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持生我的祖国万岁）

作者：吴持生

编者按：在庆祝建国73周年之际，经作者吴持生大姐授权，特择她在建国70周年写的文章：《我的祖国万岁！童少年记忆二、三事（上）（中）（下）》刊登，以飨读者。从细微的小事可以深切地体会到我党隐蔽战线老前辈、老红军吴德峰、戚元德夫妇严格自律的家风，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吴持生：我的祖国万岁！——童少年记忆二、三事（上）

吴德峰(1896-1976年) 戚元德(1905-1974年)

1965年毛主席接见全国省市自治区工会主席会议代表与戚元德同志亲切握手交谈

1969年毛主席在天安门上与吴德峰同志亲切握手说，德峰同志，你也老了。你是我的老战友了，你要交好革命的班，把过去的工作经验传下去……。

戚元德同志逝世董老题写的挽诗：“不枉为人活一场，工农结合斗生强，清风明月饶声色，马节坚持到晚芳。”

吴德峰逝世五周年王震.黄火青.肖 克. 郭述申.袁任远等五老题词 赵朴初书：“德峰同志是一个共产主义革命者，越是沧海横流，越显出他的英雄本色。”

本文作者：吴持生（吴德峰戚元德之女）

我们兄弟姐妹共九人，我是老八。在残酷的革命战争中我是唯一有幸一直跟在父母身边南征北战，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历程的孩子，是在父母和他们的战友及根据地乡亲们的呵护、抚育下，幸福成长的。

我是延安洛杉矶托儿所（原名中央托儿所）的孩子，是张家口第一完小、阜平海沿村初小、晋察冀荣臻小学（后北京八一小学）、中南军区干部子弟学校（前四野子弟小学）、汉口卅小学的小学生。长大后一次插言父母谈话，才发现那时我仅四岁就已有记忆，可能是父母记忆力强的基因遗传吧！

在纪念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周年诞辰之际，将我的童少年记忆中党和父辈抚育我成长的二、三事整理回忆，以期传承党和父辈先烈教育我成长的过往经历和教诲，传承革命先烈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传统作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坚定的信仰、信念，爱党、爱国、爱我中华，继承父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为振兴中华、强国富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 不懈努力继续奋斗！

1. 我出生的故事

西安情报出生的吴持生

邓妈妈怀抱吴持生（右）骊骊（伍绍祖左）在西安八办

母亲讲，1939年初春，我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当时她和我父亲正在西安从事秘密情报工作。我出生那天，正逢日本飞机轰炸西安。我是我父母的第八个孩子，也是我母亲在日寇炸弹轰隆声中第一次难产生下受过抗日战争洗礼的孩子。

我出生那天早上，她刚进产房，空袭警报就响了，医生护士们都忙着转移病人，不时传来日本鬼子飞机的扫射、轰炸声音。产房里只有一个德国女医生和一个助产士守候着她，这个女医生是德国共产党员，我们党的关系。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我长的太大啦，时间一秒秒地过去，母亲越急越生不出来我。大夫听了听我的胎心有些异常，决定用产钳助产把我拖了出来。拖出来时我已窒息，混身青紫毫无声息，母亲心想坏了，我是不是憋得时间太长已憋死啦。只见德国女医生不慌不忙地将我倒提着两条腿头朝下，在背臀部轻轻拍打了几下，我终于哇地哭出声来。德国女医生高兴地笑着说：“好啦！这是我们第一次的见面礼。”收拾干净后把我抱给母亲看，她只见我头上有两个被钳子夹的窝窝。但过两天送来喂奶的时候，这两个窝窝已长平不存在了，她还对护士说，抱错了！我的孩子头上有两个窝窝。正好德国女医生查房听见，笑着说：“这么漂亮的女孩头上长两个小窝窝那还行啊！已经恢复长好了，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和毛病的。”

当天下午，我母亲正在病床上昏昏睡，朦胧中觉得有人轻轻在推她。她猛地警醒，只见一个女护士端着托盘，另一手食指放在唇边轻轻地嘘声示意她不要出声，接着拿了一个温度计给我母亲，并轻声通知她：“您试表后到前面门诊德国女医生诊室去做检查。”我母亲预感到有情况发生，试完表后，来到了德国女医生诊室，看见那护士也在那儿。她告诉我母亲，发现病房附近有可疑的人在窥视，为了以防万一，要她立即离开医院，并告诉她孩子已经让我们的同志提前抱走了。说着，递给我母亲一套外衣叫她在帘内换上。我母亲穿好后，护士拿着病历去门口叫号，她紧跟在后面。护士一出去，等候的病人立即围上来，我母亲趁机混进人群中，顺利地离开了医院。

