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最喜欢的诗(凡是最好的诗人)
叶嘉莹
《古诗十九首》的文字是非常简单朴实的,然而它的含意却十分幽微,容易引人产生联想。清代学者方东树在他的《昭昧詹言》中说,“十九首须识其‘天衣无缝’处”。什么叫“天衣无缝”?就是说,这些诗写得自然浑成,看不到一点儿人工剪裁的痕迹。
我们读不同的诗要懂得用不同的方法去欣赏。有的诗是以一字一句见长的,它的好处在于其中有某一个字或某一句写得特别好。因此,有些人就专门在字句上下功夫。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上流传了很多这样的故事,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就是其中的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有名的故事,说是唐代诗人贾岛在马背上得了两句诗“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他想把“推”字改成“敲”字,自己又拿不定主意,坐在马背上想得入神,一下子就冲进京兆尹韩愈出行的队伍,被众人拿下送到韩愈面前。韩愈也是有名的诗人,不但没怪罪他,反而帮他斟酌了半天,最后决定还是用“敲”字更好。为什么“敲”字更好?因为诗人所要表现的是深夜的寂静,推门没有声音,当然也很寂静,可是在万籁无声之中忽然响起一个敲门的声音,有时候反而更能衬托出周围的寂静。因此,后来很多学写诗的人就专门在“诗眼”和“句眼”上下功夫,费尽了“推敲”。
我当然不是说修辞不重要,可是要知道,更好的诗其实是浑然天成的,根本就看不出其中哪一个字是“眼”。比如杜甫的《自京赴秦先县咏怀五百字》,每一个字都有他感发的力量。杜甫《羌村》中有一句“群鸡正乱叫”,如果单看这一句,这算什么诗?然而这是一首感情深厚的好诗。
杜甫把他的妻子、家人安置在羌村,自己去投奔唐肃宗。后来他被叛军俘虏到长安,从长安逃出来又几乎死在道路上,而在这段时间里,羌村一带也被叛军占领过,听人传说叛军把那个小村庄杀得鸡犬不留。在经历过这么多忧患危险之后,诗人得到机会回羌村去看望他的妻子、家人。试想,当他见到“群鸡正乱叫”那种战前常见的平安景象时,心中会产生多么美好和安定的感觉!如果你不读他整个的一首诗,如果你不知道那些背景,你怎能知道“群鸡正乱叫”的好处?不但杜甫如此,陶渊明也是如此。凡是最好的诗人,都不是用文字写诗,而是用自己整个的生命去写诗的。
我曾经看到一篇文章,内容是谈论近来的学术风气。文章说,中国千百年来传统的学术风气是把为人与为学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历史上那些伟大诗篇的好处都不仅在于诗歌的艺术,更在于作者光明俊伟的人格对读者的感动。那篇文章还说,现在的风气是把学问都商品化了,大家都急功近利,很多做学问的人都想用最讨巧的、最省事的、最方便的办法得到最大的成果。这是一种堕落。古人讲为学、为师,是要把整个一生都投入进去结合在一起的,而现在讲诗的人讲得很好,理论很多,分析得很细腻,为什么没有培养出伟大的诗人?就因为没有这个结合。诗人如此,诗也是如此。真正的好诗是浑然一体的诗。对这样的诗,你要掌握它真正的精神、感情和生命之所在,而不要摘取一字一句去分析它的好处。
除了浑成之外,《古诗十九首》另一个特点是引人产生自由联想。我实在要说,《古诗十九首》在这一点上与《红楼梦》颇有相似之处。第一,它们对读者的感动都是事实而且是多方面的;第二,《红楼梦》后四十回究竟是谁所作?同样一直成为一个疑问,因而使人们难以确定它的主题。它果然是写宝玉和黛玉的恋爱故事吗?还是如王国维所说的,要写人生痛苦悲哀的一种哲理?抑或如大陆批评家们所说的,是要写封建社会官僚贵族阶级的腐败堕落?它到底要说些什么?要写怎样一个主题?每个人都可以有很多联想,每个人都可以看出不同的道理来。
如果我们讲杜甫的诗,我们可以用唐朝那一段历史和杜甫的生平来做印证,多半就能知道他写的是什么事情。但这个办法对《古诗十九首》不行,我们只能感觉出他有深微的意思,但究竟寓托的是什么?我们无法通过考证来确定,原因就在于我们不知道确切的作者。然而,这是一件坏事吗?我说也不一定。
中国古人批评诗的时候有个习惯,总是要想方设法确定诗的作者和诗的本意。对有些诗来说这种办法是必要的,如杜甫诗就是如此,他有不少诗反映了唐代某些历史事件,写诗的时候确有所指。对这一类诗当然应该尽可能确定作者的原意。但十九首之所以妙就妙在不知作者——连作者是谁都不知道,你怎样去确定作者的原意?因此,对这十九首诗,每一个读者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联想。
