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十大治理原则（世界历史上的变局与治理）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文明再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随着世界上主要大国的力量对比进入调整期，大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而大国间的合作是实现全球治理的关键所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诸多文明或国家都面临过各式各样的危机，而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他们留下来的治理经验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为此，2022年11月13日，上海大学世界史学科举办了“世界历史上的变局与治理”学术圆桌会议，与会学者围绕这一论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

上海大学历史学系郭丹彤教授主持此次会议，特邀东北师范大学韩东育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李海峰教授、复旦大学李宏图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刘景华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孟钟捷教授、浙江大学张杨教授和上海大学杨长云副教授作为主讲嘉宾。

参与本次圆桌的七位学者，研究方向涵盖了国际关系史、法国思想史、英国工业革命史、魏玛德国史、冷战史、美国城市史和两河文明史等诸多领域，正好回应了会议的主题，即当代的中国应当从古往今来各文明各国对于危机的应对经验中汲取智慧，以期寻求符合当下国际、国内形势的最优解。本文整理自“世界历史上的变局与治理”圆桌会议记录稿。

圆桌会议嘉宾合影

学者发言

韩东育教授针对“世界历史上的变局与治理”这一与现实相关性较高的选题，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中美双方这十多年来对外战略与外交格局的嬗变，并对双方的战略前景进行了分析与推测。他指出，中美双方的关系演变是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力的上升紧密相关的。随着中国经济总量于2010年正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西方各国对待中国的态度愈加微妙起来，美国、日本等国的政客们公然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急转直下。随着奥巴马的上台，西方遏制中国的一整套战略也随之出台。

韩教授将这十多年来中美关系大致分为了三个阶段，即奥巴马时期、特朗普时期和拜登时期。韩教授认为虽然这三个时代美国遏制中国的性质没有发生决定性的变化，但其战略各有特点。奥巴马时期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P）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的建立正是阻止中国产品输出的一次有利尝试，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打通了通向欧亚大陆广大腹地的战略通道，美国的遏制战略并未收到应有的效果。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政策则反而将其许多西方盟友推到了中国一边，造成了其外交上的孤立。拜登时期，美国政府将经贸上的“单边”与“多边”讹变成政治上的“单级”与“多级”，把破解中国于此间建立的、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全部“共同体”，通过推行印太战略以及拱火俄乌战局，试图将中国陷于外交上的孤立。

在说明了近十年来中美关系嬗变的过程之后，韩东育教授则从中国的传统哲学观念去分析中国“突围”模式的特点。他认为，前不久中国外长王毅历访太平洋岛国并参加第55届东盟外长会议等系列外交活动，仿佛正与世界霸主在下一盘围棋。他引用了美国前外长基辛格等人的话阐明了中华文明的特点,即西方人的战略思想是通过打胜仗检验自己的理论，而中国人是通过不战而胜检验自己的理论。这一“不战而胜”的哲学观念不仅体现了中国人爱好和平的民族品格，也说明了中国具有灵活多变的外交模式，这是中国能多次突破西方外交包围网的关键。

最后，韩教授展望了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情景，他指出，中美关系应该跳脱出单边与多变的旧有桎梏，寻求多维度的交流途径，争取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交流与互信，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所有这一切都在拷问着人类迄今为止的全部智力积累与文明基因，以及人之所以为人的规范逻辑。

李海峰教授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结合两河流域的法典与民间契约，严谨缜密地探讨了两河流域国家的治国理念。他指出，两河流域国王们是通过法典与契约来推行自己的治国理念的，其治国理念的集中体现是保护弱者，使强不凌弱，建立社会公平正义。这一套成体系的治国理念，早王朝时期开始一直到新巴比伦王国的结束，就一直得到统治者的践行。两河流域3000多年前的治国理念对我们如今的社会有什么指导价值呢？李教授指出，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庞大的弱势平民群体都应该是统治阶级首先要关注的对象，他们的利益与满足感决定了安定的社会环境是否可以形成。

李教授认为，法典能够体现国王的治国理念，法典通常包括前言、正文与结语，它通常包含两个内容，其一，宣扬君权神授的思想；其二，体现国家的治国理念。接着，李教授围绕着这两个基本点剖析古代两河流域法典的性质与作用。总体上而言，法令的作用正是通过国家机器的强制作用防止强势群体压迫诸如奴隶、商人、外国人、佃户、债务人以及女性等弱势群体，创造公平正义的社会风气，巩固国家统治。

在讨论完法典在古代两河流域国家中的作用后，李教授将视角置于民间契约之上，分析它是如何贯彻统治者的治国理念的。李教授具体分析了涉及借贷、养子继承权以及女性继承权方面的契约内容后，得出了契约是作为法典的补充的结论，认为它也起到了维护弱者权益的作用。同时，契约中的内容与法典并不总是一致，针对契约的研究为我们了解两河流域文明早期的司法实践与治理理念有着重要的意义。

