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诞辰155周年心得感悟(本周推荐孙中山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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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绍兴名医裘吉生的题词
“救民疾苦”是孙中山先生1916年为绍兴名医裘吉生的题词。
裘吉生(1873~1948),名庆元,字吉生。原籍浙江嵊县,出生于绍兴。年轻时曾患肺痨,群医束手,乃砺志习医,自治而愈。早年曾参加光复会。陶成章、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裘氏亦参与其事,陶、徐相继被害后,裘氏转赴上海,加入同盟会,复受同盟会委任转往东北,托迹奉天,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裘氏自谓:“良医等于良相,治民原为治国。”辛亥革命成功后在绍兴挂牌行医,创立绍兴裘氏医院。1908年,与何廉臣等人组织绍郡医药学研究社,创办《绍兴医药学报》,任副社长,主持学报的编务。1915年,神州医药会绍兴分会成立,裘氏先后被推为副会长、会长。1916年,孙中山偕胡汉民到绍兴。胡汉民患赤痢,延请裘吉生治疗,一剂而愈,孙中山遂题“救民疾苦”四字相赠。裘氏受此激励,对中医志坚智达。
1916年,孙中山先生题字“救民疾苦”,至今已过去整整100年
1921年裘吉生迁寓杭州,颜其书屋名曰:“读有用书楼”。《礼记·曲礼下》有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又《左传·定公十三年》:“三折肱,知为良医”。裘吉生领奥此旨,自谓:“不读三世书,不蓄三年艾,不能三折肱”,后创立“三三医社”和“三三医院”,出版“三三医报”。裘氏一生喜藏书与著书。他在奉天行医时,就结交日本医人,搜购海外中医书籍千余种,可惜因火灾付之一炬。但仍不懈以继数十年中觅得孤本、善本、精抄本达三千余种两万余册,与曹炳章、陈存仁并称“江南三大藏书家”。他深感医书不能普及,出其所藏珍善孤本,于1935年辑成《珍本医书集成》90种,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他认为医书应造福人类,在出版的三三医书、三三医报刊底注明:“准许翻印,版权所无”。他还曾编撰《珍本医书集成续编》99种、《皇汉医学丛书续编》75种、《普济方》全集,可惜书版将成之际,正值“七七事变”后,毁于战火。
对中医名家丁甘仁的褒扬
“博施济众”是孙中山先生1923年对海上名医丁甘仁的褒扬。
丁甘仁(1865~1926),字泽周。生于江苏常州武进县孟河镇。清季以降,“吴中名医甲天下,孟河名医冠吴中”。有费(伯雄)、马(培之)、巢(崇山)、丁(甘仁)四大门系。丁甘仁幼年学医,师从孟河名医马仲清、丁松溪和马培之,又与当地坐堂名医余听鸿为忘年之交,深得学术泽益。丁甘仁在苏州行医四年后,又在上海拜伤寒派大家、新安汪莲石为师,乃能于温病、伤寒、内外科、喉科等方面,取得深邃的学识,奇验的疗效和崇高的名望,以成一代宗匠。如以龄资而论,丁甘仁属晚辈,但以其自成一家的学术影响,近代医界还是称费、马、巢、丁为“孟河四大名医”。丁甘仁在上海,先后在广益善堂、仁慈善堂、仁济善堂、一善社等行医和出任董事、理事。丁甘仁于上海四马路(今福浙路)营办了抵沪后的第一个诊所。这是他岐黄生涯的新起点。在1912年上海两次痧疫大流行期间,丁甘仁以高超的医术和救济措施,受到市民的赞扬和上海道衙门的嘉勉。
丁甘仁以近代中医教育的领军人物被称为“中医祭酒”。为振兴中医,丁氏联合夏应堂等集资办学。1915年,向北洋政府申请备案。该校成为兴办中医教育援以立案的先例。1917年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正式创办,聘请谢立恒担任第一任校长,曹颖甫为第一任教务长,尔后在沪南、沪北开办两所广益中医院为教学实习基地。其教学体制和课程设置,为以后继起的中医院校乃至当代中医高等院校的先模。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为中医事业培养了一批骨干,其诸多学生中程门雪、秦伯未、许半龙、黄文东等皆为名医,称“丁门四才”。孙中山先生对丁甘仁弘扬中医的贡献,以大总统名义题词颁颂。款为:“丁济周:博施济众”下署为:“中华民国十三年”。
