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去世后分为三个派系（袁世凯的事业基调）

文 | 雪珥

袁世凯小站练兵，采用的是全套的德国操典，请的也都是德国军事教官。

向德国学习军事，这是当时的朝野共识。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无论是盛宣怀、胡燏棻、汉纳根还是袁世凯，其编练新式陆军的计划，都围绕着“以德为师”。德国能在统一之后的数十年内，就一跃而为世界军事强国，这给大清帝国提供了活生生的“复兴”榜样；而德国军工的发达，也早已令“克虏伯”军械成为大清国陆海两军最为喜爱的品牌；尤其是朝野都相信，“日本一岛国耳，徒以步武洋操，试锋于我，遂以雄视亚洲”，就是因为其采用德式军制。

小站新军最初拟定的13名外籍教官中，除了军医教官拟聘请英美人士，其余12人均为德国人；军中设4所军校，除了炮兵、步兵、骑兵3所之外，还专门有1所德文学堂；新军中的各种操典，几乎都是德军文件的翻版；甚至连军装的颜色都模仿德军⋯⋯

早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由美国人华尔率领的洋枪队“常胜军”，就曾因指挥权限不明，而引发不少矛盾冲突。华尔战死后，英国人戈登接替指挥，清帝国才明确地将“常胜军”纳入李鸿章的统一指挥序列中。即便如此，戈登也并没有完全进入角色。在李鸿章苏州杀降之后，戈登认为自己曾作为保人，担保投降的太平军首领的安全，如今李鸿章令自己背信弃义，他就拿着一把手枪，到处搜杀李鸿章。

同样在那场内战中，清帝国还从英国采购了一整支先进的战舰舰队，由英军配备舰队官兵，协助镇压太平军，史称“阿思本舰队”。但是，负责采购和组建的大清国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及舰队司令官、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却私下签订了一份协议，明确约定，阿思本舰队只服从由李泰国转达的中国皇帝的谕旨，而且李泰国对于不合理的谕旨还可以拒绝转达。

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恭亲王奕訢，对此协议根本不予认可，他要求该舰队必须接受身处前线的地方督抚的节制，才能保证其在战场上发挥作用。而李泰国、阿思本则坚持舰队只能接受中央政府的间接指挥，并得到了英国公使卜鲁斯的支持。最后，阿思本居然向恭亲王发出“最后通牒”，双方不欢而散。即使一向十分温和的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也向英国人放了狠话：大清国即使退回到关外，也绝不会屈服于阿思本的无理要求。最后，在美国公使蒲安臣斡旋下，中英双方达成协议，解散阿思本舰队，遣散人员和舰艇，中国政府承担所有的经济损失80万两白银。

因此，在甲午之后的创办新军的大讨论中，确保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成为各方认可的大原则。胡燏棻就曾公开表示：“窃恐事权过重、所用洋员过多，积久难以钤束⋯⋯现虽借材异域，冀救目前之急，但恐操纵不能由我，他时后患更多⋯⋯”

对于这些顾虑，袁世凯完全赞同，他认为新军就是要“仿海关收税成例，事由西人经理，权自朝廷操纵”。他担心：“洋员性多偏横， 专委则未易制之， 流弊甚多”，提醒中央“简派明练时务之知兵大员予以督练之任”，而不能把练兵之权轻予外人。在日后的奏议中，袁鲜明地提出了自己在“对外开放”中的基本原则：“立国之要，权自己操，最忌授人以柄”。

相较之下，张之洞在两江总督任上，编练自强军，聘请了35位德国将弁作为自强军的营官和哨官，自己人仅仅担任副职，训练权和统率权都拱手让人，日后相当被动。张之洞后来到湖北再练新军，就效仿袁世凯收回了统率权。

“一杆钢枪手中握”，这是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调。不仅军事，包括其后来所进行的各项经济建设，虽然实行开放政策，但都始终坚持“权自己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