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到底怎么样（我所认识的联合国）

作者：霁月

毕业于外交学院，2015年起供职于联合国

布满锐利礁石的海岸上，土墙与艾斯科防爆墙（HESCO）围出了一座接着一座的营地。

它们没有标识，没有门牌，分隔它们的只有一道又一道铁门，一区又一区报废的装甲车与生锈的飞机残骸，野狗的尸体，积水的土路，和可能仍埋着未爆弹的杂草丛。

营中，简易搭盖与集装箱改造的住房胡乱排列着。集装箱缝隙间，一扇扇窄小的窗户渗出的灯光，是陈年的茶色，泡着一个个异乡人，一言难尽的故事。

（索马里UN营地一角，作者提供）

2020年的某个夜里，我爬到营地唯一的天台上去吹风。

这里的夜晚总是寂静的。

云层很厚，遮住了湿淋淋的星光。临近的飞机跑道斑驳地亮着指引方向的地灯。

机场塔楼外侧，是高耸的清真寺，以及上世纪“黑鹰坠落”的荆棘之城——­­摩加迪休，塔楼内侧，参差停着沙丁鱼般泛着银白光芒的直升机与防弹车，“鱼头”朝向阴森森的夜海——一度以海盗猖獗而闻名的，亚丁湾。

这个时刻，在这样的黑夜里，我一旦闭上眼，便会失去方向，恍然不知身在何处。只听见，机关枪的声音来自远处特派团军队的演练场，闷闷的，像微弱的战鼓在空旷的营地上空回荡。

近处，低垂的高压电线迸发小火星的脆响，似篝火的木屑爆裂。

头顶，风沙里破损的UN旗帜，浸在黑黢黢的夜空里，不由自主地翻飞，发出猎猎之声，说不清是倔强的凄凉，还是凄凉的倔强，似朔风吹拂下的旌麾。

这一切，大概与古人所说的“四面边声”，也差不多了吧。

营地的尽头，传来一阵短促的哨声，是迫击炮弹（mortar）破空的信号。紧接着，空袭警报划破了夜空，尤如裂帛。

某暴力极端组织，将疫病的源头认定为“外国人”，以及众多“外国人”供职的联合国。因此，在疫情初现的第一个月，针对营地的暴力袭击，几乎参照三餐的时间表。

我胡乱套上鞋，往防空洞（bunker）跑去。

鱼贯而入的同事，有的睡眼惺忪，有的脸色漠然，有的嬉皮笑脸，还有的怀里抱着笔记本电脑，仿佛工作就是自己的命。

“Good evening.”

我们彼此打着招呼，在这个平凡的、春天的夜晚。

（索马里UN营地一角，作者提供）

（一）

从实习起，我作为联合国雇员，俗称国际公务员，前后已有六年。

若算上学生时代参加模拟联合国活动的时间，我与UN的渊源已逾十年。

（UN特别通行证，作者提供）

UN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下属数十个机构，并非只有新闻联播里的安理会，也不是只有纽约总部的高大上。

它有时是各国外交官谈笑风生的宴会厅，有时是明星们慷慨陈词的演讲台，有时是大国博弈的竞技场，有时是历史书上的败笔。

（联合国总部大楼，图片来自网络）

但它“究竟是什么”，“究竟有什么用”，“是不是要完蛋了”，我说了不算，还是交给知乎去解答吧（手动狗头）。

对我而言，它只是数以万计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道主义工作者在战争与和平的夹缝中救灾、扶贫、救死扶伤、助学、助人维权的职场。

那些长篇报告里的数据，新闻报道里的天灾人祸，在第一线的UN雇员与志愿者眼中，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一场场亲眼所见的超越人种和国界的惨剧。

