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文明兴衰历程（了解埃及文明的三把钥匙）

吉萨金字塔群，由位于开罗西南吉萨的三座第四王朝法老金字塔组成，它们是胡夫、哈夫拉和门考拉的陵墓三座金字塔均由淡黄色石灰石建造，四面原贴附有一层磨光的白色石灰石，如今这一层石灰石已风化剥落，只有哈夫拉金字塔还残存一小块资料图片，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古埃及文明兴衰历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古埃及文明兴衰历程

吉萨金字塔群，由位于开罗西南吉萨的三座第四王朝法老金字塔组成，它们是胡夫、哈夫拉和门考拉的陵墓。三座金字塔均由淡黄色石灰石建造，四面原贴附有一层磨光的白色石灰石，如今这一层石灰石已风化剥落，只有哈夫拉金字塔还残存一小块。资料图片

虽然此前无数次从书籍、影视中看到过吉萨金字塔，但当它就矗立在眼前时，那种无法言表的美让人毫无抵抗力。

在11世纪英国林肯大教堂(约高160米)建成之前，146.5米高的胡夫金字塔已雄居世界最高建筑达4000年之久。每个来到埃及的人在它面前除了仰望和赞叹，恐怕都会遥想，能够在4500年前建造如此宏伟建筑的埃及文明，究竟是怎样一种文明!

埃及历史漫长而辉煌，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巨大。对古埃及的研究也一直是国际学界的前沿。也许了解古埃及文明，可先从了解胡夫、图坦卡蒙和商博良这三个人物开始。概言之，胡夫是古埃及文明的象征，图坦卡蒙是古埃及文明高峰的代表，而商博良则是现代埃及学的基石。

1.传统：从金字塔到帝王谷

古代埃及人把日出日落的规律，看成永恒的、自我更新的力量。从古王国第二王朝起，埃及文化出现了以太阳神“拉(Re)”为核心的重要特征。每一位国王都以“拉”作为自己王名的一部分，人们坚信太阳每天的循环就是国王自己生命的生、死和再生的模式。其直接后果就是促进了金字塔和太阳神庙的发展。

在埃及文明的发展中，“法老具有神性”的意义非常重大。考古学家巴里·克姆普说，金字塔所表现出来的法老成为太阳神、国王统治合法化的新王权观，存在于埃及的政治历史中长达3000年，无论什么时候出现分裂，都成为埃及统一的文化动力(《解剖古埃及》)。而法老神性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胡夫和他的金字塔。

早先，古代埃及法老的陵墓是和其他贵族同样形制的长方形的泥石建筑“马斯塔巴”(Mastaba)。金字塔的出现标志着埃及法老超越贵族和祭司阶层，由世俗的领土所有者转变为半人半神的太阳神化身。金字塔的斜坡造型为法老提供了一个通向天堂与拉神结合的通道。《金字塔铭文》说：“为他建造起上天的天梯，以便他可由此上到天上。”

建于公元前27世纪的第三王朝左塞尔阶梯金字塔，是最早的金字塔，而最大的金字塔便是人们所熟知的建于公元前2760年的胡夫金字塔。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对胡夫极其厌恶，称他征调全埃及的人，以10万人每隔3个月交替一次的方式、共花费20年的时间才建成大金字塔，劳民伤财(《历史》)。但从大金字塔附近考古发现的一百多座墓葬来看，建造者既不是奴隶，也没有被强迫。埃及社会愿意耗费巨大资源修建金字塔，正在于埃及人相信了法老的半神地位。金字塔的作用就是把君主的世俗权力用纪念性建筑和视觉上的象征符号表达出来，展现神(王权)的巨大而永恒的力量。在古希腊城邦时代，统治者却没有获得古埃及法老这样半神的崇高地位。

维基百科截至2008年11月的资料，埃及能确认的金字塔有138座。建造金字塔不仅耗费了埃及的经济资源，巨量而奢华的随葬品还产生了盗掘金字塔的社会痼疾。修建金字塔在胡夫时代达到顶峰后就逐渐衰落，除了中王国第十二王朝时期还偶然修建外，新王国时期显示法老神性的陵墓工程就转到底比斯尼罗河西岸的帝王谷。

帝王谷(目前编号排到KV65)和王后谷(目前编号排到QV88)是新王国时期皇室人物以及贵族的主要埋葬地。其陵墓的形制大体相同，由斜坡墓道直通陵墓前室和室，内有数间墓穴，放置随葬品和装有木乃伊的花岗岩石棺。绝大多数墓葬在古代都被盗掘，幸运的是陵墓仍有大量保存完好的壁画。