我母亲到家时，看到我已安稳地熟睡在小床里。因我生下来正逢持久抗战相持阶段，所以取名叫持生。母亲说我要不是德国共产党女医生危难之时施以援手，坚守接产，我早就死于非命了，要我牢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中华民族的罪恶，牢记德国女共产党医生接我平安出生的恩德。母亲告诉我，她离开医院后再也没见到过那位德国女医生，听说她后来回德国去了。1965年她在全国总工会任女工部长时，德国共产党女医生来中国访问，我母亲还在全总接待过她。回忆往事，女医生非常想见我，趣称我为她的中国女儿。不巧，那时我正在湖北荆襄磷矿搞四清不在北京，相约她下次来中国时再见。文化大革命开始便失去联系，成为我与她永远无缘相见的遗憾。但我始终没有忘怀这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参加抗日救死扶伤，具有崇高国际主义精神的德国妈妈，她无私无畏的高贵品德和精神是我永远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2. 妈妈抱我参加了邓小平与卓琳、孔原与许明叔叔阿姨的结婚婚礼

两对夫妇结婚照左起：许明、孔原；卓琳、邓小平

我母亲讲，1939年夏秋之际因工作需要，她和我父亲带着我做掩护，从西安回延安向毛主席和恩来等同志汇报工作，那天正好碰见邓小平和卓琳、孔原和许明两对婚姻经历相似的叔叔阿姨结婚。我父母和邓小平、孔原叔叔在30年代同在中央军委周恩来叔叔领导下工作过，因秘密环境他们和邓小平叔叔无直接上下级关系，但曾在邓小平叔叔负责的秘书处住过，所以熟视，而孔原叔叔当时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军委等部门工作，当过组织部秘书长，因工作关系与我父母交往甚密，关系非常好。

戚元德怀抱半岁時头带揪揪帽的持生

我母亲讲孔原叔叔为人正直、性格开朗、幽默，他原名陈铁铮，我父亲曾化名用过吴铁铮。所以他俩经常开玩笑互称同名、不同姓的难兄难弟。那天我父母向毛主席和恩来同志汇报谈完工作后，邓妈妈约我父母去参加他们两对的婚礼，我父母欣然抱着我同去祝贺。

许明身上佩带的一枚塑刻红牡丹

因我头上带着一顶我母亲用白纱布自制的揪揪帽，邓妈妈开玩笑地说，“元德怎么搞的，让持生戴顶白帽子来参加婚礼，来沾点新娘子的喜气给持生讨个吉利。”顺手将新娘许明阿姨身上佩带的一枚塑刻红牡丹摘下来，别在我的帽子上。这枚红牡丹作为纪念品，在我长大成人结婚时我母亲交给我，保存至今。

3. 延安洛衫机托儿所的故事

母亲讲，1940年我一岁时，她接到上级指示，只身带着我，乘坐一辆敞蓬大卡车撤回延安的。一路上阴天下着毛毛雨，道路泥泞难走，我正在出麻疹发烧，为了挡风遮雨，母亲顶着一块大油布，把我紧紧抱在怀里。我一直昏睡，不哭也不闹。她晕车晕的很厉害，手里拿个大洋瓷缸，一直呕吐不停，连苦胆都吐出来了，什么也不能吃，如同大病一场。奇怪的是，我一到延安烧也退了，麻疹也出干净了，就是长大后留下了眼睛见风流泪的毛病。叔叔阿姨们称奇，开玩笑地称我命大、福大、造化大！

母亲讲，在延安，父亲继续组建领导中共中央秘密交通局工作，机关对外公开名称叫“农委”。1940年初夏，因她和我父亲工作忙，无暇照顾我，把我送进了“中央托儿所”。1942年，为支援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经宋庆龄同志努力，美国洛杉矶市的友好人士和爱国华侨，为中国战时儿童募捐了大批物资和资金，更名为“洛杉矶托儿所”。