我所认识的UN不在神坛之上，它在断壁残垣里。

（索马里流离失所者居住地。来源：IOM Somalia官网）

（二）

今年25岁的她，在13岁那年，被反政府的暴力极端组织掳走，被迫嫁给六十多岁的组织头领。没有轻易妥协的她，被禁足了整整一年。

第二年，才被允许出门，但也只是和其他妇人一样，穿着完整的只露出眼睛的黑罩袍，且必须与头领的其他几位妻子一起行动，互相监视。

（图片来自网络）

她试图逃走。

第一次，赤脚在长满沙棘的滚烫的荒漠上夺命奔跑了四个小时。途中，豺狼追逐她，活生生地咬下了她小腿上的肉。

躲躲藏藏不吃不喝三天后，终于辨清了方向，竟奇迹般地找回了家。

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组织的眼线早就盯紧了她的家门。不到一个小时，一个电话直接打到了他父亲的手机上：

“让你女儿，乘坐明天早上第一班出城的公车。你亲自把她送回来。”

女孩到家的第二天清晨，她的父亲打开门，门前赫然放着，四颗血淋淋的人头。

邻里无人敢出声。

生命的威胁奏效了。走投无路的父亲，就这样把女孩送回了虎口。

（图片来自网络）

老朽的头领不久之后便病死了，但她的自由仍没有到来。宗教法庭很快就给她指定了新的丈夫。

组织里丧妻的武装分子，或妻子数量仍有空缺（最多四位）的男人，都可以“继承”丧夫的女人。

由于她逃跑的“前科”，组织将她看管的异常严格，并且强迫她在新丈夫的监督下协助暴力乃至恐怖袭击。

丈夫恐吓不谙世事的她，如果“叛逃”反政府组织，她就会被送上政府军的法庭，被政府抓去处死。

（图片来自网络）

这也不全是谎话。

某些地方政府，的确曾经将所有的留在当地村镇的、武装分子的妻子，一次性用车载着，丢到荒郊野外去让她们自生自灭。至于她们的孩子，就留在镇上，不论是亲戚接手，还是自谋出路，一概不管。

横竖都是死，武装分子们就要她彻底断了念想。自此，她的命运与暴力极端主义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图片来自网络）

她藏过枪支弹药，传递过信息，也为其他的武装分子准备日常食物。取得丈夫的信任之后，她渐渐地有了可以独自出门买生活必需品地机会。

借口外出采买，她第二次尝试逃跑。这一次，她并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她旧时学校同窗的家里。

好心的同窗，将她的处境告知了村里的老妇人们——这些村落部族里生养了几代人的老妈妈们，有着最广的人际关系网，在宗教定义中，也拥有着某些不可侵犯的神圣地位。

（图片来自网络）

妈妈们静悄悄地在女人们中筹措了一小笔钱，当晚就将她送上了前往首都摩加迪休的飞机。

因为她们知道，贫穷的村落里全都是土生土长知根知底的人，一旦出现陌生人，就一定会被告发。

而摩加迪休作为首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她只要穿上黑袍，就犹如汪洋里迁徙的一条小鱼，没有人知道她的来历。

这个没有身份证，没有户口，以部族关系（Clan）为核心的国度，这样的“潜逃”是可行的。

哪怕前途未卜，无人接济，这也是她活命的唯一机会了。

（索马里国内流离失所者居住区。来源：NRC官网）

她作为受助人 (program participant / beneficiary ) 第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散发着一种可怖的气息。

和许多与她经历相似的女人们一样，她们习惯了隐藏身份，恪守保守的宗教教义。只穿黑罩袍，不说话，不听音乐不看电视。

尽管政府已经通过各种方式核实了她被绑架的遭遇，她仍然在心理咨询师商谈的时候，给出前言不搭后语的假信息。

或者，她会在别人问问题时，发出一种轻微的弹舌音，既不表达肯定，也不表示否定。

（一名索马里妇女带着饥饿的孩子走到她的坟墓前，图片获1995年世界新闻摄影大赛奖）

绝大部分的受助人，在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情况。有的受助者，已经有明显的精神创伤。

例如，曾在武装分子占领地经历空袭的女人，会突然没有来由的尖叫，大喊着“无人机来了，来轰炸了。”

