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脚和小脚（民国礼仪与风尚）

人们常通过与人相处，待人接物中去品评一个人的修养和内涵。也从与之沟通时的言语中去判断这个人所属的阶层。似乎初定一个人的人品，就是从与此人交往时，对方待人接物的言谈举止来进行判定。这样的判定实质就是用“礼”来衡量及判定的。

民国在诸多方面都有所变革，但是传统“礼”在国人心中仍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显得神圣而庄严。

国人之所以有这样认知，主要源于那碧瓦飞甍的皇城之内。

千百年来，每日文武百官们都要在金殿之上向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充分彰显着他们的忠诚不二之心，谦恭有礼之态。端坐龙椅的皇帝不怒而威，皇家的威仪显露无疑这一切从宫廷漫延到民间。

高墙深宅大院之内，大厅中当家之人正襟端坐，晚辈儿孙们正叩头、请安。家长威严，儿孙敬畏。从皇宫到民间，所看见的是一幅幅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画面。年复一年，如复一日，这样的礼仪一直进行着，不可更改。这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礼”。无形中，成为了一种外在的规范，约束着人的思想和行为，在处理、维系社会政治关系和人际关系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一直沿袭到民国，并未弱化。

古来的“礼”体现着整个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

皇帝是九五之尊，其余皆是他的臣民，对他必须奉若神明敬仰膜拜，见之必行三跪九叩之礼。然下属见上级，平民见官员，晚辈见长辈这可是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礼仪之邦礼仪不可废，也必须行叩拜之礼，礼仪繁琐，等级非常森严。这才能充分显示礼仪的神圣与威严。朝廷上，官员们的膝盖几乎没有伸直过，在家晚辈早晚都要给长辈问安行礼，整日唯唯诺诺，脊背从未挺立过。礼仪代表着道德与权威，在行礼与受礼双方很难有平等可言。

上千年来人们几乎没有怀疑过这样的礼节是否合乎人性，是否是人们内心深处都认可与接纳的礼数，是否甘之若饴地享受着这独属我国的礼仪文化。

然而，鸦片战争列强们蜂涌进入中国，打破了原有的宁静和平衡。他们带来了西方的商品和资本，也带来西方的思想、文化。

国人开始关注自己的内心，开始用心体会生活带给自己的冲击。看见外国人很尊重女性。见到女性脱帽、鞠躬、问好，见到男士握手，觉得很是新奇的同时，在视觉和心里有了别样的体验。感觉他们的礼仪似乎更有人情味，更容易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国人开始对自古有之的传统礼仪开始怀疑、思考。进而对古老的封建叩拜、请安之礼进行了扣问与严厉的批评，还提出要彻底改革礼制。

梁启超先生在维新运动中率先指出，叩拜之礼是一种极其虚伪的礼节，备受外国人所嗤笑，主张学习西洋人的鞠躬之礼，一石激起千层浪，梁先生成为了众矢之的，遭到顽固派们的咒骂，觉得梁先生行大逆不道之事，还遭遇了严厉的痛斥。

后来，反封建专制的声音越来越大，国人普遍认为这些虚礼毫无意义，并不能真正代表礼仪文化与人们的道德修养。反而让国人的膝盖不得伸直，脊梁也在叩拜中弯曲了。致使内心也似膝盖与脊背一样少了尊严，多了卑微，让国人从内心到身体都不能挺立。

大作家包天笑就请安仪式发表了个人的见解，言辞犀利辛辣，完全能够感受到他对旧礼的讥笑与嘲讽。中国人在巴黎出版的刊物《新世纪》上也发出了强有力的呼声，主张用鞠躬来替代那些毫无生气，卑躬俯首的礼节。中国人第一次强烈地表达出对自身感受与尊严的重视。

民国是中国进入社会剧烈变革时期。封建王朝的灭亡，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人们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新就意味着发展契机，一些旧事物彻底的消亡，新事物得到认同和接纳。人们在这个时候对自我愿望的表达，自我诉求的争取，力度与之前完全不同。

那时，改革礼制的呼声已然很高，然而传统的礼俗还占着主导地位。婚姻还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合婚、聘礼一样不少。大红盖头下的悲剧照旧发生。丧礼有时过之而无不及，仍然大肆操办，请和尚、道士超度做法事，宁愿掏空家底，也要操持盛大丧礼，让所有人知晓丧家的忠孝。社交场合时见卑躬屈膝，称呼老爷、太太、小姐之举。节日、朝晚，晚辈还是得给长辈行跪拜之礼。平辈见面仍旧行作揖、拱手等礼。国人交往的礼节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有着质的变化。大多数的国人背与膝盖还是弯曲着。

跪拜原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时时刻刻提醒着人们自己隶属的等级。那时的礼仪从思想上奴役人们，让所有人臣服这样的礼仪，自觉内化，并稳固下来。统治者理所当然地享受着人们的顺服、尊崇。

然而国人的觉醒，终迎来了礼仪的春天。国人越来越高的呼声，强有力的据理力争，终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礼制》颁布前，就有明令祭孔时“除去跪拜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人们终于从跪拜中伸直了膝盖。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国人见面行鞠躬礼。同年八月十七日，民国政府颁布了《礼制》，终于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男子礼为脱帽鞠躬礼，庆典、礼典、婚、丧、聘问用脱帽三鞠躬，公宴、公礼式以及寻常庆吊、交际宴会用脱帽一鞠躬礼，寻常相见用脱帽礼，军人警察有特别规定者，不适用本制。女子只行鞠躬礼，不用脱帽。”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国人终不用随时低着头弯曲着脊背和膝盖了。那时的国人似乎比往日高大许多，话语也能说得流畅而有力了。见面问声好，握握手已然是最为常见的礼节，再不用惊奇与艳羡别人了。

