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考试用什么刷题（唐代公务员考试）

细心的历史学家可以为科举找到更早的源头，但一般情况下，泛泛说来，还是把隋唐视为科举制度的第一个阶段。

以后世的标准看，这个阶段的科举很多地方都怪怪的。

功夫在诗外，高分靠场外

第一，就字面意思说，科举就是分科举士的意思，只有隋唐，才符合这个标准。因为后来考科举几乎等于是考进士，而隋唐时期，考试科目，那是真多。

除掉曾经很煊赫，但后来因为太难很少有人参加的秀才科，唐代最基本的考试，有明经和进士。此外，皇帝随时可能根据具体需要，新增加一种考试，这称之为“制科”。各式各样的“制科”考试，统计下来起码有六七十种（传统说法是“无虑百数”）。至于制科的名目，什么贤良方正、博学鸿词、能言极谏之类都还比较正常，但还有什么志烈秋霜科、临难不顾殉节宁邦科、长才广度沉迹下僚科、手笔峻拔超越流辈科、哲人奇士逸沦屠钓科……招牌华丽如圣斗士的拳法，真是看得人眼花缭乱。

第二，唐代流行一种特别有观赏性的活动，叫作“行卷”。就是考试之前，来应考的举子，把自己的作品送给王公大人们甚至主考官看。如果得到赞赏，那么真到考试的时候，现场作文写得怎样，也许根本无所谓。

也就是说，考场外的各种活动公开且大量存在。《文献通考》说，天下的士子荟萃于长安，他们成群结队，衣衫不整，骑着一只只跛腿小驴，千方百计奔走于权贵之门。第一次送出作品，叫“寻找知己”；送出后没有回音，就再来一次，叫“复习功课”；如此还没有回音，就干脆带着礼物在大路上拦住人家马头，口称“某人拜见”了。

由此产生的各色段子，真是不知道有多少。

如王维参加考试之前，为了得到玉真公主的推荐，竟然假扮优伶，演奏了一曲《郁轮袍》，引起了公主的注意，然后成功把自己的作品送到了公主的手里。结果公主赞叹说：“京兆得此生为解头，荣哉！”大意是，今年京兆府把这位同学作为推荐的第一顺位，是我们长安城的光荣。这是考试还没开始，解头就已经定了。

更夸张的，如唐文宗大和二年（公元828年），礼部侍郎崔郾到洛阳去主持科举考试，太常博士吴武陵向他推荐杜牧。杜牧是高干子弟，文才也确实好，崔郾当然也很赞赏，但同时也很为难，因为这次考试，第一名到第四名都已经内定，最后他和吴武陵说定，给个第五名。崔郾对其他官员说起这件事：“刚才太常的吴博士，送给我一个第五名人选。”于是说出了杜牧的名字。

从这个场景来看，谁来通的关系，为谁通的关系，确实就是当众聊天的话题。这就是唐朝，宋以后的主考官，借多少个胆子也不敢的。有人提反对意见，杜牧这人不行，“不拘细行”，就是日常生活不检点。这当然并不是诬陷，“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这杜牧自己交代得很清楚的。但崔郾很重然诺：“已许吴君矣。牧虽屠沽，不能易也。”已经答应人家的，哪怕杜牧是个杀猪的卖酒的，这个第五名，不换了。

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王起主持科举，问宰相李德裕有没有中意人选，李德裕的回答那叫掷地有声：“安用问所欲为，如卢肇、丁棱、姚鹄，岂可不与及第邪？”你问我干什么，像卢肇、丁棱、姚鹄这几位，不录取他们你觉得合适吗？

这几位也就理所当然地在那一榜都高中了。

不管后人怎么理解，这些故事，唐朝人都是当“佳话”讲的。

第三，考场外的竞争如此重要而且被视为合理，考场里的规矩，就小得多了。进考场本来要搜身，但有的考官觉得这么防作弊很无聊，就不搜了，还把各种考试参考书放在考场里，任由考生翻阅。据有的小说描写，考场里也不禁止考生交流，考生要是对考题不明白，向考官询问也是可以的。