正由于《古诗十九首》有这样的特色,所以它特别适合于现代西方“接受美学”的理论。西方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曾流行一种叫作“新批评”的理论。这种理论主张文学批评应该以作品为主。他们认为,作品里的形象、声音、韵律,都关系到作品的好坏,惟独作者却是不重要的。而后来流行的“接受美学”的理论,则是一种更新的文学理论,它进一步把重点转移到读者身上来了。接受美学认为,一篇作品是不能够由作者单独完成的,在读者读到它之前,它只是一个艺术的成品,没有生命,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只有读者才能使它得到完成,只有读者通过阅读给它注入生命的力量,它才成为一个美学欣赏的对象,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然而,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经历和阅读背景,因此对同一首诗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古诗十九首》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能够使千百年来各种不同的读者读过之后都有所感动,有所发现,有所共鸣。
但《古诗十九首》为什么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呢?这就涉及它所写感情的主题了。《古诗十九首》所写的感情基本上有三类:离别的感情、失意的感情、忧虑人生无常的感情。我以为,这三类感情都是人生最基本的感情,或者也可以叫作人类感情的“基型”或“共相”。因为,古往今来每一个人在一生中都会有生离或死别的经历;每一个人都会因物质或精神上的不满足而感到失意;每一个人都对人生的无常怀有恐惧和忧虑之心。而《古诗十九首》就正是围绕着这三种基本的感情转圈子,有的时候单写一种,有的时候把两种结合起来写,而且它写这些感情都不是直接说出来的,而是含意幽微,委婉多姿。
例如,《今日良宴会》里有这样两句:“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你为什么不鞭策你的快马,抢先去占领那个重要的路口?其实,所谓“要路津”所代表的乃是一个重要的官职,说得通俗些,这是对争名夺利的一种委婉的说法。还有一首《青青河畔草》,它写了一个孤独而又不甘寂寞的女子,最末两句是:“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曾说这几句“可谓淫鄙之尤”,然而它们之所以不被人们视为“淫词”或“鄙词”,那就是由于其感情的真挚了。
其实,我说这两首诗真正的好处不仅仅在于感情的真挚,它们真正的好处在于提出了人生中一个严肃的问题:当你处于某种人生的困惑中时,你该怎么办?每个人都难免会有软弱的时候或绝望的时候,每个人在这种时候内心都会产生很多困惑和挣扎。而《古诗十九首》就提出来很多这样的问题,这是它很了不起的地方。而且,这些问题都不是直接写出来的,而是用很委婉的姿态、很幽微的笔法来引起你的感动和联想。晚清有一位诗学批评家叫陈祚明,在他的《采菽堂古诗选》里有一段话对《古诗十九首》评论得非常好。现在我把这段话抄下来:
“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夫终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复不知其乐,乍一别离,则此愁难已。逐臣弃妻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故“十九首”虽此二意,而低回反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言情能尽者,非尽言之为尽也。尽言之则一览无遗,惟含蓄不尽,故反言之,乃足使人思。盖人情本曲,思心至不能自已之处,徘徊度量,常作万万不然之想。今若决绝,一言则已矣,不必再思矣。故彼弃之矣,必曰亮不弃也;见无期矣,必曰终相见也。有此不自决绝之念,所以有思,所以不能已于言也。“十九首”善言情,惟是不使情为径直之物,而必取其宛曲者以写之,故言不尽而情则无不尽。后人不知,但谓“十九首”以自然为贵,乃其经营惨淡,则莫能寻之矣。
《古诗十九首》说出了我们人类感情的一些“基型”和“共相”。比如,每个人都希望满足自己的一切理想和愿望,但真正能够满足的又有几个人?就算他在物质生活上满足了,在精神生活上也都能满足吗?有的人已经得到高官厚禄,但仍然有不满足的地方,何况那些贫贱之人呢?如果你拥有充足的时间去追求,也许最终会有满足的那一天,然而人的生命又有多么短暂,时间并不等待任何人,你的一生很快就会过去!又比如,谁不愿意和自己所爱的人永远相守在一起?但天下又有谁没经历过生离或死别?当你们相聚的时候,并不能体会到离别的悲哀,因而也就不懂得这聚会的难得和可贵,可是当你失去的时候,你懂得了它的珍贵,却又不得不承受失去它的悲哀!