早期的医学实践
孙中山先生早年就读香港西医书院,藏修五载,明镜不疲,以其刻苦攻读,各种考试均为百分,深得教务长、著名英国医生康德黎博士的器重。1892年他以全优第一名成绩毕业,获得了由香港总督亲自颁发的毕业证书,被授予医科博士学位。毕业后被澳门华人公立的镜湖医院聘为西医科主任。他是这所中医院第一位受聘的西医,每日上午10时至12时在该医院出诊赠医,不受分文。下午1时至3时在仁慈堂右邻写字楼应诊,周日10时至12时在此接种牛痘。从医之初,就曾为一胆结石病人手术,成功地取出一个大如鸡卵,重一两七钱的结石。这在当时委实罕见,从此声名鹊起,口碑载道,求医者接踵而至,就诊者户限为穿。作业一段时间以后,孙中山欲意自办医院,他通过老友杨鹤龄的举荐,得到杨鹤龄的妹夫、澳门绅士镜湖医院总理吴节微的担保,从镜湖医院借款,于1892年12月18日,在澳门开设了中西药店,孙中山先生以此成为在澳门西医开业首位华人。医院除诊病外,还出售冷丸、癣皮肤水、止牙痛水、拔毒生股膏等中西药物。
孙中山大夫高明的医术和医德受到报刊的赞誉。《镜海丛报》于1893年7月25日登载了题为《神乎其技》的告白,称颂其医术高明,“不过七日之功”而治愈患者20余年的痔疾。后为病家治病,“或数十年之肝风,或十年之脑患,或六十余岁之咯血,均各奏神速”。孙中山医院生意日隆,引起当地葡萄牙籍医生的嫉妒。按当时澳门法律,在澳门行医的西医,只能凭葡萄牙医科毕业证书请领行医执照,孙中山受此限制难以立足,遂赴广州行医。孙中山先生后来在自传中谈及此事时说:“设医馆于澳门,为葡医所忌,遂迁广州。”孙中山先生在澳门行医的最后记载是1893年9月26日,在广州,孙中山先生以合股的方式在沙基开设东西药局。在《中西日报》上他公开声明:“每日10时到12时在局赠诊,不受分文,以惠贫乏。”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患者纷至沓来,不得不限额应诊,不逾半年,便扬葩振藻于羊城,成为知名的精诚大医了。
孙中山先生从政以后,非常关注公共卫生事业,主张设立公共病院,“以医治之,不收医治之费,而待遇与富人纳资者等,则社会可少屈死之人”(《孙中山全集》卷2524页)。孙中山也是中国红十字启蒙运动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唯一的一部译作,是1896年在伦敦应作者柯士宾之邀,将其作译成中文,名为《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是书于1897年由伦敦红十字会出版。因是书德高义重,被孙中山誉为“济世之金针,救人之要术”,孙中山的译著,也受到书评家的赞扬。这也促进了中国的红十字运动。1904年3月10日,中国红十字会在上海诞生。1921年,宋庆龄组织广东番禺红十字会10余人成立救护队,随孙中山进行战事救护。宋庆龄亲自担任南海、番禺、顺德分会联合会总裁。孙中山欣然为番禺红十字会题写“博爱”二字,以示表彰。此二字从此载入中国红十字史内。
孙中山先生为番禹红十字会题写“博爱”二字,从此,此二字载入中国红十字史内
对中医西医不存偏见
孙中山先生曾因积劳、思虑过度患顽固性失眠症,章太炎先生为他辨证,投礞石滚痰丸,他遵嘱服药而愈。
1924年,应段祺瑞之邀请,孙中山先生自广州经上海又绕道日本赴北京,先在天津发病便赶往北京,次年1月23日发现黄疸及肝肿大,26日入协和医院,当天手术,术者是美籍医生外科主任邵乐尔,术后诊为肝癌,病情加重。协和医院刘瑞恒请天津名医施美德路士医生,德国医院狄医生,德医克礼博士和协和医院罗医生、苛医生等七人会诊,会诊报告由施美德路士具名。2月6日曾用镭锭治疗。是年2月15日段祺瑞曾派中医名家萧方骏(龙友)前往视诊未具处方。当时协和医院主治医生泰尔曾谓:“现先生之亲属友人多主张改用中医,鄙人之意,以为亦不妨一试。照例,在医院原不能同服中西两种药,但先生为特别人物,如以在医院较为安适,即在医院就中医,本院亦当特别通融。”孙中山先生于2月18日出院,住铁狮子胡同,改由中医治疗,先后经陆仲安、唐尧钦、周树芬三名中医共同诊治,服二剂曾见好转,治疗一周后在争论中停用中药至逝世。此事表明,孙中山先生无偏见地以科学务实的态度对待中医学,此卓识非凡的科学眼光,也展示了他的伟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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