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半夜12点有人敲门（第一次当头家）

（农健/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3月1日《南方周末》）

【新春走基层·记者回家】一年一度，回乡过年后的“我”又与你相见。拥抱亲情的“我”，卸下在外的一切武装，以儿女与记者的双重视角，感悟生活冷暖与时代脉动：

70后的“我”，以合乎期待的习俗办完了母亲的丧事，方能独自一人涕零；80后的“我”，父母坚守传统信仰，只为游子回家时还能寻回儿时的年味；90后的“我”，试图逃离逼婚的恐惧，又渴望“疾驰回家的列车再快一些”……

此刻的“我”和你一样步履不停，为梦想，更为下一次更好地回家。

失去了农耕基础，传统乡土社会逐渐被稀释，变得模糊、游离而陌生。世代传承的习俗能否接续，也成了需要担心的问题。

是资格，也是义务

临近春节，母亲便交代：结婚头一年，最好回来过年，要当“头家”。又补充道：也没啥，到时候我替你去便是。

在闽南，“头家”常用以称呼店铺老板，也指民间祭祀的主事人。以我家所在村子为例，过去一年新婚的男丁，才有资格当“头家”。

“当‘头家’，一辈子就这一次。”煌伯告诉我。煌伯年过七旬，与我父亲同属苏氏宜字辈，已在本村的三仙殿主持了三十多年的庙事。

三仙殿主要供奉玄天上帝，即道教中的真武大帝，也是武当山供奉的主神。庙里每年举办三次祭典，“头家”的职责就是筹备祭典事宜。

祭典的日子也叫“封建日”。在我儿时，村里的“封建日”一年多达六七次，次次宴请；后响应“为农民减负”号召，才减为现在的三次。今年又有“移风易俗”，一年宴请限一次，女婿上门除外。

今年的第一次祭典依旧定在正月初五。正月初三起，各家各户照例开始忙碌。蒸年糕是头等大事。村民早已不再自制甚至不太食用传统点心，唯年糕例外——它将是祭典的主供品。

一条铁律亘古不变：只有亲人过世，年糕才能减量，若添了人口，则要增加。17年前我父亲过世，家中年糕从10斤减到了5斤。去年我结婚，于是今年又添了2两。

过往家家户户的土灶早已拆除，废弃汽油桶焊接的铁灶取而代之。其他的老家当样样都在：大铁锅，竹蒸笼，白纱布。煤气也派不上用场，农村人笃信，用柴火烧更香。

闽南的年糕由米和糖制成，成分简单，但制作过程有些讲究。比如，蒸制时不能掀开盖子看。以前乡下零食匮乏，孩子嘴馋了问何时蒸好，会被家长喝止：越问越蒸不熟。

今年因为母亲身体的原因，姐夫负责烧火。湖南女婿不懂规矩，掀了好几次盖子，年糕上沾了灰。母亲看到后，只是咯咯地笑。

年糕出笼后，神仙先享用。本村有一条特别的规矩：正月初四晚上，各家各户就得把年糕等供品抬到庙里，等隔天集体“送神”后，方可取回食用。

其他供品，“三牲”必不可少，常见的搭配是一块猪肉、一只公鸡和一颗鸡蛋。公鸡用沸水焯过，漂亮的尾毛得留着。

于是，初四下午，“头家”们就得开工。接电话通知，6位“头家”到了庙里，第一件事是，把铁制层架从库房里拉出来，搬到庙里装好，以便村民摆放供品。

来干活的，除了我与堂侄子，其余4户都由“头家”的父亲出面。母亲那几天胃疼卧床，也执意要代我去，被我谢绝。

“头家”的责任不可推卸。在我回村前，母亲曾特意从另一城市的姐姐家赶回庙里，参与擦地，“你若不回来过年，就得我去。好在今年‘头家’多，天气也暖”。

百年榕树下的庙宇，以其特有的节庆仪式，维系着村庄的人情世态和历史印记。（南方周末记者 苏永通/图）

规矩终究是人定的

比起装层架，守夜更是苦差事。初四晚上，庙门不能关，这也是规矩。何时迎神送神？值夜怎么分工？“头家”问，烧香大妈也问。煌伯总回复：时辰未到。

吃完晚餐沐浴更衣后，我们6人于晚上八时许返回庙里。此时，庙门口拼起桌子，几个村民叫来小炒喝起白酒。约一小时后，煌伯确定：零时二十分迎神。

迎神也称“请天公”，是祭典的第一道仪式。时辰到时，煌伯却让大家稍安勿躁，“过一点比较好”。外面的人不听招呼，放下酒杯，点起了鞭炮，但只响了几秒——鞭炮断了。

煌伯不慌不忙，点上三炷香，先在庙门口拜了“天公”，又进庙拜了众神。此时鞭炮重燃，干脆利落，再无中断。

“得烧香才行。”煌伯缓缓说道，“‘天公’请进来了。”