人都是有感情的。所以自然界的四时变化、人世间的生死离别,所有这些物象和事象就会摇荡人的心灵和性情,从而产生诗的感发。可是,既然每个人都能产生诗的感发,为什么还有诗人和一般人的区别呢?那是因为,一般人只是“能感之”,只有诗人不但“能感之”而且“能写之”。也就是说,写诗不仅需要有感受的能力,还需要有表达的能力。
我在UBC(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已经快二十年了,我常常为我的一些学生而感慨:他们有很敏锐的感受能力和很深厚的感情,但却因写作的能力差而不能够把自己感受到的东西写出来。特别是我们中国血统的同学,他们在台湾或香港念了小学,中文的基础还没有打好就来到了加拿大,但他们英文的表达能力也不是很好,因为他们毕竟是从小念的中文。我以前教过一个学生,美学和文学上都有很高的天分,他告诉我,他有许多很好的想法。我说,你为什么不把它们写出来呢?他说:“老师,我写不出来。我的中文不成,英文也不成!”
这真是人生最可惋惜的一件事: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应该有表达自己的能力,可是有的人却把它失落了!陆机在《文赋》的序里说,“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所谓“意不称物”就是说,你内心的感情与要写的对象并不相合。还有一个可忧虑的问题是“文不逮意”——你用来表达的言辞赶不上你的意思和感情,你无法把你内心产生的那种美好的情意完全表达出来。这当然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但什么是“完全表达出来”?你说你现在内心之中有十二万分的悲哀或一百二十万分的悲哀,这就叫完全表达出来了吗?不行。因为你虽然把话说到极点,可是人家看了并不感动。就以爱情而言吧,每一个人爱情的品质和用情的态度都是不同的。最近我看到报纸上说,有一个男子追求一个女子,后来那女子不跟他好了,他一怒之下杀了这个女子和她的全家。这或许就是现代人的感情。
而中国古人用情的态度是不同的,古人所追求的标准乃是“温柔敦厚”。《古诗十九首》的感情就是如此,它是温厚缠绵而且含蓄不尽的。我们常说,某人的感情是“百转柔肠”,这种人他不能够把感情一下子切断。因为有的时候,他的理性明明知道这件事不会成功,应该放弃了,他的感情却没有办法放弃。一个人被他所爱的人抛弃了,如果干脆从此断绝关系,那么就不会再有相思怀念了,但他偏偏不肯,心里总是在猜想:对方一定不会如此绝情吧?我们最终还是要相见的吧?因此才会产生相思怀念,才不由自主地要用诗歌把这些感情表现出来。《古诗十九首》用情的态度是如此温厚缠绵,所以它表现的姿态也十分委婉曲折。它的语言表面上含蓄不尽,实际上却把人的内心之中这些复杂的感情全都表达出来了。
我引过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的“古诗佳丽,或称枚叔”一段,其实那一段接下来还有几句:“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在美国西部转印的香港《大公报》上曾刊载一篇文章,把刘勰这句话中“结体散文”的“散文”两个字解释为文学体裁中的“散文”。我以为这是不对的,古人没有这种用法。事实上,“结体”和“散文”是两个对称的动宾结构。“结体”,是说它构成的体式;“散文”是说它分布的文辞。
叶嘉莹
刘勰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看一看《古诗十九首》体裁的结构和对文辞的使用,我们就会发现,它的特色是“直而不野”。也就是说,它写得很朴实,但不浅薄。我们大家都读过李白和杜甫的诗,在读过李杜的诗之后再返回来看《古诗十九首》,你就会发现:当你第一眼看上去的时候,《古诗十九首》并不像李白的诗那样给你一个很鲜明的印象和感动;也不像杜甫的诗那样使你感到他真是在用力量。你会觉得,《古诗十九首》所说的都是极为普通、寻常的话,可是如果反复吟诵,就越来越觉得它有深厚的味道。而且,你年轻时读它们有一种感受;等你年岁大了再读它们,又会有不同的感受。
所谓“婉转附物”的“物”,指的是物象。作者把他内心那些千回百转的感情借外在的物象表达出来,就是婉转附物。在我们中国诗歌的传统里,这属于“比”和“兴”的方法。《古诗十九首》善用比兴,这个特点等我们看具体作品时将作更详细的介绍。
什么叫“怊怅切情”呢?“怊怅”与我们现在所说“惆怅”的意思差不多,那是一种若有所失、若有所求、却又难以明白地表达出来的一种感情,也是诗人们常常具有的一种感情。因为,凡是真正的诗人都有一颗非常敏感的心灵,常常有一种对于高远和完美的追求,这种追求不是后天学习所得,而是他天生下来就有的。一首好诗,往往能很好地表现出诗人的这种感情。“切”是切合,就是说能够表现得深刻而真切,我们都说杜甫的诗好,为什么好?就是因为他能够把他的感情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假如你把你内心的感情表达得不够,那当然是失败的,可是你把你的感情夸大了,超出了实际情况,那也不是好诗。把内心的情意直接而且深刻地表达出来,这在中国诗歌传统中属于“赋”的方法。所以,《古诗十九首》可以说是很成功地结合了中国最传统的赋、比、兴的写作方法,因而形成了我国早期五言诗最好的代表作。