托儿所所长丑子冈妈妈

当时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每个孩子的生活费用，按一个普通战士每月发30斤小米的标准供给。因幼儿吃得少，为照顾改善孩子们的饮食，供给部门专门给保育院的小孩子们配给了一些细粮面粉，阿姨经常做成面糊糊喂给较小的幼儿吃。每次母亲去托儿所接我都几乎看到，幼孩站在小床上，整齐地靠着栏杆排成一排，等着阿姨喂糊糊吃。只见阿姨端着一大碗面糊糊，一勺一勺地从头喂到尾。喂前面的孩子，后面的孩子都伸长了脖子，张大了嘴，两个眼睛盯着盛面糊糊的大碗和喂糊糊的勺子转。同样，喂到后面的孩子，前面的孩子也如此情景。阿姨喂到那个孩子跟前，那个孩子就迫不急待地一口抢上去，狼吞虎咽地吞下肚，看着真叫人心疼。

不知当时是没经验面糊糊没煮熟，还是由于卫生条件差等原因，很多孩子开始拉肚子。正逢那阶段她和我父亲都很忙，无暇探望，直到后来我又吐又拉，水泻严重脱水，高烧40度送进中央医院抢救时，我父亲接到傅连璋叔叔打来的电话，才和母亲匆忙赶到医院。只见我躺在病床上，张着小嘴干嚎，一滴泪水都没有，同时从堵塞不透气的鼻子内，不时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臭气，当时她以为同时患了感冒鼻子不通气，后来在我呕吐的时候，突然从鼻孔掉出一块粘糊糊的东西，一看是一团浸满脓血的旧棉花球，这才发现两个鼻孔塞满了东西。护士用夹子将些东西一一挟出来，全是旧棉花球。保育院知道后，把所有的孩子挨个检查一遍，才发现不少幼童的鼻子里都塞有或多或少的旧花棉球。经调查才知道，是几个淘气的大孩子没有什么玩的，把铺在床上的旧棉絮扯下来搓成小球，好玩地塞进了小小孩鼻孔内。我出院后很长一段时间，还是吃什么拉什么消化不良，父母不得不将我从托儿所接回了家疗养。当时我母亲在党校学习，任二部支部书记，她为了不耽误学习和工作，经常骑马从党校请假晚上回家，帮我洗涮脏衣物，第二天一大早又赶回党校。白天照料我的担子就全落在我父亲和张志林等叔叔身上。帅（孟奇）妈妈养病时，还专门帮助我父母照顾过我一段，因此我从小也称她为妈妈。我父亲因我曾祖父曾是满清末名儒医，所以我父亲家传通晓一些中医中药，就自配了些中草药和用鸡内筋等土方，配合吃小米稀饭和烤的馒头干等食疗办法，彻底治愈了我的肠胃病。为了增加营养，他们还专门用积攒的一点津贴费买了一只奶羊，天天挤羊奶给我喝。在父母和叔叔阿姨们的细心照顾、呵护下，我的身体很快恢复健康。

1941年傅连璋叔叔右抱姣姣（李敏 毛主席女儿），后排站的阿姨右手抱吴持生

我父母还常对我讲，当时在延安药物短缺、医疗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要不是傅连璋叔叔等医护人员全力抢救，我也早就一命呜呼了！傅连璋叔叔等是我的第二次救命恩人！使我从小懂得了什么是革命的大家庭，同志和战友一家亲。

4. 我要黑面馍馍吃的故事

妈妈讲，抗战时期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始终坚持对共产党进行清剿，对边区实行包围、经济封锁，时而停止供给八路军军粮、军饷。延安的生活异常艰苦、困难，经常吃的是小米，没有特殊情况很少见到白面馍（陕北人称馒头叫馍），小时候记得当时有一句顺口溜是“调皮捣蛋，送到兵站，兵站不要，送到瓦窑堡掏炭（烧炭），一天给你两顿小米子干饭，看你还捣蛋不捣蛋！”

有一次，我父母在西安的战友陶斯咏叔叔到杨家岭后沟来看我父母，我父亲叫警卫员给他去打了一份馒头客饭，不够吃又连着打了两份、三份，他一口气吃了六、七个大馒头，落了个“馒头首长”的绰号。

