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的治理结构（会议记哈佛大学）

跨区域运动（trans-regional movements）是一个常见却又极其复杂的现象，它是理解不同文化资源与观念之间互相影响、塑造以及转变的关键。从梵文史诗在古代爪哇的跨语际再创作、到十六世纪内亚高原汉族商人与游牧民族间的贸易网络、再到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到欧美的全球性移民，各种各样的跨区域运动，包括文本和思想的传播、人群的移民和旅居、文物的流通等等，都对地缘政治、社会和宗教话语，以及文学文化的形成和演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了在比较视野下进一步探讨与理解跨区域运动和跨文化研究，哈佛大学的两位青年学者——南亚学系博士生曲洋和历史系博士候选人吴博皓，于2月21至22日在哈佛大学政府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GIS）南楼蔡氏礼堂（Tsai Auditorium）组织、举办了 “超越边界: 文本、思想和人的跨区域运动”的专题会议。此次会议由哈佛大学魏德海国际事务中心和哈佛亚洲中心联合资助，并邀请到杜克大学文化人类学系教授何英成（Engseng Ho音译）作为会议主题演讲者。

会议安排

曲洋在开幕致辞中提到，尽管在人文社科研究的不同领域，流动性（mobility）和能动性（agency）已在相当长时间中成为核心议题，但跨区域与跨文化运动这一概念直到相当晚近才开始集聚势能，并成为学术版图中一个特定的研究类别。但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一些研究尽管采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却仍局限于某一特定区域研究的视点。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前辈学人已经做出了卓越的典范。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促使我们反思欧洲中心主义之外的研究范式。迪佩什∙查克拉巴提从后殖民与庶民研究视点出发对区域研究的重新审视，也揭示了当前研究中的时间与空间局限性，启发学者们寻求新的理论框架，融合不仅是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同时也对跨越前现代与当代的问题作出回应。

吴博皓说，为了在当下的学术研究中凸显全球史的多维度视野，我们试图超越任何一个具体地区的局限，而去追问，在复杂的社会-空间互动中，如何衍生出各个地域与人群间的互动联结，以及运动如何作为一种非线性的交换形式，创造出不同文化/历史设定下的人的网络。

因此，这次会议旨在以跨学科、比较的视野，看待跨越物理空间、语言、文化、社会、宗教边界的社会-空间动态，并进一步探讨不同文化-历史语境下的运动，如何影响、塑造、改变了人们跨越边界的身份认知的形成并呈现全球语境中知识流通的另一种叙事可能。

与会者合影

何英成：跨区域运动与跨亚洲概念

何英成教授的主题演讲是“跨区域运动与跨亚洲概念”。何教授指出，许多因素促成了跨区域研究的蓬勃发展：全球化、互联网、冷战的终结、在线购物以及全球的商品生产和交易、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等等。但是，可能还有更多因素在阻碍这些流动，诸如不同国家之间的对抗。

对于学者而言，许多限制和禁锢依旧存在。我们现有的概念和词汇仍然是西方化的，而全球化的概念亦具有相当的局限性。这个问题可以溯源到19世纪的国家主义、革命等研究范式。我们的想象力被我们自己的现代性所局限，然而亚洲视角却能够提供一种全新的介入可能并给予学者们新的启发，即把亚洲作为几个世纪以来就相互有机联结的整体来看待。如此，跨区域运动的概念将会为跨亚洲研究注入崭新的生命力。但从另一方面来讲，知识理论的不对等也仍旧在困扰着我们。学者们如何在自由地想象跨区域主义的同时，不被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传统理论框架所束缚？答案便是亚洲。

亚洲和跨亚洲概念可以为理解流动社会（mobile society）提供深刻的见解。例如，马来群岛和跨亚洲空间、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汇等等。在殖民主义出现之前，亚洲是一个非常流动的空间：受到季风的推动，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们相遇。离散社群（diasporic communities）不光存在于前现代，而且还存在于现代，克里奥尔化（creolized）的社群后裔也由此产生。流动社会的跨洋传播为理解跨区域社会提供了一个范例。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跨区域交流中心的中国城市并没有恢复到昔日的辉煌，而是经历了人口的大量流失。但是，其他趋势仍然存在，如广州的非洲社群，以及跨国公司引进外国专业人员等。

另一方面，山脉长期以来是匪徒和不法分子的庇护所，西方学者将其想象成国家之间的自然边界，即国家停止行使其主权的地方。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Scott）提出的佐米亚（Zomia）概念，即山脉形成的流动区域，证明了在山区和丛林中存在着传统概念之外的流动性社会。这使得学者们重新思考如何理解跨区域交流和流动社会。为此，何教授提出了四个概念：