有的，则在受助时呈现一种“鬼上身”的状态，念叨着不为人知的语言，却被其他的受助人认为是一种通天的本领——在当地的文化认知里，“精神病”是不存在的。

还有的女人，十年的婚姻中生了十一个孩子，在部族首领向武装分子上交赎金并通过父系的亲戚协商了“离婚”后，由于一个人无法抚养这所有的孩子，武装分子抢走了她的儿子们，将他们培养成新一代的“战士”。

（图片来自网络）

在与她们接触的过程中，我时常问我自己，如果经历她们人生的是我，我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个国家将去往何处。

数十年的内乱滋长了暴力极端主义，混乱的政局与几乎不存在的“法治”让各方势力都有机可乘。索马里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劳动力最旺盛的国家之一：当地的人口高达70%年龄在30岁以下。

（摄影师詹姆斯·纳希特维于1992年所摄“索马里的饥荒”）

上一代人已经死去了，这一代人流落在世界各处，新一代的上层统治者与社会“精英”，几乎人人拿着双重国籍，甚至能说流利的德语，法语，瑞典语。

能改变这个国家命运的，可能是他们和她们，绝不会是我们。

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是彻彻底底的“外人”，不是救世主。但如果有人说，“外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无意义的，那无异于是在说“生而为人，我们都会死，不如见死不救。”

任何居高临下的逻辑和态度，都是不可取的。

（图片来自网络）

所以，如果说过去的六年教会了我什么道理的话，那便是：“谈论世界格局和地缘政治有时容易，把需要的东西送到需要的人手上，才是更难办成的事。”

UN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当地雇员，时常面临多重的危险。来自极端分子的恐吓电话并不新鲜，有几次，我们的医生甚至收到对方的胁迫，请求他为受枪伤的武装分子救治。

（针对UNICEF的一次袭击。来源：VICE NEWS）

2019年，我永远失去了一位当地同事。

前一天，我还与他讨论如何清点物资，第二天，他便丧生于恐怖分子策划的酒店袭击中。

那一天夜里，大家捧着手机，等待消息。直到他的家人前去医院认领尸体，我们都不愿相信，前一天还在我们眼前开朗大笑的人，竟会是这样的结局。

除了这样赤裸裸的杀戮，在这里，想办成一件事儿，我们面临的挑战还有很多很多。

（UNHCR管理的难民营。来源：CGTN官网）

某些跋扈的地方政府官员，或者部落首领，会借着“收保护费”的形式，对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施压。同事被“非法拘捕”或“口头恐吓”，或救助物资被地方官员无端扣下的情况，仅我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已不在少数。

此外，提供物资的第三方也不都是善茬。

长期的物资匮乏，形成了一种以物易物式的讨价还价模式。无数次，订购了糖，却送来盐——仅仅是因为暂时找不到糖，所以不管你需不需要，反正都是调味料，你就必须给钱收下。

这些供应方很可能与某些官员勾结，提供物资的初衷，很可能本来就是为了中饱私囊。

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了几年，我当然也怀疑过，UN它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究竟是什么”，“究竟有什么用”，“是不是要完蛋了”。

（索马里内陆某机场“候机树”，作者提供）

从未见过太阳的人，如何去关心宇宙的起源？在平凡人的生死一线面前，那些漂亮的报告，感人至深的陈词，秘书长的签字，安理会的举手表决，都可能是隔靴搔痒，甚至可能是故作姿态的。

但是，既然有人负责建构大国博弈的“世界观”，就必须有人负责解构人性的“方法论”。

因此归根结底，需要帮助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勇敢自救的，是活生生的人；

尝试帮助他们的，是人；

伤害他们的，阻断救援渠道的，也是人。

所以，每一个“是什么”背后，都必须有一个“怎么办”。

（摄影师詹姆斯·纳赫特韦拍摄的“苏丹和索马里的饥荒受害者”）

怎么帮助人们敞开心扉，怎么引导人们看见暴力极端主义之外的世界和价值，怎么劝说不信科学的人们接受医疗检查而不是依赖巫医的草药，怎么教会一辈子没有拿过笔的老人们学会写自己的名字，怎么让必须走几公里才能取到水的女性不再担心途中被人强暴，怎么让战火中的孩童想象和平的模样…..才是在UN工作的我们需要去解决的。

