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做心理暗示有用吗(抑郁症筛查为啥有的学生)

近日,辽宁省盘锦市初二学生李洋在学校计算机室按要求填写了一套线上心理普查问卷,问题包括“最近是否睡不着觉”“是否不爱吃饭、不爱学习”“是否不爱和同学说话”等回答完所有问题后,学生还需要填写姓名、所在班级等个人信息,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抑郁症做心理暗示有用吗?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抑郁症做心理暗示有用吗(抑郁症筛查为啥有的学生)

抑郁症做心理暗示有用吗

近日,辽宁省盘锦市初二学生李洋在学校计算机室按要求填写了一套线上心理普查问卷,问题包括“最近是否睡不着觉”“是否不爱吃饭、不爱学习”“是否不爱和同学说话”等。回答完所有问题后,学生还需要填写姓名、所在班级等个人信息。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2020年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轻度抑郁占17.2%,重度抑郁占7.4%。为应对青少年精神疾病,尤其是情绪障碍发病率持续上升问题,教育部近期在对全国政协《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措施的提案》答复中明确,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

作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李洋的母亲白雪莹表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忽视,部分学校试水将抑郁症纳入体检,体现出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关怀。但同时她也有所担心,筛查过程中具体操作能否做到科学得当,筛查结果在使用与保存环节能否确保隐私不被泄露,以及确诊后学校如何做好后续心理健康辅导和干预工作?

有的忽视,有的过于敏感,

家长和老师对抑郁症缺乏正确认知

马小熙是辽宁省某重点高中的高一新生,初中时成绩优异,考试排名没出过年级前三。但进入重点高中后,马小熙的成绩平平,甚至有时在班级里倒数。巨大的心理落差让马小熙无法适应,此后她开始隔三差五逃课,后来干脆不去上学,沉迷于手机游戏。

说起这个案例,青少年心理咨询师王冠自责不已。两年前,马小熙曾参加过王冠的心理健康公益课堂。在与马小熙单独交谈后,王冠发现她爱发脾气、做事总提不起兴趣、躺下两三个小时后才能睡着。当时王冠提醒马小熙的父母,孩子可能患有抑郁症,但得到的回答却是:“有吃有穿,一周补课费就1000多元,她有啥可抑郁的?”

如今,马小熙被确诊患有中度抑郁症,王冠后悔地说:“如果当初再坚持一下,可能就不会是现在这个结果。早期筛查是能发现抑郁苗头的,很多家长觉得孩子出现问题就是单纯的叛逆,其实这种对疾病的无知乃至不重视,会给孩子带来毁灭性伤害。”

《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我国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中,约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王冠认为,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会让越来越多的父母认识到,心理疾病也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

与漠视学生的心理健康相反,一些教师和家长对孩子的心理状态过于敏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赵文瀚表示,他在沈阳一所中学担任心理咨询辅导员期间,曾收到班主任列出的“问题学生”名单。但逐一沟通后,他发现这些学生只是调皮,并没有心理问题,因此“早期筛查也有利于矫正这一极端现象。”

学生“刻意填正能量选项”?

抑郁症普筛不能只用一张问卷

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体检,无疑是一件好事,有助于对家长、教师进行认知纠偏,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但如何让善政执行不走样,引人深思。

不久前,上海长宁区被曝面向小学生的抑郁症筛查问卷涉及自杀及自杀方式等问题,如“你最消沉、最抑郁的时候要活下去的理由胜过你要死去的理由吗?”“最近一周,你已经着手写自杀遗言了吗?”“最近一周,为了自杀你的准备行动完成得怎么样?”……

“自杀问卷”引发网友热议,很快该区教育局通报称,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和该局相关科室确实存在对问卷内容审核把关不严问题,并已要求停止该调查问卷工作。

赵文瀚告诉记者,在抑郁症诊断中,会分情况派发问卷,涉及如何准备自杀行为等问题的问卷,是为已有自杀倾向的抑郁人群准备的,不应让初筛阶段的学生填写,初筛之后还需进行多项生理性检查才能确诊。

除了担心问卷本身的问题,白雪莹还曾和班主任反复确认实名筛查结果是否公开,确诊结果纳入健康档案后是否影响后续求学和就业。作为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她遇到过一些学校因害怕承担责任而要求患有心理疾病的学生休学,也遇到过一些高校对有心理疾病的学生不予录取,在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中也明确表示有精神病史者不合格。

比起母亲对未来的诸多担心,李洋更在意筛查出抑郁症后,老师和同学如何看待自己,因此他在填写问卷时,刻意将选项往“正能量”方向填写。

筛查之后不应简单地推向家庭,

学校仍需心理健康辅导和正确干预

赵文瀚认为,教育部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体检向社会释放了鲜明信号,说明抑郁症是一种疾病,需要重视并尽早治疗,但是筛查确诊之后如何应对,尚未有明确方向。“量表评估只是筛查工作中的一个小环节,随后的面谈、鉴别、治疗、预后,实际上更为重要。”

“学校是否配有足够的心理咨询师,能否及时开展咨询及后续干预工作,能否在学生、学校、家长以及专业人员之间进行充分沟通……都是后续要处理的问题。”沈阳师范大学学前与初等教育学院教授秦旭芳认为,只做量表远远不够,后期学校的处理措施、家长的配合程度、诊疗资源的投入情况等都是需要考虑的实际问题。

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不应流于形式,发现问题后学校也不应简单要求学生休学治疗。王冠认为,除了少数病情严重的学生外,让抑郁症学生留在校园,与同学们一起学习和生活,更有助于他们走出心理阴霾,当然这也对学校心理教师的专业能力和家长的心理健康素养提出更高要求。此外,药物副作用、病情反复、疾病污名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和社会功能恢复困难等问题,也是学校和家长需要帮助孩子迈过的一道道关卡。

本报记者 刘旭

来源: 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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