肖佛先叔叔和持生

父母因工作忙，每个月最多从托儿所接我回家一、两次，而且多是我父母的战友正在上学的长征勤务员肖佛先叔叔回机关时顺路代他们接送我。小时候我非常馋，最爱吃的就是馍馍，每次回家接送我都要路过一个卖黑面馍（没有去麸子的面做成的馒头）的饭棚（实际上是农委设的秘密交通眼线联络点），我都哭着闹着不肯走伸手要黑馍馍吃。肖佛先叔叔心疼我，把自己仅有的一点津贴都给我买了馍馍吃。一次没钱了，正好碰见机关司务长买菜，肖叔叔向他讨了点买菜剩的尾子钱给我买了个馍吃。回去被我父亲知道后，狠狠地批评了肖叔叔和司务长，惯孩子、乱花钱，没原则、私自违纪花了公家的钱……，并当即从他和我母亲的津贴费中将肖叔叔和司务长花的钱如数归还。在父母的身教言教中，我从小就懂得不能乱花钱占便宜，更不允许无原则胆大妄为随便用动用公家的钱，一分钱也不行！小额是占公家便宜，大额就是贪污犯罪。从小父母就常教给我们读、讲古训、谚语的故事，如“小时偷针、长大就偷金”、“子不教，父之过”……。

至今我还记得小时候他们给我讲过的一个故事。故事讲一个母亲对孩子从小娇生惯养，任其胡作非为，长大犯了死罪。临刑前，他请求妈妈再喂她一次奶，母亲人老早已无乳汁，但心痛孩子，就将干瘪乳头送进儿子嘴里，哪知儿子一口将母亲乳头咬下。母亲忍疼问儿子为何？儿子答，我今日之所以犯死罪，全是你从小无管束任我胡为之果。多么寓意深刻的醒世警言！确实，父母小时候对我们的严格教育，在我们长大成人后受益匪浅。

5. 我在延安大生产中的故事

吴持生、弟弟曙生和爸爸妈妈在杨家岭后沟“农委”窑洞前

抗战中，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始终坚持对边区实行包围、经济封锁，当时延安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有一段时间机关粮食很紧张，连小米都快吃不上了，机关不得不号召大家上山摘树叶、挖苦菜，把仅存的一点麦子都磨成麸子面或用小米与野菜放在一起，煮成菜糊糊吃。我清楚的记得，我四五岁时就随大人上山挖过野菜。中央号召军队和机关干部战士生产自救，掀起了全边区大生产运动。爸爸、妈妈和农委的叔叔阿姨们都积极参加了大生产竞赛运动，有的开荒种粮、种枣树、种菜，纺毛线、纺纱，抓运输（用骡马为部队、机关、学校、群众驮盐、粮食和木炭等），挖窑洞、烧木炭，养鸡、养羊……各显技能神通，按规定每个人都承担了上交任务指标。

爸爸为完成上交任务指标，亲自在屋前、坡地种了西红柿（当时有红、黄两个品种）、辣椒、洋薑（俗称鬼子薑）、螺丝转（俗称地雷转）等两块菜园子。我记忆犹新的是，1944年我五岁时，那个夏天的中午，我一生中唯一次犯错误受到父亲最严厉的文明打屁股处罚。事情的原委是几天前从敌占区回来了两位叔叔阿姨，到农委向我父亲汇报工作。阿姨穿着旗袍、烫着发，脸上抹着胭脂口红，非常好看。我心奇、好玩，就想效仿，找来找去，发现我父亲菜园子里的西红柿和辣椒的红很像阿姨脸上涂抺的胭脂和口红。中午午睡时，乘父亲、叔叔、阿姨都上班去了，我把弟弟小胖子（曙生的别名）叫起来，偷偷溜进菜园子摘了不少的西红柿和红辣椒，试着往脸上涂、嘴唇上抺，结果辣椒弄得满手、满脸都辣哄哄的，加上中午的太阳毒，晒的汗流浃背，再用手一抓，搞的浑身热辣辣的痛苦不堪言，弟弟在菜园子的地上打着滚又哭又闹，我拉都拉不起来。正好被从外面回来的张志玲叔叔（当时我父亲的勤务员）看到也无奈何，急忙去办公室把我父亲找回来处理。父亲回来一看，满园狼迹，已被我和弟弟搞得乱七八糟，再看我们姐弟俩红肿的脸、脖子和胳膊……，无奈地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就叫张志玲叔叔打了两盆温热水，分别帮我们姐弟洗敷除辣止痛。处理完毕，父亲觉得应该教训教训我们姐弟长记性以后不再胡来妄为，就叫我撅着屁股趴在他的腿上，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父亲要干什么，就觉得屁股上重重地文明挨了两巴掌。我知道我错了，没敢哭，咽噎着嗓子回答父亲说，再也不敢啦！接着父亲叫弟弟小胖子过来，小胖子从小乖巧聪敏，见这阵势一趴上父亲的腿上，就用双手紧捂着屁股，乱踢蹬着两只脚，口里叫着爸爸我错啦！我再也不敢了！把旁边站的叔叔逗得直乐，爸爸也被逗笑啦！高高举起要打屁股的手轻轻落下，抚摸着弟弟的头说了句，“知错、认错、改错就是好孩子！”免去了他屁股上两巴掌。

