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胡耀邦（记忆中的胡耀邦）

文/高成林

1977年12月，胡耀邦到中组部工作。图为担任中组部部长时的胡耀邦

1995年夏，我在江西庐山参加了辽宁刊授党校的工作座谈会。会议期间，组织我们到庐山附近的共青城富华山下的胡耀邦陵园参观，胡耀邦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

1973年秋的一天上午，我到北京东城区富强胡同6号看望住在那里的胡耀邦。当时胡耀邦还没有出来工作，主要是在家里看书学习。这天，胡耀邦一个人在家。他很热情，从四合院里摘了几串葡萄放在茶盘里招待我。胡耀邦第一句话就问：“中宣部撤销后，你分配到哪个单位工作？”我说：“分配到卫生部下属的中医研究院工作。”胡耀邦又问：“是谁在研究院主持工作？”我说：“鲁之俊任党委书记兼院长。”胡耀邦说：“我知道这个人，他原来是在军队搞医务工作的，是一位好同志。”胡耀邦向我询问了当时中宣部的一些情况后，还问起了于光远、秦川同志的情况。

我向胡耀邦汇报时，说到了张际春遭受的不白之冤。当我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宣部军管小组曾给张际春同志定为犯“政治错误”的结论时，胡耀邦说：“不要着急，要耐心等待，要做好他子女的工作，中央会考虑给他作出正确结论的。”

197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在全国政协礼堂为张际春举行了平反昭雪的追悼大会。邓小平主持追悼会，韦国清致悼词。这些事情证明，对于张际春平反一事，胡耀邦早有考虑。这也进一步说明，胡耀邦的思想立场是正确的，和中央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胡耀邦和张际春是湖南老乡。胡耀邦是湖南浏阳县人，张际春是湖南宜章县人，他们二人相识已久。在解放战争时期，张际春担任二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在华北军区第18兵团任政治部主任，当时他俩就认识了。1954年，毛泽东提出调张际春到北京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并亲自找他谈话。张际春对毛泽东说，他多年做部队政治工作，对地方宣传业务不熟悉。毛泽东勉励他说：就是把部队政治工作的好经验，运用到地方宣传中来嘛！张际春后来任国务院文教办主任，这时胡耀邦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他们在工作上常有交往。

“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两年，胡耀邦与张际春交往更多，几乎每个月胡耀邦都到中南海来福堂张际春住处做客交谈。后来，胡耀邦提出并与张际春商定到基层去看看。1964年上半年，我们跟随他们两位领导到江苏、福建、浙江三个省进行了考察，并作了不少调查研究。在调研时，除听取省、市有关负责同志汇报和座谈外，大部分时间主要是到基层参观考察，和群众交谈，了解群众的生活情况，同时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回北京后，胡耀邦和张际春一同向中央递交了调查报告。

1975年，中央分配胡耀邦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副院长，针对江青反革命集团对科学工作的破坏进行整顿。他在中科院短暂工作期间，不畏“四人帮”淫威，脚踏实地地去解决那些迫在眉睫的科技发展、知识分子待遇等问题，并且曾在会上当面批驳王洪文的谣言。胡耀邦在科学院的工作前后共120天，尽管受到造反派的种种阻挠，但还是作了很大努力。在科学院工作的时间虽短，但他的一系列作为，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大家在一团漆黑中看到了光明。

1977年3月，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做了理论准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也是他从三次路线斗争经验总结中引来的火种，燃遍了整个中国。它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结合，促进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977年12月15日，是中央组织部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这天，胡耀邦出席新部长见面会。他说：“党中央派我来中央组织部工作，这是一个很重的担子。就我个人能力来说，是胜任不了的。”“中央组织部绝大部分同志我不认识”，但是，“我们大家都按党中央团结战斗的方针去工作，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是能够像其他部一样推向前进的”。

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抓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消息不胫而走，然而，他的中央组织部长任期也只有一年多时间。而每次职务变动他都是依依不舍，把已经打算好的后续工作，一件件地向接替人交代。

1978年中央决定成立新的中宣部，胡耀邦同志任部长。1978年12月31日，当他第一次到钓鱼台中宣部时，受到了全体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耀邦同志与大家亲切握手。当见到老副部长李卓然时，他快步向前用亲切和尊重的口气大声地说：“李老您好吧？”引起在场同志的关注。

胡耀邦在中宣部见面会上说：“关于中宣部部长的人选，适合这个职务的，可以选出很多，如胡乔木、习仲勋、李维汉、任仲夷等同志。胡乔木同志更合适。中央工作会议上想请他出来当中宣部部长的呼声最高。乔木同志搞了几十年的宣传工作、理论工作，马列主义是懂得最多的一个，文字能力最强的一个。中央舍不得他，需要时重要文件请他把关。其他同志还是留着省里工作为好。这样，中央领导同志就决定要我这位姓胡的来兼着。我已表明过，我不是这个材料。也可以说，是拿着毛驴当马骑。我想，当宣传部部长有个窍门，就是依靠大家的积极性，请各位同志一起干。”

胡耀邦上任部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雷厉风行地开了五天会，卓有成效地形成了五个文件：关于伟大的转变和党的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的文件；关于传达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精神应注意的五个问题的文件；关于为中宣部“阎王殿”罪名平反的通知；关于当前宣传工作的提纲；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几点意见。接着，胡耀邦立即主持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一时间，理论界空前活跃起来。理论研究者们对一系列重大理论和认识问题展开争鸣，敞开思想，各抒己见。

胡耀邦在中宣部部长的位置上也仅工作了一年。与此同时，他主要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职务，负责大量繁重的日常工作。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

胡耀邦同志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实现的伟大转变，对于各条战线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和影响，恢复正确的政策和适应新情况制定新政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经常会见来访的各国领导人和政党领袖，先后访问了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朝鲜和日本等国。他为恢复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同其他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关系，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作出了努力。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产生的冤假错案不计其数。彻底平反冤假错案，成为中共中央面临的最迫切问题。

在邓小平等人的支持下，胡耀邦在一线组织实施，进行了这场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大战役，这是实现安定团结的关键。胡耀邦就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每天亲自批阅处理重要的上访信件，亲自接待来访的干部。针对落实干部政策的种种阻力，胡耀邦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不管”方针：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和批准的，都要改正过来。

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的一年多时间里，平均每天处理副厅局、地委书记以上级别干部的申诉信33封，最多时一天处理200多封来信。经他手处理的文件，有的作了批示，有的亲自回复。在这一年多里，他批给中组部干部审查局的文件就有900多封，每封都有他的亲笔批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大刀阔斧地开展起来，形成了全党办案的高潮，直接从事落实干部政策的人有60万，其规模之大、进展之快是空前未有的。中央陆续为遭受迫害的一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平反昭雪，推翻强加给他们的污蔑不实之词，撤销了强加于一些中央部门“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复查和平反了“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平反冤假错案的范围，上至国家主席（刘少奇），下至普通平民百姓。

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中共中央时期，在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胡耀邦为全国各级部门做了大量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使大批遭受冤屈和迫害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这在党内外、国内外均产生了深远影响。胡耀邦在这场全国性平反冤假错案中作出了巨大贡献。

责编：刘忠辉

编审：郑国伟

制作：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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