宋以后的科举故事，一大主题是偷考题——直到今天，重要考试的考题泄露仍然会是大新闻。在唐代，就不怎么有这种故事的土壤。因为出什么题也没那么重要，有时竟是可以临场改的。

有个叫乔彝的，参加京兆府的解试。喝得醉醺醺的，清晨开考，他中午才到，但试官还是放他进场了。拿到题目，是《幽兰赋》，乔彝说：“两个男人相对，写《幽兰赋》有什么意思，快点儿换题。”

于是试官就真的给他换了，改成《渥洼马赋》。乔彝说，这还有点儿意思，奋笔一挥而就，警句云：

四蹄曳练，翻瀚海之惊澜。

一喷生风，下湘山之乱叶。

两位试官一看写得真好，还真的就打算判乔彝为第一名。最后京兆尹发话：乔彝头角峥嵘得过分，当解头怕他骄傲，给个第二名吧。

糊名、誊录之类的程序，只有武则天偶尔会搞，唐朝其他时候当然是没有的。大诗人刘禹锡，自己官运很不好，儿子刘咸允参加科举，也总是不能考中。原吏部尚书崔群同情刘禹锡的遭遇，心心念念要拉他儿子一把。刚巧崔群的学生张正谟做了京兆府试官，崔群就把张正谟找来，当着刘禹锡的面把这事托付给他，希望让刘咸允中个解头。等到发榜，刘咸允倒是中了，但名次很靠后。崔群非常生气，跟门人说：“以后张正谟来找我，就不要通禀了。”表示不再认这个学生。

可以讲一个清代的故事作为比较。南通那位实业家状元张謇，曾科场蹭蹬好多年。其实，张謇很早就得到两代帝师翁同龢的赏识，他每次去考试，那些考官们往往就是翁同龢的学生，所以阅卷时几乎就是在找张謇的卷子想给个高分，但次次认错了人，高分给了旁人，张謇却被他们刷掉了。但翁同龢不能像崔群一样，为这事向学生发飙，因为他知道学生们确实没有办法。事实上，他老人家自己也认错过，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会试，翁同龢自己是主考官，收到一份卷子，其中大谈朝鲜问题——张謇年轻时做淮军军阀吴长庆的幕僚，曾在朝鲜和日本人斗过一回，谈这个是他的爱好。翁同龢于是认定这份卷子是张謇的，当即录取。

然而，这偏偏是另一个考生知道张謇的文风也知道翁同龢的想法，刻意模仿的，真的张謇再次落榜，最后，老头气得新进士们的谢师宴都不去了。

这两个故事都带有段子气，不过明显可以看出时代差异：清代考官只能根据卷子猜作者，猜错的可能性很大；唐代的考官，却很清楚考卷后面的考生是谁。所以，后世科举，即使你很得主考官赏识，你也未必考得中；唐代的主考若是想录取你，却总是能做到的。

第四，唐朝人考中了进士，并不意味着就有官做，还要去参加吏部的“关试”。而关试的考核，有四条标准：身、言、书、判，即所谓体貌丰伟、言辞辩证、楷法遒美、文理优长。很明显，“身”和“言”，不面试是考不出来的。

众所周知，面试这个环节，考官的自由裁量权是最大的。何况即使不作弊，世家子弟这时也明显占优势。假设一个苦孩子，白天要下地干活，肯定晒得乌头巴脑，晚上才能看书，又点不起灯，于是什么凿壁偷光、囊萤映雪之类的招数纷纷用上，长时间下来眼神多半也会搞得比较奇怪。而门阀贵胄从小居移气，养移体，形象气质自然培养得比较好。要是从小没见过比村长更大的干部，关试时面对眼前一排吏部大员，怕也难免紧张得不行。和人家名门之后一进来，就能亲热地喊“崔叔叔好，卢叔叔好……”那也完全没有可比性。