（三）

疫情染指非洲大陆后，众多医疗设施薄弱的国家立即停飞停航。从索马里政府宣布闭关，到UN决定紧急撤离，只有48小时的窗口。

我所供职的UN下属机构，仅雇员就有二三百人；整个UN，各国使馆，要撤离的更不知有多少。但援助项目仍要继续运行，总是要有人留下，也总是会有人选择留下的。

留下，就意味着一个人承担许多人的工作，并且在解禁之前，或者说，在疫情结束之前，都会被“困”在这里。

（UN交通工具，作者提供）

这是我“困”在这里的，第九个月。我是一个内向的人，对于被“困”，一向没有太多怨言。只要给我wifi，还有一点水和食物，我可以在屋子里待到弹尽粮绝。

同事们有时开玩笑，也会笑我仿佛是天生要干这一行一样：

“没见过比你更耐得住寂寞的了。好不容易周末，还成天躲在集装箱（改造的卧室）里，居然不觉得闷。”我只好笑笑。毕竟身为中国人，我对于“封闭式”管理的模式毫不陌生。而且吃惯了学校大食堂大盆菜的本人，对营地勉强及格的食堂烹饪水平也见怪不怪。

至于周遭同事，针对“没有咖啡机”“需要健身房”的微词，我更是有一种“何不食肉糜”的疑惑。

（图片来自网络）

但我的“随遇而安”也只是因为摩加迪休的营区条件尚好罢了。

在更偏远的地方出差的时候，平时习惯天天热水洗头的我，忍耐过一个星期用矿泉水洗脸的情况——因为水龙头里流出的是腥咸的海水。

在更艰苦的地方工作过的同事，也“骄傲地”形容过上床睡觉前要抖一抖被褥，防止里面藏着蝎子或蛇的“鬼故事”。

所以，在UN工作图什么呢？图不能洗澡，被炮击炮炸，还被当做是传播疫情的罪魁祸首吗？

（图片来自网络）

如果只是为了满腔热血，为了实现大义，为了乐于助人，国内还有很多的人需要帮助。

如果只是为了UN雇员这样的头衔说出来高贵冷艳，那么背井离乡到战火中来就只是一种给祖国添麻烦的行为。

况且，在不安定的地区，雇员们是不能携带家属的。也就是说，我们要么单身，要么孩子上了大学，要么是异国恋的勇者。

但即便UN已经如此艰难，每一年还是有无数的应届毕业生，挤破了头想要来此工作。

说实话，我也曾是TA们中的一个。从纽约总部的实习生做起，一路单打独斗，摸索着到这烽火狼烟中来。

（索马里UN营地一角，作者提供）

但每个人的人生都有着众多“偶然性”。是这些属于我的“偶然性”，让这份工作从“雄心壮志”变成了“顺理成章”；从“理想”变成了“合适”：

我喜欢探索外面的世界，愿意接触多样的文化，认同一些超越国家与人种的价值观，好奇那些大而化之的“国际条约”和“战略”如何影响着每一个鲜活的个体……

（图片来自网络）

同样重要的是，我向往着成为绝对的少数派——在第一线工作的、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性，绝少。

我们除了要克服天然的语言壁垒（根据驻地需要，要求绝对流利的英语，法语或西班牙语为工作语言）之外，还要足够的独立，足够的有说服力，才能面对极端环境中更加根深蒂固的“男权”压制。

尽管不稳定的、具有危险性的驻外生活并不符合家人或大众对于“女性”与“职场”的期待，但人生最终，是我一个人的选择题。

（安理会前排视角，作者提供）

但说到底，这是一份与我专业相关的职业。它有着不菲的报酬，和优厚的福利。

它将我带出了“安稳的”舒适圈，又将我带入了更大的“不安稳”的舒适圈——我的身边的同事，来自世界各地，有着迥异的成长经历。

但无一例外与我一样，只是偶然地相聚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而后偶然地，想把需要的东西，送到需要的人手中去。

（声明：本文系作者授权一界发布。因具体援助项目内容不便对外透露，本文所列信息有所增减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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