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中日建交问题上的原则与灵活（周恩来在中日建交问题上的原则与灵活）

文/胡新民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政府在美国的控制下，长期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成为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严重障碍。上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的“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指引下，中日之间人民外交蓬勃发展，为两国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基础。

1971年7月15日，中美双方同时发布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消息，对日本形成强烈的冲击，这意味着此前历届日本政府的对华外交政策都宣告失败。尼克松1972年2月访华后，日本国内要求与中国建交的舆论占了上风，给当时的佐藤内阁造成很大的压力。

1972年5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日本友人时指出，如果田中做了首相，要到中国来谈中日两国关系，我们欢迎。同年7月6日，田中角荣当选首相。他在首届内阁会议上说：“在外交方面，要加紧实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

与尼克松访华的磋商过程不同的是，中日双方的人民外交早已形成气候。正如田中自己后来说的，轨道是百姓给铺起来的，他是顺着轨道走向中日邦交的谈判桌上的。

◆1972年，田中角荣（右二）会见孙平化（右三）和肖向前（右四）。

1972年7月，以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为团长的上海芭蕾舞剧团应邀访问日本。剧团7月4日从北京出发，经由广州、香港，于7月10日到达东京羽田机场。在此旅途中，日本政局发生变化，田中出任首相。

7月17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处长陈抗随农业团访日，向孙平化、肖向前（时任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首席代表，负责中日建交谈判的联络工作）等人传达周恩来的指示：田中要加紧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我们表示欢迎，这是毛主席的思想和战略部署。毛主席讲我们要采取积极态度，对方能来谈就好，谈得成谈不成都行，总之现在已经到了火候。这回不能只“刮旋风”了，要落地。周总理针对孙平化、肖向前的名字，生动地指出:孙平化就是要“万丈高楼平地起”;肖向前要“继续向前”。“平地起高楼”和“继续向前”，就是要在已有民间外交日积月累的基础上，通过广泛细致的工作，推动田中下决心采取行动实现访华，以最终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

7月22日下午，田中内阁的大平外相，与孙、肖二人在东京举行秘密会谈。7月25日，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作为田中首相的“密使”抵达北京。周恩来与竹入进行了三次会谈。周恩来针对日方外务省高官称“日台条约已经解决了战争的问题”，强调指出：缔结日台条约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这个条约根本无视中国的存在，同一个逃到台湾的蒋政权缔结结束战争状态，是非法的，无效的，是应当废除的。在第三次会谈时，周恩来提出了经过毛泽东批准的拟写入中日联合声明的八条内容和三项默契，请竹入转告田中首相。

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战争赔偿问题。这是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中的一个最敏感的问题。因为它牵扯到日本侵华战争责任、台湾归属、《旧金山对日和约》及其《日台和约》的合法性、还有钓鱼岛争议等问题。

周恩来请竹入向田中首相传话，我们不会要求赔偿，在联合声明中可以表明放弃赔偿要求。竹入听了后，感动万分，用颤抖的声音对周恩来说：“我找不出什么语言向你致谢。”

关于战争赔偿问题，中共中央在60年代初就确定可以放弃。周恩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关于放弃对日战争赔偿问题，这也是鉴于历史教训和从中日关系大局考虑的；此事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毛主席和党中央作的决定。”

从事中日公共外交卓有功勋的“公共外交家”王泰平，在中日复交谈判前后那段时间一直被派驻日本工作。他后来指出，“田中首相正是在接到周总理关于放弃战争赔款的传话，了解了中方在这个棘手问题上的宽大立场之后，才在短时间内下决心来中国的。如果未吃这颗定心丸，就不会那么快下定访华的决心。”

◆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荣应邀访华，周恩来、叶剑英、姬鹏飞等到机场迎接。

1972年8月15日下午，田中首相亲自会见孙平化、肖向前两位。现任首相正式会见中国代表，是日本战后的首次。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会见中，田中说：“我已决定尽早访华。”

1972年9月25日中午时分，田中角荣一行抵达北京。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下午双方举行周恩来与田中的第一次限制性会谈。当晚中方举行欢迎宴会。

9月26日上午，在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和日本大平外相的第一次谈判中，日方外务省条约局长高岛益郎用一个小时阐述了日方观点。他的观点大都建立在“法律”依据，即未经中国参与的《旧金山和约》以及与之密切的《日台和约》之上。例如，关于“战争赔偿的要求权”问题，日方认为在《日台和约》上已经得到解决。所以没有必要再次写进《日中联合声明》，还强调希望维持与《日台和约》之间的法律上的一致性，等等。总之，比起竹入来华时的态度大有倒退。

