130），所著《诗话总龟》前集五十卷约刻于其逝后之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明清时多有翻刻本。此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校点排印本。这一则故事，原注明出自北宋杨文公《谈苑》。且其整个文字，除纠正了《谈苑》原抄本或翻刻本将“杨玢靖夫”误为“扬玢靖夫”的一个错字之外，几乎一字不差。可以说，此一让墙故事和里面的“让墙诗”，才是古往今来类似传说的真正源头或曰出处。但北宋阮阅《诗话总龟》对此记载的编选，还只能算是一个“旁证”；它所指明的真正源头，则是和阮阅同时代的北宋翰林大学士杨亿(974-1020)所著《杨文公谈苑》（见下一则）。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此书及杨亿《谈苑》所记之杨玢靖夫原创“让墙诗”，还并未使用“长城”和“秦始皇”的通俗典故，而是以“试上含元殿基望，秋风禾黍正离离”的风雅之思为喻（此诗另见于《全唐诗》卷760-8杨玢条，题为《批子弟理旧居状》，《全唐诗》“禾黍”作“秋草”）。

含元殿，乃唐代长安都城大明宫第一正殿，极其辉煌壮丽，属长安城的标志性建筑，亦是当初大唐帝国举行国家仪式和庆典之地。唐代诗人笔下的“千官望长安，万国拜含元”（崔立之）、“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均指此。含元殿建成于唐高宗龙朔三年（663），至唐僖宗光启二年（886）即毁于战火，存世仅二百二十余年。如今残存的“殿基柱础”等遗迹，仍恢宏凄美得令人神往……

“试上含元殿基望，秋风禾黍正离离。”杨玢原诗意境苍凉，发人深省

下面是含元殿数码复原图（为重建此殿而对遗址遗迹作精心丈量考证后设计复原）

11、北宋杨亿《杨文公谈苑·杨玢诗》：

扬玢靖夫，虞卿之曾孙也。仕伪蜀王建至显官，随王衍归后唐以老，得工部尚书，致仕归长安。旧居多为邻里侵占。子弟欲诣府诉其事，以状白玢。玢批纸尾云：“四邻侵我我从伊，毕竟须思未有时。试上含元殿基望，秋风禾黍正离离。”子弟不复敢言。

邓按：这便是记录让墙故事及“让墙诗”的最早也最具历史真实性的可靠文献记载。此书原为北宋翰林大学士杨亿(974-1020)口述，由其门生黄鉴(?-1031)笔录，更由北宋同期名士宋庠(966-1066)整理校订而成，约刊刻于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稍后，分为二十类共十二卷；大约至明代中叶后原刻本已亡佚，却因其内容曾被多种类书如《宋朝事实类苑》、《类说》、《诗话总龟》、《锦绣万花谷》、《永乐大典》等广泛征引，本书内容在后世文人中仍有影响。现代学者李裕民从各种类书中辑校出《杨文公谈苑》佚文233则，加上同时辑出的另一北宋名家张师定（1017-1087）《倦游杂录》佚文167则，合辑为《杨文公谈苑·倦游杂录》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此辑佚文中“扬玢靖夫”误“扬”字，或为某些类书原误，却与目前被广泛征引的姚永概《旧闻随笔》（1925年版）所误“扬”字同，亦与清初褚人获《坚瓠集》六集所误“扬”字同；但与北宋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一及其所据最早的出处北宋《杨文公谈苑》所录“杨玢靖夫”，和其他史书记载此人姓氏之“杨”字皆异。其传抄征引的讹变之迹，于此亦清晰可辨。

杨文公亿（974-1020）木刻像

摘要罗列出以上十余条文献资料并略加注释说明之后，我个人似乎已没有多少话可以说了。唯一需要补充的一点是：被今人誉为安徽“桐城派末代大师”之一的姚永概（另一位同样被誉为“桐城派”末代大师者，即姚永概之兄姚永朴），其所著《旧闻随笔》的那条关于“六尺巷”及“让墙诗”的记载，偏偏史无前例地被放置在桐城籍大名士“张文端公（即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张英）”的头上，如果不是受人之托（比如为同乡的张氏后人增光添彩等），恐怕很难说得过去。

是的，安徽桐城籍的清初大官僚大学者张英、张廷玉父子，的确是满腹经纶、品格高尚之人，其一生行迹多有可圈可点之处；而且他们也可能真的会偶尔引用前人著述中多有提及的“让墙诗”之类礼让故事去教化家人。但我绝不相信他们在世之时，会把类似的前人诗句当成自己的即兴之作加以书写。如果说在其后世的故老乡亲口头传说中偶有此类讹传附会之辞，倒是可能的，也无足怪；但作为后世的文人学士，竟也将这种明显的附会之辞貌似引经据典地坐实为著述文献，则万万不可为。

姚永概（ 1866—1923） 肖像

在前文中，我曾指姚永概《旧闻随笔》此说为“信笔胡诌”、“毫无文献依据”，那是仅仅针对其将此“让墙诗”无端附会到他的乡贤“张文端公”身上而言的；若以这首在历史上几经衍变而向“雅俗共赏”的角度逐渐定型的“让墙诗”本身而言，在姚永概这位堪称博学鸿儒的大文人笔下，则分明是有其“来历”的，只不过他明显耍弄了一点移花接木或张冠李戴的小伎俩罢了。正如我前文所叙，姚永概所记这首“张文端公”让墙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有可能是抄改自明末叶廷秀《诗谭》卷九那首甚具“独创性”的“大学士郭东野”让墙诗：“千里封书只为墙，让他几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还在，不见当年秦始皇。”一对比，“张文端公”让墙诗只改了“郭东野”让墙诗六个字。当然更有可能是，姚永概所称“张文端公”让墙诗，乃直接抄自比他的《旧闻随笔》略早出版的清末金武祥《粟香三笔》那首同样出自明末叶廷秀《诗谭》所“独创”，却又将“大学士郭东野”混称作“有显官在京致书邻翁，欲其让墙址”，反由邻翁“书一诗于纸尾”的让墙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几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这一民间的“邻翁”反让“京官”的让墙诗，只被金武祥“润色”了两个字（“又”和“犹”），而这两个字正可视为姚永概所改后两个字的依据。

你看，被清末这两位“末世文人”偷改、又偷偷“易人”的所谓“让墙诗”，是不是和现在各地“再易其人”的新编民间传说中大同小异的“让墙诗”如出一辙呢？

对不起，我这是从纯粹的学术角度在作“溯源”的分析。并不反对如今的安徽桐城地区（也包括其他某些有条件的地区）继续以民间传说的名义，保留或开发类似的地方人文景观、历史遗迹等。这应该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

2016年3月1日16:45:43 匆草与释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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