帝王谷对外开放的17座墓葬每天轮流开放三个。从每个陵墓墓口都绘制阿蒙神和国王像，就不难看出法老不朽和再生的母题，围绕着太阳神拉或新王国的阿蒙拉，国王的神性和再生无处不在，依然保持着金字塔时代的传统。

对待死亡是一切宗教的核心问题，关心永恒是所有文化的共性。古埃及的解决办法是让死去的国君半神化，其标志就是金字塔。法老具有神性的特点贯穿于古埃及的历史长河中，历代王朝耗费国力为法老修建金字塔、神庙和地下王陵，而较少引起社会动荡，即使在社会分裂后又能尽快统一，法老的神性正是主要的因素。

中国古代国君最初的身份不是半神，而是巫觋即灵媒。尽管国君和贵族也修建大墓，但“墓而不坟”“不封不树”是常态，其随葬品供墓主人“永持用享”“永宝用之”，而不具神性。其本质是象征权力和遵循敬天崇祖之礼。从王朝的统治术看，中国和古埃及有明显的不同。

2.文物：图坦卡蒙的宝藏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图坦卡蒙(约公元前1341年—公元前1323年)是世上最为人熟悉的法老，也是了解古埃及文明巅峰期的钥匙。在古埃及的关键词中，图坦卡蒙有太多的文化内涵：首个考古发现的法老，改革家埃赫那吞之子，19岁早逝而未见记载的法老，埃及文物集大成的所有者等等。最神秘的是“法老的诅咒”——参与的发掘者皆因不明原因先后死去——似乎印证了霍华德·卡特(1874年—1939年)在图坦卡蒙墓发现的诅咒铭文：“谁扰乱了法老的安眠，死神将张开翅膀降临他的头上。”

图坦卡蒙的文物现保存在埃及国家博物馆。一进馆内，琳琅满目的巨大雕像、木乃伊棺材、纸莎草亡灵书、珠宝首饰令人目不暇接。我印象深刻的是纳迈尔石板。这件闻名已久、记录公元前3100年上下埃及统一的石板，见到实物才发现它如此硕大，看来中文翻译有人称其为“调色板”并不确切。走进图坦卡蒙展室，我发现之前所看的有关图坦卡蒙的书籍和影视都白看了，所有的文字和图像材料都无法传达出它们在现场散发出的那种神秘性。

图坦卡蒙的文物无论从造型、工艺和奢华程度来讲都是古埃及文明的高峰。大都会博物馆馆长托马斯·霍文曾自豪地说，该馆经过多年的艰苦谈判，最后由尼克松总统出面，在1971年付了1100万美金的借展费，成功引进了只有55件文物的图坦卡蒙特展(《让木乃伊跳舞》)。1971年的1100万美金是什么概念？那还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金汇兑本位制时代，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今天的汇率升值了27倍，所以在今天约合3亿多美元。图坦卡蒙文物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关注图坦卡蒙自然会关注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1907年，英国的卡纳冯勋爵请卡特负责图坦卡蒙墓的发掘工作。此前人们曾在帝王谷发现过图坦卡蒙的王名。快到1922年底，耗费钱财的多年发掘工作依然无果，卡纳冯决定撤资放弃发掘，但因卡特的坚持，图坦卡蒙墓终于在1922年11月4日被找到了。谁都没有料到，墓中有包括用136公斤纯金打造的图坦卡蒙金棺等共5398件保存完好的文物。卡特本人又花了10年的时间进行整理，其对待科学的严谨态度使之载诸史册。图坦卡蒙墓的发现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埃及考古的乱象也从此改观。

图坦卡蒙墓被发现后，与之有关历史、文化、科学的研究成为显学，工作至今未曾间断。比如，电子医学研究发现其死因是腿疾感染；基因测序已确认了其祖父母、父母、妻子和夭折的子女；而2016年的陵墓扫描结果显示，墓墙内可能还有多个密室，其中一个可能是埃及著名的美女王后奈费尔提蒂最后的安息地。总之，对于图坦卡蒙的研究汇聚了几乎所有考古最前沿的科研工作。