一九二八年草拟的相见礼中，对在官厅、社会、家庭的礼节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废除跪拜，以鞠躬礼为主。下级拜见上级，朋友、兄弟相间，还有晚辈拜别长辈时只需鞠躬便好。废跪拜是民国初年礼仪革命的胜利，国人逐渐意识到人与人之间，没有天生的贵种与卑贱，礼节上的尊卑等级观念已为平等观念所取代。

国人见面不再磕头作揖，虚礼逐渐被摒弃的同时，人与人之间也亲近了许多，内心也少了许多的压抑和忐忑。于是，社会上大力推广西式的脱帽鞠躬礼，不论城乡都用这样的礼仪。

见面的鞠躬礼让中国人随时准备弯曲的膝盖伸直了。内心存留的奴性、等级、压迫的意识就如被废黜的礼制慢慢赶出了内心。生活少了冗杂，变得轻松了许多。不用见着富人或者政府官员们，就得弯腰叩头叫老爷。生活少了压制，脸上也舒展了笑容。虽然生活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但至少不用随时低头，看不见头顶的太空，还有刺眼的阳光

乡村的小桥流水，袅袅炊烟很是让人向往和喜爱。然而这一片天空下陈旧的空气还是无法吹散。越是偏僻的地方，传统的观念越是根深蒂固。文明的空气是被他们所排斥的。他们恐惧变革，恐惧出生以来既定的身份和地位被改变，即使忍受着卑贱和痛苦，依然因循守旧，抱残守缺过去的礼制，认为祖宗的东西是不能轻易变更的。因而农村很多地方见面仍然做长揖。农村的生活还是在陈旧的礼制中拥有暂时的宁静。新旧礼节的存在使得民国的礼仪仍然是新旧混杂。

见面的鞠躬之礼相对而言很好推广，人们接受起来不是很困难。但是在结婚之时、丧礼之际，祭祀时刻要改鞠躬理解就异常困难。

一些到城市读书的乡村学生，接受新思想、新礼仪的熏陶教育，他们很乐意接受不同的变革。回乡举行婚礼时他们就能使用新礼制行鞠躬礼，不再行跪拜之礼。在宴请宾客时难免受人指指点点，很多好事者全无善意，卫道士们跳将出来横加指责，说他们无君无父，目无尊长，无视礼节，不遵从传统。他们忍受着语言上的咒骂，甚至还要受到肉体上的折磨。传统礼节很浓厚的家庭，父辈们声色俱厉警告他们，不遵从古礼休想结婚。

婚礼很注重传统礼节，丧事就更无法脱离传统的轨道。丧葬礼俗中西方的差异更大，上流社会的中国人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很快接受新的礼俗。然而在传统思想浓厚的广大农村，是怎么也不能接受西方的礼仪。他们觉得不能背祖忘宗，不能忘记最基本的礼义孝悌。死者为大，更为尊，不能废除传统的礼仪，那是对死者的大不敬。所以丧葬只有在很小的范围内使用了新的礼制。

祭祀在传统的中国人眼里更是神圣而重大的事情。供奉、燃香、叩拜有礼而虔诚，任何一个细节都不会疏忽，礼数周全，祈祷带来福音别降临灾难。

政令、制度虽强调取消等级制度，实现平等、自由。国人在一般的人际交往中也能拥护新礼制的使用，人人似乎都有了尊严，不再因等级而屈膝。然而婚丧、祭祀这道坎国人很难迈过。精神生活中，人伦道德、宗教观念还是深深占据着国人的思想和灵魂，一纸公文就想彻底剔除这些思想，是不太现实，这样的转变还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很大的努力。

握手也是西式的一种常见礼节。西方的对于握手的礼俗是有相应的默成。一般：“握手时两人相距一步，握后上下微摇，受礼者是男士可重一些，是女士则需轻握。受礼者是上级领导，手不可摇动。”

握手之礼最初是在清末传入。那时我国尊卑观念，男女授受不清极为浓厚，哪能随意握住上级的手，那可是娇贵的手，是不能轻易触摸的。而女子的手更是不能任人触摸，那是不道德、不雅的行为。未出阁的女子被这样握住手，婆家恐怕都难寻。所以国人接受鞠躬之礼没能很快接受握手之礼。随着平等意识的日益浓郁，一些进步前卫的国人逐渐接受了握手礼仪。

握手礼仪的接受充分体现了社交礼仪的简化，也便显出民众日益民主化。江寄萍在《北平的风趣》里很有感触地缅怀他对握手这一事宜的怀念。他认为，天天见面鞠躬握手并不觉得珍贵，当分别十年八年，想到曾经握手谈天便十分的想念，缅怀那样的日子。

一九四三年十月国民政府在重庆北碚温泉举行的礼制讨论会上决定，正式将握手礼仪载入官吏仪节。还是以鞠躬免冠为主要相间礼节，新增了颔首、肃立、起立等新礼节。

这些新的礼节已经被法规所确立，很快被国人接受推广，但是一些前朝遗老遗少还是使用着旧时礼节，慢慢地这些礼节运用的人越来越少，出现这些礼节的地方也不多了。

历史终将会成为历史，不合时代潮流的礼节终将会退出历史的舞台，被方便、平等、人性化的礼节所替代。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是人们对平等、自由的追求。

好书推荐 || 摘自新书《独立苍茫自咏诗·民国》 曾春梅/著 版权方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