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升房子的运势（你身处什么样的建筑）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29期，原文标题《与人共生的建筑》

按照前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教授戈德哈根的理论，我们身处什么样的建筑，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我们看见的世界，决定了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

文/维舟

美国学者莎拉·戈德哈根

建筑为什么冷冰冰的？

我们中国人都很清楚环境对人的影响和塑造力量，所谓“孟母三迁”，而孟子自己也说过“居移气，养移体”。不过，通常而言人们更多关注的毕竟是社会环境，对居住空间的潜移默化影响，是估计不足的——也许只有在装修房子的时候才会偶尔考虑一下。多年前有位朋友曾和我说过，家里有孩子的话，最好不要让空间显得太局促逼仄，否则这会对孩子的空间感知乃至精神发育都造成影响。

现在看来，她说的是对的。毕竟我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各种人工建造的环境中，这势必会对人的情感和认知产生影响。普适计算之父马克·维泽曾说过：“最高深的技术是那些令人无法觉察的技术，这些技术不停地把自己编织进日常生活，直到你无从发现为止。”如果是这样，那建筑设计可说就是这样一种影响人于无形之中的高深技术。然而长久以来，建筑学界对此却并未在意，美国学者莎拉·戈德哈根在《欢迎来到你的世界》中批评：正由于在制订公共政策、建造和改造空间的过程中，漠视建成环境，其结果是导致人们的生活正变得极度贫乏，并且由于现在建筑的设计使用寿命都长达70年，这可能还会影响好几代人的生活。

《欢迎来到你的世界》

她引用大量例证说明：与居住在更宽敞房屋中的孩子相比，住在杂乱而拥挤的房屋中的孩子整体发育明显迟缓；坐在天花板更高的房间里，人的思维更具创造性，因为这使他们感到不那么受限制；绿色空间充足、接触自然的机会多，能对人产生直接而明显的治愈效果，甚至让病人在术后痊愈速度快很多；更重要的是，光，尤其是自然光，可以促进培养良好的情绪与沟通习惯，减少人的压抑与攻击倾向。不难理解，正是因为这样，疗养院才都设置在自然风光优美的地方，而现代医院也都要设计成光线充足、通透的环境。

当然，这很容易遭受的一个质问是：这样低密度、大空间的设计，恐怕成本也会更高吧？回答也是否定的：巧妙的设计未必花费多，哪怕预算紧张的项目，也有办法创造性地利用纹理、材料、颜色等要素，引发我们更好的认知体验；反过来，现在一些糟糕的设计也不是为了省钱，而是因为根本就缺乏对人类如何体验建成环境的考虑，没有在意居住者的情感需求，以至于仅仅顾及房屋的功能性，却不顾及美学体验。事实上，很多郊区别墅及其人工修剪的园林景观虽然花了很多钱，但仍然像是流水线生产出来的“软景观”（softscapes），更容易令人萎靡而非振奋。因为完全没有复杂性的环境，只会让人感觉乏味到想要逃离。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建筑学意义上，因为它实际上涉及我们如何对待人本身。在漫长的历史上，人们建造房屋不过是就地取材，谈不上什么美学上的自我意识，只是为了有一处遮风避雨的所在。到了工业革命之后，建筑也变成了流水线上制造出来的工业品，一代代的现代建筑学大师，都认为“建筑是机器”，考虑的重点是其组件的标准化和模块化，强调任何复杂的建筑都可以由此构筑。这种思路当然有其优点，但缺陷则和现代工业品一样：它要求人适应机器，而不是机器适应人。到了后工业时代，这样的理念已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挑战，因为我们现在认为，“生成”优越于“制造”，建筑也不应该是一个冷冰冰的无机物，它应该更谦卑地融入满足人需求的“有机体－环境互动”模式。

这方面的反思，其实由来已久。1965年，建筑与设计理论家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就在《城市不是树状结构》（A City is Not a Tree）中提出，人工规划的城市都是“树状”结构，与自然生长的城市相比，它太过简单，因而具有致命的缺陷：“在任何有机体内，过度的规划以及与内在要素的解离，就是将来毁灭的最初征兆。”现代城市大大背离了自然，很多美国城市的公共环境都已变成荒芜、空洞的沙漠化地带，其结果是投入快速通行的空间越多，而作为交流的空间却越分散而无力。

合理的设计更省钱

美国现代景观设计之父奥姆斯特德也早就注意到，“给树木留出能够使它们自然且优美地生长的地方”，可以在无形中形塑大城市居民的精神和性格，而“铁栅栏对人的影响永远都不可能是好的”，一座被这样围起来的公园只是“对待公众像对待囚犯及野兽一样”。他断言：“在大城市中，一个人的眼睛如果只看到大量人造事物，或那些人工环境下的自然事物，不可能不产生有害的影响。它首先会影响一个人的精神系统或神经系统，最终会影响到人的整个身体健康。”正因如此，近百年来，旧金山等城市花费巨资，不断克服历史上错误的城市建设策略，恢复和重建滨水休闲区域、绿地空间。就此而言，合理的设计其实是更“省钱”的，因为纠正错误的规划和设计，到头来要花费多得多的资金。

怎样才叫好的建筑？简单地说，它应该以人为本，与人共生，顺应自然。建筑不可避免地是人造物，但它可以成为环境的一部分，尊重人们内在的自然依赖性。在这个意义上，正如本书所言：“设计是一种社会工具。建成环境塑造着社会环境。”这最终导向一个更具复杂性、有机形态的景观，也就是一个符合人类体验原则的“丰富环境”。这不仅仅是一个美学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社会解决方案，因为城市居民越是能享受享有绿色植物、自然光线、露天场所，就能越好地解决问题，改善人际关系。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本书中列举的“建筑”，绝大部分都是公共建筑，这是在东亚社会传统的建筑思想中较为匮乏的。芦原信义曾在《街道的美学》一书中批判说，日本住宅的基本思想过分注重在家的内部建立起井然的秩序，在一幢建筑里保持内部秩序，但却对建筑的外部不关心，造成了作为城市景观来说极为贫乏的街道。在这一点上，内向、关注家园的中国人其实也一样，传统中国村镇很少有像西方那样大型的公共建筑，即使有，往往注重的也不是其美学含蕴或生活便利性，而是作为社会权力的展示。至于“建筑是机器”这样的思想，在中国的影响也不像在西方那么深远，由此或许可以说，对当下的中国来说，建筑设计急需改变的，与其说是强化其有机体、复杂性的一面，倒不如说先改善其互动性和参与感。

由于不同地方的人受各自差异化的文化影响，审美体验和认知感受也势必不同，这就为多样化的设计开辟了可能。不过，一个随之而来的棘手问题是：在建筑学专业领域，对“好的设计是由什么构成的”这一问题明显缺乏一致意见；不少国家的研究也发现，专业人士与外行人员的设计口味也可能相去甚远。一项更符合人居环境的设计，最终却很可能无法在竞标中胜出，因为决策者在意的可能是“气派”和“时尚感”，而不是“与自然共生”。虽然建筑学界早就意识到，蜿蜒或不规则的临街面能增加街道的围合感，并对运动中的观察者提供不断变换的视角，带来多元丰富的感受，然而，在现实中，最终出现的却可能是整齐划一的街面。说到底，这就远远不仅只是建筑学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