流动性（mobility）是最重要的概念，并且作为一种方法，其为跨区域研究增加了全新的理论框架。例如，当我们将贸易与贸易保护区分开来，并分别遵循其流动性时，我们能够确定出一个重要的对比：通过船上的枪炮，欧洲贸易公司带来了自己的保护。而既有的跨亚洲贸易模式则是让商人从当地有实力的管理者那里购买保护，并在货物抵达后支付相关税务。相比之下，欧洲公司通过提供自己的保护，没有与当地管理者进行同等程度的整合，也没有与其建立任何道德上的关系。保护是否随贸易而行对塑造跨亚洲的空间和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分析贸易和保护如何整体或分别的进行流动则提供了一种描述流动社会在跨亚洲空间之中进行交流和整合的方式。

连接（connection）是另一个重要的概念，它可以是非常复杂多变的，而非一成不变——时而断裂，时而重新连接。关于连接的研究可能会产出令人惊喜的发现。流通需要时间，如果有时间，事情就会发生并重复发生，流通就产生于这些活动的重复之中。社会的垂直组织与水平连接并列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我们所知的社会。流通仍然构成当今的世界体系。在20世纪初期，它仅体现于单向迁徙之中，但现在它又成为一种循环形式。

部分社会（partial societies）是指由于人们具有足够的流动性，只能体验社会的一部分就离开，因此只能认知到关于这个社会的某些部分。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即为一个很好的例子。

致力于研究跨亚洲联系的学者们一方面想要拥有全球化的视野，另一方面却被本土所困。因此我们有必要引出最后一个概念，即跨区域轴心（trans-regional axis）。它是一个中级尺度，介于“本土/在地”（local）与“全球”（global）之间却又并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如果只是使用后两者的视野，并不会注意到这个层面上的现象。全球化这一概念的抽象性也遮蔽了它，但恰恰是在这个层面上，学者们能够获得最丰富的跨亚洲研究材料和经验。关于跨区域连接这一中级尺度的研究在过去20年间蓬勃发展，并且也逐步强化着它与各个学术领域的联系。围绕跨区域这一轴心，来自贸易、法律、宗教、外教、殖民主义、离散（diaspora）、文学、环境等诸多不同领域的学者互相启发，通过借鉴其他领域学者的研究，这一轴心不断被巩固凸显。长期累积，这使得不同脉络的学术研究相互交织，彼此联系进一步加强。恰恰是在这个中级的跨区域研究的尺度上，亚洲研究已成为诸多跨区域研究的先锋，有机的发展将从这里开始。

左起：吴博皓、何英成教授、曲洋

主题一：文学文化转变及宗教群体

第一场主题研讨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前主任、东亚暨比较文学系教授唐丽园（Karen L. Thornber）主持。

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生玛丽莎·斯密特（Marissa Smit）的报告题目为“改编的范例：古安那托利亚土耳其语虔信文学中七眠子的传说”。

七眠子的传说在穆斯林语境中通常被称为“山洞人”，在中世纪的近东地区广为流行，并以各种文学体裁被重述——从古兰经的经文释义到更为流行和俗传的先知故事。然而，故事的主要人物，即为了逃避迫害而躲藏在山洞中奇迹般沉睡了三百年的年轻信士，也成为另一体裁作者们的创作原型，这便是被用于指导青年人智识成长、具有教义性和规范性的《义行录》（fütüvvet-nāme）。在讲座中，斯密特分析了由叶海亚·本·出班·法塔·布尔加齐（Yaḥya b. Çoban Fatā al-Burgazī）于十三/十四世纪以古安那托利亚土耳其语所著《义行录》的体裁写成的对七眠子传说极为别具一格的重述。斯密特探究了此传说在《义行录》和其他体裁中被引用和改编的方式并对其主题进行了民俗学分析，她认为布尔加齐高度衍生的文本以独特的方式将传说应用于探索平等灵修兄弟会（egalitarian spiritual brotherhood）的可能性和局限性。这表明对于小亚细亚及周边地区宗教群体思想史研究有着全新且丰硕的研究方向：这些研究最终可能阐明该地区以及中东和中亚其他土耳其语区域中俗传文学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

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候选人陈济舟的报告是《原油、鬚猪和巴冷刀：张贵兴〈野猪渡河〉中的“情物”》。他以婆罗洲马华作家张贵兴的小说《野猪渡河》为例，着眼于东马沙捞越二战日据时期“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陈济舟认为，在有生和无生、历史和虚构之间,《野猪渡河》所呈现出的“物”不但驱使学者重审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人的文学”这一观念，也让人试问小说构建起的生态历史情境是如何通过动物（婆罗洲长鬚猪），人造物（巴冷刀）和原物料（原油）得以呈现。在本次演讲中，陈济舟首先还原了文本中沙捞越小镇美里的原油史及其对于二战时期日军开辟太平洋战场的重要性。其次，通过对文中马来巴冷刀和其它现代军事武器的描述提出“情物论”一说。最后，运用“物的文学”这一视角来阐释小说中从“人”到“物”的写作重心转移。此种对物质、人造物和动物的再发现已经成为2000年后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华语语系文学的新视角，此视角最能够在生态和历史的大情景中观瞻出一个“人”“物”纠缠的世界。