与此看法类似的还有明代学者胡应麟。他在《诗薮》中曾评论这些诗,说它们“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兴象”两个字很简单,但却代表了心与物之间的很复杂的关系,既包括由心及物的“比”,也包括由物及心的“兴”。“玲珑”在这里有贯通、穿透的意思,就是说,它的感发与它的意象之间都是能够贯穿、可以打通的。“意致深婉”的意思是说,那种感情的姿态,在诗中表现得不但很深厚,而且很婉转。因此胡应麟说,像《古诗十九首》这样的诗,不但人会被它感动,连天地和鬼神也会被它所感动。
另外,前文我还引过钟嵘《诗品》中的一段话,其中也给了这些诗很高的评价,说它们“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温”,温柔敦厚的感情;“丽”,是说它们写得也很美;“悲”,是指诗中所写的那些不得意的悲慨;“远”,是说它给读者的回味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每个人看了这些诗内心都会发生震动,认为它们真是“一字千金”的好诗。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个问题:在一般选本中,对《古诗十九首》往往只选其中的几首,但如果你要想真正了解《古诗十九首》,真正得到诗中那种温厚缠绵的感受,只读几首是不够的,必须把它们全部读下来。因为这十九首诗在风格和内容上虽然有一致性,实际上又各有各的特点。如果你会吟诵的方法,那就更好。吟诵,是中国旧诗传统中的一个特色。我以为,它是深入了解旧诗语言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它能够培养出在感发和联想中辨析精微的能力。当你用吟诵的调子来反复读这十九首诗的时候,你就会“涵泳其间”,也就是说,你会像鱼游在水里一样,被它的那种情调气氛整个儿地包围起来,从而就会有更深的理解和体会。
叶嘉莹,号迦陵,1924年7月2日(农历六月初一)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书香世家,教育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专攻古典诗词方向。现为南开大学终身校董,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博士生导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2018年6月,将自己的全部财产3568万元捐赠给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用于设立“迦陵基金”,支持中国传统文化研究。1945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曾任台湾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并受聘于中国多所大学客座教授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2012年6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16年3月21日,华人盛典组委会公布叶嘉莹获得2015-2016年度“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终身成就奖。2019年9月,获南开大学教育教学终身成就奖。
(本文节选自《叶嘉莹说汉魏六朝诗》,中华书局,2007年1月,转载自微信公众号“ 閒讀故紙”)
《叶嘉莹·给国人的诗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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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林星河 编审|郑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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