我父母教育孩子，从来是讲道理，不主张打骂孩子。记得我大女儿小时候跟我一样调皮，惹恼了她爸爸，国良刚一抬手，恰巧被我爸爸看见喝问道，“国良！你是被打大的吗？！”小孩子犯了错要讲道理说服教育，打是打不出名堂的！打骂孩子是教育无能的表现，孩子打皮了，教育也就彻底失败啦！如打伤、打坏了，导致孩子心灵受到挫伤，产生了恐惧、仇视、逆反心态则遗患无穷，甚至出走、犯罪，毁掉了孩子的一生。所以在我们兄妹九人中，我是一生中，唯一挨过父亲文明两巴掌礼遇教训的孩子。我长大成人后每每回想起这段故事，心里还是乐滋滋，情不自禁地笑着向我的孩子们讲述这段趣事，常用我们父辈们的教诲告诫他们，世界万物博大精深，知识学海无边，勤是岸！不懂则要勤学勤问，千万别学我幼时自以为是，遐想辣椒当口红犯幼稚可笑错误。事后爸爸为弥补我和弟弟造成的损失，我们全家好久没吃馒头，他用掌握的知识，将我们省下来的和从伙房、叔叔阿姨们家收集来的剩馒头发酵晒制成面酱，如期上交完成大生产任务的定额指标。生产晒制面酱过程中，他教我和弟弟经常和他一起去搅拌晒缸中的面酱，使我们从小就体会到劳动生产的不易和劳动创收后的成就和喜悦。

在大生产中，妈妈用自己的手工专长绣花做枕套、床帏、桌布等绣品，并用手陀螺将羊毛、驼毛捻成线，织毛衣、毛裤完成上交任务。我从小闲不住，就爱模仿大人学大人做事，妈妈刚放下绣花绷子，我就去动绣花针；妈妈放下捻线陀，我就去动陀螺，捻毛线……。我无所不及，毛衣织坏了还可以拆了重织，绣花和线捻坏了拆补不易就成了次品甚至废品。妈妈无奈，干脆给我做了个小绣花绷子、四根竹针和捻线陀螺，让我去干活，占住了双手。我专心贯注一坐就是半天，不但省去了妈妈的大麻烦，以至启蒙我长大后，练就我与同在部队长大的女孩相比，我会钩织、绣花、裁剪、缝衣、纳底做鞋、上袜底、织补等等针线活，不但巧手，而且能吃苦耐劳。大生产时“农委”还从西安弄来了几台纺纱的木质纺车纺棉线，父母警告我绝对不许动！但我仍好奇的常蹲在纺车旁看着叔叔阿姨们纺棉花，有时学着帮叔叔阿姨用筷子卷棉卷，偶而叔叔阿姨休息也会偷偷让我动动纺车过过瘾，我也学会了如何均匀抽线和倒纺车捲收线。大人们经常边纺边唱歌，我自然而然地也跟着学会了 “纺棉花”的歌：“生产运动大开展，你我都来纺棉花，棉卷那个紧紧地捏在手，线线不断地往外拉，纺呀！纺呀！纺呀！纺呀！一天就纺出了二斤花（孟宪如叔叔后来告诉我，他就是当年受过奖励的纺棉突击手，每天也只能纺出一斤多棉花，这是歌手为了唱的顺口、押韵，变成的二斤花）。”那时我还学会了唱“兄妹开荒”、“夫妻识字”、“三十里铺”、“正月里来是新春”……，很多很多的陕北民歌。那个年代在陕北的歌曲歌词均因人因事而异，没有固定的模式、固定的唱词，随手拈来朗朗上口，与现在演唱的民歌歌词大有不同。如：“三十里铺”、“正月里来是新春”等就有好几种唱词。虽说在大生产中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娃娃，但在长辈们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中，也开始领悟到了劳动光荣、生产自救意义重大和父辈克服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从小启蒙、培养了我爱劳动、能吃苦的坚强毅力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独立生活能力和思想。

（未完待续）

【作者：吴持生 系老红军吴德峰戚元德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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