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真的有经天纬地之才吗（历史的尘埃刚直不阿的张昭）

在《三国演义》中，张昭是一个颇受贬抑的人物。在一般读者的心目里，他老是给孙权出馊主意，似乎是一个目光短浅、胸襟狭隘的平庸之辈。其实，历史上的张昭乃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杰出人物。罗贯中之所以对他作了带有丑化色彩的描写，主要是因为他在赤壁大战前夕曾劝孙权归顺曹操。对于刚刚败退到夏口，立足未稳的刘备集团来说，如果孙权降曹，则再无退路，根本无力抗拒曹操的数十万大军，很可能就此覆灭。所以，宋元以来“拥刘”的通俗文艺作家、民间艺人，包括罗贯中，都对张昭大为不满。

对于孙权集团来说，举兵抗曹并无必胜的把握，奉江南而归降则可受到优待。在此之前，刘琮不战而降，拜青州刺史，封列侯（《三国演义》写刘琮被曹操命人追杀，系出虚构）；在此之后，张鲁战败而降，拜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都是证明。所以，张昭之议，实在是为了维护孙权集团的利益，正符合“各为其主”的信条；当然，这也会使孙权失去称王称帝的可能。而对于整个中国历史来说，如果孙权当时归顺曹操，将大大有利于曹操早日统一全国，则应该算是一件好事。