礼毕，煌伯才把6个“头家”叫到一起，吩咐任务：即刻起至下午四时，庙里四个香炉的香火不能断。这是最最重要的。天亮时，“天灯”也要点起香柱。

除了我和堂侄子，其余4家的年轻人依旧没来。6人两两一组自行分工：较年长的两人守前半夜，后半夜辛苦，分给我和堂侄子。其他两人负责白班。

凌晨五时，我赶到庙里。“这么准时。”两位长辈很惊讶。其中一位回忆，1979年的正月初五，他和我父亲共同当“头家”守夜，据说那是第一次，自此村里立下规矩。

守夜无所事事，我在百来平米的庙里穿梭。24个层架上，一百多户人家的供品摆得满满当当。过去，家家户户搬桌子进庙争先抢座，挤得水泄不通。直到十几年前，庙里统一配置了层架，问题算是迎刃而解。

凌晨六时许，陆续有人零零散散进庙烧香。这天上午，各家主妇要完成一大圈祭拜：先进三仙殿，再到村尾的土地庙，返回自家，还有客厅里的主神、厨房里的灶神和户外的门口神祖，最后是祖先。祭拜不同的神用不同的供品。

二十多年前，有位外地来的儿媳妇曾用一副“三牲”，拜完大神拜小神，拜完神仙拜祖先，一度传成了笑话。这种做法其实并未犯忌，只是不太讲究罢了。

而今，祭祀简化渐成趋势。敬神后的供品可以再拜祖先。逻辑是，祖先在世时也拜神。

所谓规矩，终究是人定的。

百来平米的庙里，一百多户人家的供品摆得满满当当。庙门口，村民叫来小炒喝起白酒。（南方周末记者 苏永通/图）

保香火，求心安

祭典的最后一道仪式，也是高潮，叫送神，俗称“送天公”，要等到下午四时。逢特殊年份，还要做法事。

戏是必不可少的，今年请来木偶剧团唱歌仔戏《龙凤配》。演员三人足矣，一人拨弦，一人敲锣，一人演兼唱。台下无一观众。有了电视和手机，连老人也不看传统戏曲。

锣声渐落之时，各家主妇倾巢而出，齐聚庙前广场，集体持香向天祭拜，意为将“天公”送回。她们大多是我母亲的那一代人。

6位“头家”都得到齐，主要任务是保安全。香柱不再插入香炉中，而是直接扔到广场上，和涂金的纸钱一起烧，周围浇上一圈水。

各户供奉的鞭炮堆积在一起后，由专人燃放。炮声震耳，众人纷纷往后躲闪。听我堂弟说，只有建设符合消防标准的库房，才有资格卖鞭炮，因成本高昂，商家纷纷放弃了这笔生意。他开车转了五家店，一挂鞭炮也没买到。

送走了“天公”，再回庙里一拜，祭典便宣告结束。在外头观望的年轻人纷纷进入庙中，帮助长辈把供品挑回家中。

剩两件事还要“头家”们来做：将层架拆卸送回库房，打扫卫生。负责的依旧是我和堂侄子，以及那4位长辈。

在庙里，有妇人见到我说：“往年都是父母来替‘头家’，你怎么自己来了？”我只能解释，母亲64岁了，若是伤了筋骨，再送医可不划算。

现在，村里的年轻人几乎无人务农。大多在附近工厂打工，少数进了城。还有一些人像我一样远在千里之外工作生活。教育是重要因素，跟土地也有关系。十多年前，本村人均耕地已不足一分，各户所分土地索性只记纸上，由几个种菜大户承包经营。

失去了农耕基础，传统乡土社会逐渐被稀释，变得模糊、游离而陌生。只有百年榕树下的庙宇，以其特有的节庆仪式，维系着村庄的人情世态和历史印记。

而今，世代传承的习俗能否接续，也成了需要担心的问题。在村中，子女成家后，祭拜之事仍多由长辈一手包办。或许他们和我母亲都有一样的念想：自家香火不能断，这是使命。

母亲并不迷信，她有另一层用意：因为子女都在外地工作生活，这些祭拜的习俗能让她求得心安。“至于你们信不信，遵照自己的内心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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