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去世后分为三个派系(袁世凯的事业基调)

文 | 雪珥

袁世凯去世后分为三个派系(袁世凯的事业基调)(1)

袁世凯小站练兵,采用的是全套的德国操典,请的也都是德国军事教官。

向德国学习军事,这是当时的朝野共识。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无论是盛宣怀、胡燏棻、汉纳根还是袁世凯,其编练新式陆军的计划,都围绕着“以德为师”。德国能在统一之后的数十年内,就一跃而为世界军事强国,这给大清帝国提供了活生生的“复兴”榜样;而德国军工的发达,也早已令“克虏伯”军械成为大清国陆海两军最为喜爱的品牌;尤其是朝野都相信,“日本一岛国耳,徒以步武洋操,试锋于我,遂以雄视亚洲”,就是因为其采用德式军制。

小站新军最初拟定的13名外籍教官中,除了军医教官拟聘请英美人士,其余12人均为德国人;军中设4所军校,除了炮兵、步兵、骑兵3所之外,还专门有1所德文学堂;新军中的各种操典,几乎都是德军文件的翻版;甚至连军装的颜色都模仿德军⋯⋯

早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由美国人华尔率领的洋枪队“常胜军”,就曾因指挥权限不明,而引发不少矛盾冲突。华尔战死后,英国人戈登接替指挥,清帝国才明确地将“常胜军”纳入李鸿章的统一指挥序列中。即便如此,戈登也并没有完全进入角色。在李鸿章苏州杀降之后,戈登认为自己曾作为保人,担保投降的太平军首领的安全,如今李鸿章令自己背信弃义,他就拿着一把手枪,到处搜杀李鸿章。

同样在那场内战中,清帝国还从英国采购了一整支先进的战舰舰队,由英军配备舰队官兵,协助镇压太平军,史称“阿思本舰队”。但是,负责采购和组建的大清国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及舰队司令官、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却私下签订了一份协议,明确约定,阿思本舰队只服从由李泰国转达的中国皇帝的谕旨,而且李泰国对于不合理的谕旨还可以拒绝转达。

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恭亲王奕訢,对此协议根本不予认可,他要求该舰队必须接受身处前线的地方督抚的节制,才能保证其在战场上发挥作用。而李泰国、阿思本则坚持舰队只能接受中央政府的间接指挥,并得到了英国公使卜鲁斯的支持。最后,阿思本居然向恭亲王发出“最后通牒”,双方不欢而散。即使一向十分温和的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也向英国人放了狠话:大清国即使退回到关外,也绝不会屈服于阿思本的无理要求。最后,在美国公使蒲安臣斡旋下,中英双方达成协议,解散阿思本舰队,遣散人员和舰艇,中国政府承担所有的经济损失80万两白银。

袁世凯去世后分为三个派系(袁世凯的事业基调)(2)

因此,在甲午之后的创办新军的大讨论中,确保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各方认可的大原则。胡燏棻就曾公开表示:“窃恐事权过重、所用洋员过多,积久难以钤束⋯⋯现虽借材异域,冀救目前之急,但恐操纵不能由我,他时后患更多⋯⋯”

对于这些顾虑,袁世凯完全赞同,他认为新军就是要“仿海关收税成例,事由西人经理,权自朝廷操纵”。他担心:“洋员性多偏横, 专委则未易制之, 流弊甚多”,提醒中央“简派明练时务之知兵大员予以督练之任”,而不能把练兵之权轻予外人。在日后的奏议中,袁鲜明地提出了自己在“对外开放”中的基本原则:“立国之要,权自己操,最忌授人以柄”。

相较之下,张之洞在两江总督任上,编练自强军,聘请了35位德国将弁作为自强军的营官和哨官,自己人仅仅担任副职,训练权和统率权都拱手让人,日后相当被动。张之洞后来到湖北再练新军,就效仿袁世凯收回了统率权。

“一杆钢枪手中握”,这是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调。不仅军事,包括其后来所进行的各项经济建设,虽然实行开放政策,但都始终坚持“权自己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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