姬鹏飞将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当天下午，周恩来在中日首脑第二次限制性会谈中，对田中在前一天晚宴会上将侵华战争采用“添了很大的麻烦”的表述提出了批评，指出，中国被侵略遭受巨大损害，绝不可以说是“添麻烦”。接着严厉批驳了当天上午高岛益郎的“奇谈怪论”。他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高岛条约局长是为破坏中日邦交正常化而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大平外相关于‘日中建交，日台之间就要断交，日蒋条约自然失效’的说法，我们可以同意（按日方说法，条约是日本国会通过的，政府不可推翻——引者注）。但如果把‘旧金山和约’和‘日台和约’拿来作为依据，问题就无法解决。我们可以在日本承认中国的‘复交三原则’基础上照顾日本的困难，不在联合声明中提及日台条约，但不能要我们承认日台条约，更不能说蒋介石早已在日台条约中放弃了赔偿。”“我们放弃赔偿要求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你们的条约局长对我们不领情，反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偿，这个话是对我们的污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

周恩来的义正言辞，使日方受到很大震动。日方连夜研究出一个日方妥协的极限方案，并逐条写出要点提交给中方。这样，才使后来的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

最大的难点仍然是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1972年9月29日公布的《中日联合声明》的表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这是为了照顾日方的困难，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同意的表述。《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款，必须完全实施”，而开罗宣言宣布，“台湾应归属中国”。日方就这样以间接的方式，接受了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的立场。中方要求日方在《中日联合声明》发布后再就台湾问题进一步阐明立场。大平外相在随后的记者会上作了说明，表示“日台和平条约已失去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

关于战争赔偿问题，根据中方意见，载入联合声明，排除了高岛局长的“奇谈怪论”。田中和大平都提到中国在“不幸战争”中所受损失巨大，但中国把怨恨置之度外，从大处着眼。对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中日联合声明的达成，对中国而言，除了考虑地缘政治的因素以外，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样摆在重要的位置。后来有些人质疑在诸如“战争责任”“战争赔偿”“钓鱼岛”等问题上留下了这样那样的“隐患”。但不要忘记，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基础上达成的国与国之间的条约，是平等互利的，是不可能只有一国完胜。双方谈判水平的高低，只能从战略高度的得分来检验。现在再来回顾这个文件，完全可以领悟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的高度政治判断力和战略远见。特别是放弃战争赔偿，除了为中日建交迅速完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争取日本民心，借力日本经济实力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当《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后，日本舆论对中国政府宣布放弃战争赔偿这一条尤其强烈，纷纷赞扬中国政府的真诚友好态度。不少日本人士在感动之余表示，日本不应忘记中国政府和人民这种宽宏大量的态度，要真诚地对中国给予经济合作。中日建交为本来比较活跃的中日经贸关系增添了新的活力。

◆1972年9月29日上午，《中日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周恩来、姬鹏飞和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字。

1977年6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立刻感到要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非常需要外部的资金援助。当时发达国家中，虽然中美关系解冻，但并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不可能指望他们。而处于发达国家经济实力第二的日本，则有很大潜力可挖。于是亲自于1978年6月访日，不失尊严地寻求日本的支持：一方面对“日本天皇从战争责任这个角度，间接向中国人民表明谢罪之意”表示赞赏，一方面宣告中国正在加快现代化建设，希望日本在经济方面扩大合作规模。1979年，时任首相的大平正芳宣布日本政府开始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基金（ODA）（内含小部分赠款），这对当时资金十分紧张的中国现代化建设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1983年11月，邓小平对来访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说：“中国现在缺乏资金。”中曾根说：“为了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日本政府将从1984年度起向中国提供第二批贷款。”邓小平还指出，日对华的资金援助同样会使日本受益很大。日本对华的ODA一直持续到2007年才基本结束。

确实，日本从对华的ODA中也获得了很大的好处。不过，如果我们再看看今日中日经济实力的对比，难道还不能清楚地看到当年中日联合声明谁家的战略眼光更远一些吗？

顺便补充一下，著名的社会活动家、1972年中日复交谈判亲历者林丽蕴于2013年回忆：“当时周总理还在我们内部讲过，实际上日本赔给印尼这些东南亚国家的战争赔款，都是一些物质赔偿。而且都不是拿最先进的东西来做赔偿的。比方说铁路也不是新的，都是把旧的东西重新刷一刷，修补修补就算了。人家把破旧的东西赔给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以次充好给你，没多大意思。所以主席便决定不要赔款了。”（后来日本有所改变，提供了资金——作者补注）

另外，林丽蕴的回忆还谈到了一个细节，即田中到达北京那天晚宴会所说的“添了麻烦”。由于当时田中的翻译是在台北学的日文，将田中在答谢辞的一句话：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译成了“添了麻烦”。当然，即使是“伤害”，田中的用词还是不够诚恳。但是，他后来对于周恩来的批评，表现的态度还算是可以的。因此，周恩来后来在会见日本客人时也高度评价田中：“田中先生一上任就立即做出决断，恢复邦交，这是了不起的，是值得称赞的，他比尼克松勇敢。”的确，从田中上台到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仅仅用了84天，这种势如破竹的形势，就连日本国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的感觉。

有感于中国领导人对中日邦交正常化所作出的贡献，田中角荣称毛泽东为圣人，周恩来是日中邦交之父。中曾根康弘称周恩来为日中邦交的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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