平心而论，张昭不仅是东吴的开国元勋，而且其眼力、胆识、威望，都堪称东吴文臣之首。当孙策开创江东基业之初，即以张昭为长史、抚军中郎将，“文武之事，一以委昭。”（《三国志·吴书·张昭传》）尽管史书对张昭的具体业绩记载不详，但当时二十出头、忙于征战的孙策多方仰仗其辅佐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孙策特别尊重张昭，“待以师友之礼”（《张昭传》注引韦昭《吴书》）。建安五年（200），年仅二十六岁的孙策遇刺身危，临终把十八岁的孙权连同孙氏基业一并托付给张昭，慨然叮嘱道：“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张昭传》注引《吴历》）此时，孙氏基业尚属草创，强敌在北，人心未宁，孙权与文官武将们尚无君臣之固，孙权本人既缺乏治军理民的经验，又沉浸在乍失长兄的巨大悲痛之中，而周瑜尚在外地，如果张昭怀有二心，孙氏危矣！然而，张昭却不负孙策信赖，当机立断，马上立孙权为主；同时一面上奏东汉朝廷，一面命令各地将校各奉职守，还亲自扶孙权上马巡军，从而迅速稳定了局势。“（孙）权每出征，留昭镇守，领幕府事。……权以昭旧臣，待遇尤重。”可以说，张昭几十年不懈的、忠心耿耿的辅佐，对于东吴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昭为人刚直不阿，宁折不弯，常常犯颜直谏，使孙权这位雄主也敬惮不已。孙权在黄初二年（221）被封为吴王以后，特别是在夷陵之战中大败刘备之后，随着地盘的扩大，权位的巩固，威望的提高，骄纵之心日益滋长，轻狂不当之举、文过饰非之行时有发生。对此，文武大臣虽有谏劝，但往往不敢直言。唯独张昭无所顾忌，敢于面折廷争，有时甚至使孙权下不了台。有一次，孙权在武昌（今湖北鄂城，孙权当时以此为都）王宫的钓台上宴会群臣，喝得酩酊大醉，不觉狂态发作，命人用水浇洒那些东倒西歪的大臣们。孙权一面哈哈大笑，一面对群臣说“喝！喝！今天要喝个痛快！定要等大家醉得掉进鱼池中，才算了事！”张昭见孙权如此胡闹，开始是板起面孔，一言不发；后来干脆起身离席，走出王宫。孙权见了，头脑似乎清醒了一点，连忙派人请张昭回宫，笑着说：“我不过是让大家乐一乐罢了，先生何必发怒呢?”张昭毫不客气地说：“想当年，商纣王造糟丘酒池，为长夜之饮，他也认为是乐事，而没想到是罪过呀!”听了这话，孙权无言对答，面有愧色，立即结束了酒宴。还有一次，张昭因“直言逆旨”，得罪了孙权，一度停止进见。这时，蜀汉使臣来到吴国，称颂蜀汉之明政美德，吴国众臣竟无人能与之抗衡。孙权叹息道：“假使张公在座，蜀汉使臣哪能如此自夸呢！”第二天，孙权就派人慰问张昭，请他入宫相见。张昭要离席逊谢，孙权跪着劝止他，请他不要起身。张昭回顾了当年孙策、吴夫人（孙策孙权之母）两度托付的情景，深情地说：“老臣虽然常常违忤陛下，但忠心报国，死而后已。如果要老臣见风使舵，苟且取容，老臣绝对不能。”对此，孙权又是感动又是惭愧，连连向张昭道歉。嘉禾二年（233），孙权因魏国辽东太守公孙渊遗使称藩，十分得意，轻率地派遗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带领一万人马，携带大批珍宝礼品，浮海前往辽东，封公孙渊为燕王。张昭进谏道：“公孙渊因为害怕魏国征讨，这才向我国求援，并不值得信任。如果公孙渊变卦，把我们的使臣拿去讨好魏国，我们岂不贻笑天下吗?”孙权不以为然，张昭再三劝阻，态度越来越坚决。孙权勃然大怒，按着佩刀吼道：“吴国士人入宫则拜寡人，出宫则拜先生。寡人对先生已经够尊重了，而先生动辄当众顶撞寡人，寡人恐怕要对不起先生了！”好张昭！面对如此威胁，毫不畏缩，直视着孙权说：“老臣之所以如此苦谏，实在是因为太后临终前谆谆嘱托，言犹在耳啊。”话到此处，这位七十八岁的老臣已是热泪长流。孙权见状，扔下佩刀，与张昭相对而泣。然而就在此后，利令智昏的孙权仍然命张弥、许晏前往辽东。张昭对这种刚愎自用的作法非常气忿，称病不朝。孙权恨张昭又一次扫了自己的面子，命人用土塞住他家的门，表示不准他出来；张昭也犯了犟脾气，又在门内用土填塞，表示决不出去。不久，公孙渊果然杀了张弥、许晏，将其首级送给魏国，吞没了吴国送去的兵员物资。孙权这才感到自己错了，几次遣人向张昭致歉，张昭却称病不起；孙权亲自到其门口呼唤张昭，张昭依然以病重推辞；孙权命人放火烧门，想逼张昭出门，张昭反而把门关得更紧；孙权又命人把火扑灭，在门外停留良久。张昭的儿子们怕事情闹得太僵，共同把老父搀到门外，孙权把他载回宫中，狠狠责备了自己一顿。在这种情况下，张昭的气也消了，重新恢复了朝会。一场喜剧，总算到此了结。

正因为张昭忠心为国，刚直不阿，举国上下对他都心存敬畏，孙权也常说：“孤与张公言，不敢妄也。”这对于协调君臣关系，减少国君的过失，显然是有积极作用的。陈寿在《三国志》中赞扬他“受遗辅佐，功勋克举，忠謇方直，动不为己”；而孙权不让他当丞相，终究还是胸襟不宽，“以此明权之不及（孙）策也”（《张昭传》评）。张昭的上述言行，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更是专制主义君权恶性膨胀的明清时代的士大夫们难以想象的。比之那些唯唯诺诺、只会磕头作揖的愚忠者，这位倔强的老先生不是有点可爱之处么?此外，张昭还是一个博学君子，曾著有《春秋左氏传解》及《论语注》，颇为时人称道。我说了这么多，绝没有指责《三国演义》之意——小说那样描写张昭，毕竟是宋元以来民族心理的产物，已经成为一种客观存在。不过，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象这样一位个性鲜明的人物，实在值得好好地重新塑造其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