当然，这个假设比较极端，因为真的出身太低微的，前面的考试早就被刷掉了，几乎不可能进入关试环节。但关试时只是二三流的门第，那吃亏也是非常明显的。如著名的大文豪韩愈，韩姓本来就名声不够响亮，他又是出自一个不起眼的分支，只能自吹“郡望昌黎”而已。所以他虽然哼哧哼哧过了进士考试的门槛，关试就再也通不过，最后只好满心失落地跑到节度使那边当幕僚去了。

最后当然还应该注意到，唐朝进士的数量，是很少的：平均每年23人，不但不能望年均340人的宋朝之项背，比之明清的每年100人左右，也差得远。

这么一点点数量，根本不足以为大唐的国家机器提供足够的官员。事实上，科举也确实不是唐朝人最主要的入仕途径。从数量上来说，唐代每年新增入流的官员有时高达1000人以上，而即使加上明经，科举入仕的也不过百人；从释褐（进入官场后担任的第一个职务）级别来说，高干子弟靠着“门荫”，可以一上来就做从五品的官，而进士一般是担任校书郎或者县尉，在正九品、从九品之间。

当然，这不是说对于唐朝人而言，进士身份就不重要。各类史料中那么多赞美进士的话，可都不是瞎说的。只不过，拥有一个进士身份，价值不在于你可以因此获得一张官僚队伍的入场券，而是将来在通往高级官员的道路上，你从此多了一个重要的加分项。

总之我们可以看出，唐代科举的竞争，既在考场内，也在考场外，是关涉到才华、声望、人脉的综合性全面较量。这种较量的结果，就是“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体现在两《唐书》（即《新唐书》和《旧唐书》）中，就是够格拥有一篇传记的人物，90%出身是官宦家庭。

当然，有不少材料上提到唐代后期的科举中，“孤寒”对“子弟”往往占据优势。但现代学者做过量化分析，发现所谓“孤寒”，泛指“公卿子弟以外所有的入仕者”，就是把中下层官僚家庭的孩子，还有破落的旧士族统统包括在内。高门甲族瞧不起他们，但于普通人而言，这已经是高攀不上的身份。

也就是说，唐代科举最多是在社会上层内部提供了一种流动性，至于给中下层出路这件事，科举基本是不负责的。

从选拔人才的角度说，唐代科举也有点儿尴尬。看不上进士办事能力的观点，在唐代也很流行。最著名的例子如李德裕说：“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因为公卿子弟从小耳濡目染，对政府机器运作的规则和套路，自然比较熟悉。而出身贫寒的士人纵使才华过人，进入朝廷后也会有个麻烦的磨合期。

作为普遍原理，这话有走极端的地方。但李德裕确实有说这话的底气，作为出身高贵的官员，不论胸襟、见识、才具，他都比他那些进士出身、文采风流的对手如牛僧孺辈，高出不知道多少。

进士考诗赋，而唐朝人对这种文学创作的能力，多少怀有一点儿类似宗教般的感情。文学才能被视为一种与生俱来的神圣素质（没天赋努力也没用），而一旦拥有了这种素质，就应该尽量避免被具体工作所玷污。

如唐武宗时，盐铁判官姚勖要升任职方员外郎，就遭到了尚书右丞韦温的反对：“郎官最为清选，不可以赏能吏。”其实，姚勖是玄宗时名相姚崇的五代孙，著名诗人姚合的从侄，他本人也在长庆元年进士及第，本来从各方面看都不可谓不清贵，但仅仅因为从事过盐铁方面的具体工作，在韦温看来，已经被开除出清流的行列。

韦温当然在“文学教”里也是原教旨主义者，但确实能代表很大一批人的倾向。所以到了唐代末期，“浮薄”“轻薄”之类的形容，干脆成了进士的代名词。

（摘自《看不够的中国史》 国家人文历史/编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