图坦卡蒙之所以吸引人，还因为他的父亲埃赫那吞曾主导过古埃及唯一一次失败的改革。图坦卡蒙九岁继位后用十年时间恢复经济，开创了十八王朝的辉煌。

古埃及是众神的国度。阿蒙霍特普四世(意为阿蒙的仆人)继位后开创了新时代。他改名埃赫那吞(意为阿吞的光芒)，独尊太阳神阿吞(Aten)，为摆脱强大的祭司贵族集团而废黜众神，关闭了全埃及的其他神庙，解散了祭司，在阿赫塔吞即今天的阿马纳建立新都。文献中还保存有公元前1373年他在阿马纳的情形：“法老巡城的黄金马车，在太阳神耀眼阳光下，闪亮着夺人的气势”。而他死后，图坦卡蒙将都城迁回底比斯，这里成为一片废墟。

埃赫那吞的改革在所有的埃及书籍中都是一个谜，没有人能说清楚他为何进行一神教改革。他的改革力度可谓空前，而他死后却一切归零，其王名也被旧势力铲除得干干净净。从其子图坦卡蒙在位十年的成就看，因祭司阶层的拥戴，社会恢复稳定，经济繁荣，往南控制了努比亚金矿，往东北征服了地中海沿岸，为十九王朝时期拉美西斯二世的高峰奠定了坚实基础。假如埃赫那吞改革成功，古埃及的历史可能是另外一种走向。

埃赫那吞改革的失败带来了埃及图像风格的变化。从那时起，埃及艺术造型固化两千多年的正面律(即表现人物头部为正侧面，眼为正面，肩为正面，腰部以下为正侧面)发生改变，出现了多样性的人物造型，这倒是一个突出的亮点。

3.科学：埃及学的奠基者商博良

图坦卡蒙墓的发掘把世界对埃及文明的认识提高到新阶段。但对于一个文明的认识，考古学所能提供的还是有限。

从希腊罗马时代起，古典作家如希罗多德、狄奥多罗斯、斯特拉波、普鲁塔克和老普林尼都有大量关于埃及文明的记述。托勒密时代的曼涅托还为后人留下了《埃及史》。遗憾的是他们读不懂埃及象形文字，错漏舛讹难以尽述。藏于大量纸莎草、刻铭的古埃及文明在商博良破译罗塞塔碑铭之前，只是他者的神秘符号。

埃及最晚的象形文字于公元394年刻在阿斯旺菲莱岛的神庙上，此后便无人知晓。文艺复兴时期掀起了解读埃及象形文字之风，但受表意思路的误导，三百年里毫无进展。事情的转机出现在拿破仑远征埃及时发现了刻有象形文字、通俗体和希腊文的罗塞塔碑。碑铭记载了以托勒密五世埃庇法尼斯名义颁布的一道法令，给各国学者带来了破译象形文字的天赐良机。

读商博良破译象形文字的书如同读侦探小说一样过瘾，我认为他破译象形文字的成功有三点很重要。

一是研究无禁区。商博良的埃及研究遭到了声称世界只有六千年历史的天主教会的反对，但商博良仍然坚持。二是学术共同体的促进作用。商博良的老师萨西注意到埃及通俗体中的几组符号与希腊文中的托勒密和亚历山大的名字相关，破除了象形文字是表意的障碍；英国学者托马斯·杨发现埃及通俗体、草书体和僧侣体都来自象形文字，又证明了通俗体不全是字母文字，而商博良早期还认为象形文字是纯粹的表音文字。三是埃及文明中断说并不完全准确。商博良破译象形文字的转折点是利用当时巴黎还在使用的科普特语(Coptic)，找到了拉美西斯二世的正确读音，证明了埃及象形文字是声符和意符的结合体，这才为现代埃及学的建立拉开了大幕。科普特语作为希腊化的埃及语言与象形文字有亲缘关系，从公元2世纪到19世纪一直在使用。从这一点看，古埃及语只是发生变异却并没有消亡。

多年前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周谷城曾在《读书》上著文说，中国也要有自己的埃及学、亚述学……

在国际学界，做历史考古研究必修埃及学。中国考古学的泰斗夏鼐就曾是伦敦大学的埃及学博士。改革开放40年来，埃及学在中国渐渐兴起。就在今年，辽宁、湖北、湖南、安徽、山西、浙江多省都举办了埃及文物展览。而最令人高兴的是，就在11月29日，社科院考古所派出的考古队已在卢克索孟图神庙开始进行考古工作。人们期待着这两个有着悠久历史国家的合作，两个文明的交汇一定会促进双方文化事业的更大繁荣。

(作者：王纪潮，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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