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的房子有没有发展潜力：中原小城合肥是怎样逆袭的

对于老合肥人来说，记忆中的家乡并不大。

一条长江路贯穿城区，古城墙和南淝河共同围了个矩阵，八十多米的“地标”大钟楼，城里人都能望见。下班逛逛城隍庙，周末亲子逍遥津，小城的岁月静好，是“前浪”们的集体回忆。

但如今你打开手机地图，搜索“合肥市”，想要找到这片老城，就没那么简单了。你得动动两个指头，扩大、扩大、再扩大，才能找到这一片被环城公园包围的区域。

原因是，合肥变得太大了。

现在合肥的面积达11445平方千米，远超上海（6340平方千米）、南京（6587平方千米），比三镇合一的武汉（8569平方千米）也高出了一大截。

存在感不仅体现在面积上，更体现在知名度上。无论是城市舆论场上，公认全球增速最快的“黑马”；还是媒体政论节目中，主持人惊呼的“中国科技之都”；抑或是最近社交媒体上，半认真半调侃的大胆投资型政府，你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合肥变有名了。

这种正面向的名气提升，无形中增添了市民们的自信。“两个胖子”的灯谜一度让合肥人烦恼，觉得名字土，要求更名“庐州”的不在少数。但随着声名鹊起，这样的讨论不见了踪影。

如果仔细观察合肥发展的每个阶段，你就会发现：从一个个默默无闻的小县城，爆发性成长为中部地区的强省城，逆袭的合肥背后，是对产业培育的足够耐心，以及对技术趋势的敏锐捕捉。

五十年后的“反哺”

合肥崛起的故事，一般会从中科大的迁移讲起。

毕竟有了中科大，这所世界一流的以自然科学见长的高等学府，才有了合肥日后强大的科研基因，“科教名城”的故事也才讲得有底气。

关于迁移至合肥，已经有太多的文章，无需赘述，在此只谈一点。

并不像现在各地都抢着要学校，当时很多地方饭都吃不饱，接纳一所有上千学生的学校，负责他们的衣食住行，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合肥当时雪中送炭，表示愿意腾出合肥师范学院和银行干校的校舍，终于引凤筑巢。

坦白说，很长一段时间，中科大对于合肥，并未带来实际利益。中科大培养的优秀人才，合肥这座小城没科研机构，没高新企业，提供不了相应的工作岗位，人才大多数都流失了。

中科大也曾多次请求回迁北京，或者迁往上海、苏州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然而国家出于教育资源平衡的角度考虑，始终没有同意。

直到后来，国家陆续帮助高等院校配备高级实验室，合肥又争取到了中科院研究所、中电集团38所、16所、43所等科研院所陆续来肥，这样的情况才有所改善。

在基础科学上多有建树的中科大，直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才逐渐在人工智能、半导体制造、量子科技领域对合肥有了明显“反哺”。

2019年年初，全球创投研究机构 CBInsights发布的32家全球AI独角兽公司名单中，有10家就来自中国，其中4家创始人都是中科大人：商汤科技创始人汤晓鸥、云从科技创始人周曦、寒武纪创始人陈云霁和陈天石、云知声创始人黄伟。

此外，在奔向独角兽路上的创业公司中，的卢深视创始人户磊、肇观电子CEO冯歆鹏、云天励飞联合创始人田第鸿也都是中科大校友。這些人始终能看到一个前辈的背影，刘庆峰，他创办的科大讯飞是AI领域最早登陆资本市场的。

可以说，这些原本是科学家的种子选手，赶上人工智能的风口，都跑出来创业了。科大的创业者，大多数理基础扎实，专业以前沿科学和高新技术为主。由于科大系的良好口碑，融资起来也很顺利。

从初创公司到独角兽，这群创业者平均只用了三年多。AI似乎为他们找到了一条更好的自我价值实现之路，它很有挑战，且有钱赚。

再回过头来，看合肥的这波引凤操作，你很难说它具有很强的目的性。至少在经济效益方面，合肥足足“等”了五十年。

这样的耐心，并不是谁都有。

聚水，运来

以往合肥在省内的存在感不高，一直是个不争的事实。

皖东地区受南京辐射，芜湖和马鞍山的GDP都不低。合肥虽为省会，却没有领头羊感觉。地域文化的客观影响下，安徽的“散装”仅次江苏，却又不像江苏各市的“各显神通”。省内人才大多输送去了江浙沪，成了他人的“嫁衣”。