哈佛大学内亚学博士候选人马洲洋的报告（《藏传佛教桑浦内邬托经院学在西夏》）从7世纪到14世纪内亚佛教传播模式的变革出发，探讨了西夏在这一变革中的关键作用。立国两百年间，西夏起到了沟通内亚和汉地的桥梁作用，其中西夏前期佛教传播更多体现在以新疆为代表的内亚和以汉中地区为代表的汉地，而后期更多呈现南北向的沟通，即以西藏为代表的内亚和以幽燕为代表的汉地。这一转变对元明清三代的佛教传播模式造成了深远的影响。随后，马洲洋提出了针对藏译夏文本的两种研究模式，一种是自上而下的模式，即高屋建瓴地先从数个文本中关键信息中建立某个传承系统，再遍及至其它文本；另外一种则是自下而上的模式，即从大量文本本身的内容出发，摸索出其共通的传承系统。前一模式快速有效，但往往受到文本的经题、序跋完整性的限制，后一模式则能够突破这一限制。马洲洋通过对后一模式的实践，发现了潜藏在大量显教文献下的噶当派桑浦寺（Gsang phu ne’u thog）经院学（scholasticism）传统。马洲洋认为这一传统在藏传佛教北传的过程中，作为一种更深层次的径流，与表层次的密教修法共同构成了建构后世汉藏佛教复合体的全景。

主题二、空间性，跨地区性，和身份形成

第二场主题讨论由哈佛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埃兰·阿拉姆（Eram Alam）主持。

哈佛大学东亚系硕士生詹艾文（James Evans）的报告题目为《毛泽东思想和黑人民权斗争在纳扎尔巴里运动中的影响（1967-1972）》。印度共产党（马列），也被广泛称为纳扎尔巴里运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一直宣称自己的活动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的启发。但当研究者仔细阅读他们的宣传品之后，就发现纳扎尔巴里运动不仅仅引用了毛泽东思想来表达他们的主张。更重要的是，他们将毛泽东思想与其他的左翼运动思潮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革命话术。

詹艾文着重论述了非裔美国民权运动家们对纳扎尔巴里运动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及后者是怎么把前者基于美国的斗争经验放在国际革命的语境下进行论述。本文同时也阐述了印共（马列）是如何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球革命理论进行表述的。詹艾文希望能够呼吁更多学者重视研究黑人民族主义思想和“黑人力量”运动与毛泽东思想产生的联系，以及这些联系如何影响了六十年代全球冷战过程中左翼激进运动的进程。

左起：埃兰·阿拉姆教授、朱昉晟、毛元亨、詹艾文

第三场、商业，经济联系和跨地区交流

第三场讨论由波士顿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本杰明·西格尔（Benjamin Siegel）主持。

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吴博皓的报告关注的是解放战争时期（1945-1949）大连的市政管理。在日军侵华时期，大连曾是日本在中国东北殖民统治的中心，战后苏联对大连军事管制。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苏联指挥部的支持下接管了大连市政。这期间，中共在复杂的政经条件下进行了许多社会改革，协调日本侨民、苏联红军和大连市民三方之间的关系。通过对解放战争时期中方和大连日本人劳动组合档案的研究，吴博皓探究了中共与苏共在大连本地市政上存在的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并据此指出决定双方合作与否的关键在于大连地区中苏双方的力量对比。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在大连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对劳农群体号召力的增强，苏联驻旅大指挥部对中方愈加忌惮，各种阻挠中方所设想的社会改革进程。这与苏联对于日本在大连的左翼劳工组织的支持形成了鲜明对比。通过本论文，吴博皓想要通过本地化的视角重新认识二战后被盟军占领的城市，评估这些城市的去殖民化进程，并指出“本地与外国”的力量对比相比于意识形态的斗争，对这些被占领城市的社会改革进程施加了更大的影响。