群山无峰，缺少一个带动力强的核心城市，是安徽很长时间的痛点。

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过后，城市化进程进入下半场。各省的省会凭借高行政等级，在资源争夺战中持续占优获得更强的集聚效应越发明显。集安徽全省之力打造一个强市，让它既能成为省份的名片，又能带动相对较弱的皖北、皖西发展，省会合肥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2011年，合肥“吞掉”半个巢湖，可看作是做大“强省会”的关键一步。借此机会，合肥城市面积扩张4000多平方千米，人口增加200多万，城市体量、人口规模终于全面向中西部强省会看齐。

在中国传统的风水学上，水为财运，聚水方能招财。相较于武汉、长沙、南昌这样的江城，合肥一直以来是缺水的。

吞并巢湖让合肥变成了滨湖城市，紧接着省府也搬迁至滨湖新区，城市宣传语改为了“大湖名城”，一系列的行动中，你可以嗅到合肥对水是多么的渴望，对于纳入巢湖又有多么的欣喜。

巧合的是，合肥的“逆袭”名头，几乎也是从这个节点打响的。或许有些“玄学”，但有水后的合肥确实旺起来了。

合肥的底子在家电产业，也算最早的一张产业名片，得益于上海的产业转移，20世纪80年代开始，合肥家电产业初露头角，诞生了荣事达、美菱、天鹅等多个本土知名家电品牌。

属后起之秀的合肥，在当时家电产业三分天下的格局中，排在青岛、顺德之后。不过也正是由于其他产业的匮乏，政府一心扶持家电，给予不少优惠条件，21世纪初引来一大批家电厂商相继落户，海尔、美的、格力等企业都在合肥建了厂区，合肥也在不断完善自己的家电产业链。

江淮蔚来合肥工厂内的自动化生产线

不声不响的，在2011年合肥家电产值破了千亿。至此超越了青岛和顺德，成了全国最大的家电生产基地。

敢于“梭哈”

坊间对合肥敢投资的调侃，很大原因都是招来京东方的那手“豪赌”。

液晶面板属于重投资产业，京东方之前的业绩又亏损严重，用有限的财政预算选择重押，说是“豪赌”并不为过。合肥常被人诟病的“城市大，地铁少”，就因当年投了京东方没钱修地铁了。

回首看，和引来中科大一样，能够引来京东方同样有那么点不可思议。要知道，2008年，合肥的GDP仅仅只有1665亿。而同样对京东方虎视眈眈的还有深圳（7219亿）、武汉（3598亿）、成都（3508亿），对比下来合肥似乎毫无优势。

但合肥抓住了机会。当时市委的原话是“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做成”，准备掏出财政的三分之一“请君入肥”。诚意最终打动了京东方，王东升说，“都待我如上宾，但只有合肥坚定而执着，上下一心”。

后来的剧情大家都知道了，京东方在合肥的六代线救赎了自己，成就了合肥，也在真正意义上打破了海外的LCD面板封锁，让国民用上了千元级别的液晶大电视。

双赢的结果是，因为京东方，合肥“无中生有”般地获得了液晶面板产业的上下游企业。而京东方，也不断加码投资，后续开了8.5代线和10.5代线，总投资额超过千亿，合肥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显示屏产地之一。

都知道中國“缺芯少屏”，刚解决完屏幕问题，合肥就开始加码芯片产业。经济实力不算强，但野心倒很大，挑的净是产业上的硬骨头。

2016年，中国各省市顺应《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大举投资芯片产业。几年时间过去，合肥市是其中发展最快、成效最显著的城市之一。截至2018年12月，合肥拥有集成电路企业总计186家，形成涵盖设计、制造、封测、设备、材料等较完整的产业链环节。

合肥长鑫的DRAM芯片是其中最显眼的一个。原来这个领域是美韩的天下，占据了DRAM市场的95%，台湾占了5%，由他们掌握着绝对定价权。

2016年是我国的“储存器元年”，泉州的晋华、武汉的长江、合肥的长鑫几乎同时启动。因为晋华有台湾的技术底子，武汉背靠紫光，又争取到了“国家储存器基地”项目，合肥是最不被看好的。然而四年后，长鑫却率先拿出了自己的DRAM芯片，实现了中国企业在此领域的零的突破。

虽然目前中国半导体行业仍然保守美国技术限制之苦，长鑫的面前也存在多方压制。但不可否认的是，短短数年，合肥的半导体产业成就令人惊叹。

纵览合肥的产业种类，本地的家电、汽车、平板显示、太阳能光伏，以及 PC 制造产业的发展，造就了对各类芯片的大量需求，这些构成了合肥芯片产业发展的源动力。

即使疫情肆虐的2020年，合肥仍然延续着“黑马奇迹”。那年上半年汽车圈的两件大事，都与合肥有关。蔚来总部落户合肥，大众入股江淮。

目前，合肥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完成率全国第一，新能源汽车在机动车保有量的占比位居全国第一。

肉眼可见的，合肥又崛起了新的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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