芝加哥大学古代史博士候选人何彦霄做了题为“猎象的游戏：希腊化东方及周边的帝国与动物”的报告。一些希腊化史研究者认为塞琉古帝国维持阿卡美尼波斯帝国的伊朗和中亚疆域成本很高、得不偿失，对于这一观点，何彦霄认为塞琉古帝国与印度的大象贸易是理解希腊-马其顿人维持对中亚统治一个重要视角。塞琉古帝国能将大象成功从中亚运往叙利亚，是帝国强大组织能力与协调能力一个体现。早期塞琉古去印度的大使麦伽斯提尼在《印度志》残篇里关于印度猎象细节的描写，则是对帝国与动物互动的生动描写，表现了帝国与大象的双重镜像（double-faced mirror）的关系。这一帝国与动物关系在公元前3世纪欧亚大陆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东方，这一贸易关系可以为理解印度阿育王不杀生的禁令提供一个佛教意识形态之外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框架，也可以为他对同时代希腊化世界的知识提供新的理解。在西方，这一关系也促使托勒密埃及去红海区域获得大象，以和塞琉古抗争。在此过程中，托勒密君主把从非洲得来的大象想象成从印度得来的大象，体现了“本土”（local）与“全球”（global）之间的有机互动。更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埃及和印度之间发展出了东西帝国之间互相认识，形成一种公元前2世纪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与此同时，秦始皇在结束战国后，在本土智识资源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世界主义，与印度对希腊化世界有相当了解不同，秦帝国将六国故土当作整个世界。这一情况与中国没有参与这一大象“游戏”有重要关系，但秦帝国也提出了自己关于动物的意识形态，将帝国看作是牛与马的解放者，这则与战国时期政治经济结构有重要关系。更重要是，中亚也通过北方草原地区参与中国内地与草原的动物贸易和贡赋关系。这说明，在公元前3世纪，中亚已经有了一个欧亚十字路口雏形，这更加能帮助理解塞琉古帝国精英对中亚的兴趣。

第四场、全球化背景下跨区域理论的范式转变

第四场研讨由哈佛大学历史和经济联合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艾玛·罗斯柴尔德（Emma Rothschild）主持。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摩西特·马达尔（Mohit Mandal）的报告题目为《二十一世纪的本地性与人类学：以北桑提内尔岛为例》。2018年11月，二十六岁的美国人约翰·查尔（John Chau）雇佣了一群印度渔民，在其引导下来到了位于孟加拉湾的北桑提内尔岛的丛林之中。北桑提内尔岛是目前与世界隔绝的最后几个部落之一的家园。查尔希望在北桑提内尔岛部落中传播基督教信仰。然而，在上岛的第二天下午，查尔就死于部落居民的弓箭。这件事情引发了印度国内对于部落居民是否应该被主流社会的法律所管辖，以及是否应该在这些部落中建立医疗、法律、政府机关的争论。由于地理意义上的隔绝和对外界影响的持续抗拒，北桑提内尔岛部落提供了一个研究边界问题的绝佳案例，比如国家与非国家的边界，以及现代和原始之间的边界等等。

本文以北桑提内尔岛部落为例探讨人类学界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在二十一世纪，外来的人类学家应该如何与本地居民接触？人类学家们如何摆脱殖民主义对于人类学研究的影响，并开发出符合伦理要求的研究部落社会的方法？

哈佛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阿尼科特·德（Aniket De）的报告“笑声的边界：跨越印度-孟加拉国边界的幽默”关注的是现代南亚国家边界出现的大众想象和表演，原本这只是单纯的文化表演，而后转变成带有政治隐喻的表演。

这篇报告将历史研究与民族志调查相结合，分析了自1900年以来居住在两个民族国家边缘的农民和工人如何利用戏剧表演来对抗殖民统治的残酷，回应反殖民风潮，并为后殖民边界制造的暴力发声。对于生活在印度-孟加拉国边界两侧的群体而言，表达性文化（expressive culture）成为嘲弄压迫者、动员政治情绪、构筑社会经济需求并应对剧烈的政治转变的一种手段。在被称为甘比拉（Gambhira）的表演传统中，这些群体通过神灵、鬼神和神话角色来嘲笑当权者、挑战社会不公、并憧憬未来。即使军事化的后殖民边界也无法决定这类笑声和抱怨的范围。基于在印度-孟加拉国边界多地所做的民族志研究以及在南亚和英国所做的档案研究，阿尼科特·德的论文研究了边境民俗表演如何在宏大的政治经济变化和具体而微的流行表达的不同世界之间进行调解。

左起：艾玛·罗斯柴尔德教授、施昱丞、摩西特·马达尔、阿尼科特·德

最后，在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助理教授安妮特·达马彦蒂·利瑙（Annette Damayanti Lienau）的主持下，与会者围绕“重新思考亚洲背景下的跨区域研究”进行了圆桌讨论，就跨区域亚洲研究的机遇和挑战分享了自己的看法，利瑙教授和何英成教授也分别介绍了自己从事跨区域-跨文化研究的心得和经验。何教授特别指出，进行跨区域的比较研究意味着投入双倍的时间和精力，但同时也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何教授同时还介绍了他担任编辑的剑桥大学“连接亚洲”（Asian Connections）系列学术丛书并邀请与会者们投稿。

与会者座谈

(注：应部分与会者要求，本文未收录其论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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