最后，李教授作了一个简要的总结。两河流域国家通过立法和行政管理的方式保护贫穷弱势群体的利益，维护国家的公正形象，尽可能建立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这对我们现代社会的国家治理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李宏图教授从贾雷德·戴蒙德的“剧变与危机”的命题谈及处于变局或转型中的国家应该如何应对挑战。李教授特意选取了人类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十八世纪作为案例进行研究，他首先引入了“长十八世纪” “十八世纪危机”等概念，指出十八世纪在其表面的繁荣之下，蕴含着潜在的危机。李宏图教授接着又概括了学界对危机分析的几种路径，其一是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论及的“文明社会”与“政治社会”之间的断裂，托克维尔认为两者越是撕裂，危机产生的可能性越大；其二是德国历史学家考斯莱克提及的“鞍形期”这一概念，他将18世纪到19世纪视作为一个大转型时期，并由此提出了“经验空间”与“预期视域”两大概念，这一关键性的变化以及两者间的张力本身即可视作危机；其三则是戴蒙德在《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一书中提到的“国家核心价值观危机”的问题，即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国家价值观也将发生变化，这一过程将会使得社会出现断裂与危机。

《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

接着李教授便以两个例子来说明戴蒙德的这一观点。李教授首先选用的个案是法国启蒙运动与时代精神观念的转变。李教授认为，通过启蒙运动长达一个世纪的宣传，深刻改变了法国人的价值观，自由民主的观念逐渐取代了对国王和封建贵族效忠的观念。这些价值观的变化造成了断裂，法国大革命的危机也由此诞生。李教授论及的第二个例子是市场经济取代政治性的契约成为了新的社会基础，一个新的“商业社会”正在诞生。李教授指出，亚当·斯密《国富论》中蕴含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其带来的社会实践使得前工业时代的经济行为成为了历史的尘埃，与之相结合的传统法规、惯例、习俗等都被冲毁，政府的管理职能要依靠法律，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正是在市场经济的理论引领下，欧洲社会形态开始转变。

最后，李教授提出了与危机相关的一些思考与解决危机的可能方法。他认为，社会价值观与话语体系互为表里，话语体系是社会价值观的外在表达形式，体现了个人或群体的价值、意图、立场或指向。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与危机紧密相连，而话语体系的变更必将创造或加速危机。因此，历史研究要扩展视野，特别是对治理的历史研究而言，要将思想的文本组织和话语表达方式纳入其中。

刘景华教授探讨了工业革命大变局之下英国社会治理的问题。刘教授首先指出，英国工业革命造成的三大变化，即经济版图的变化、社会关系的变化和环境问题的产生。刘教授就这三个维度对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的社会变局与随后的社会治理进行了剖析。

首先涉及到的是经济版图的变化。刘教授将英国经济格局的变化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中世纪、16—17世纪、工业革命前后。刘教授指出，英国在中世纪时是处于文明边缘的三流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到了16—17世纪之后，作为首都的伦敦开始发展起来，垄断了全国进出口贸易额的80%。工业革命之后，东南部的金融区与西北的工业区开始发展起来，但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依旧贫困。针对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英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干预政策，诸如大力开发中部的第三产业和轻工业，在短期内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抚平了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避免了大的动乱的产生。

其次，刘教授论及了工业革命之下的社会关系变化问题。刘教授首先引用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爆炸理论，使得我们对于此时英国人口爆炸的现实有了明确的认识。除此以外，由于工业革命初期立法的缺失，大量童工、女工等弱势群体存在于工厂之内，他们的生活境遇极差，这已经触碰到了社会底线。在18—19世纪的大背景下，妇女平权运动、工人运动此起彼伏，资本家阶级也开始谋求政治权力，英国国内内忧外患频发。为了解决这一危局，英国政府开展了议会制改革，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给予妇女少量政治权力，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

刘教授讨论的第三点是英国革命造成的环境问题及其治理。刘教授首先提及的是两个环保运动，一个是中产阶级不满于恶劣的居住条件而掀起的“回到乡村”运动，另一个是贵族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利益而开展的环保运动。刘教授指出，这两个运动对英国的环境保护都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大量的中产阶级回到乡村使得英国政府推出了相应的乡村治理行动，极大地改善了乡村的卫生状况，后者也使得城市的卫生得到了一定的保障。

最后，刘教授作了总结，他认为英国在工业革命中的治理对当代国家的社会治理也有借鉴作用。他指出，面对大变局下的危局之时，必须要做好完善的预案，对创新与变革造成的某些恶劣后果要有清晰的认识，只有反复权衡与思考得出的答案，才有可能得出最优解。

孟钟捷教授从魏玛德国的七大社会政策入手，探讨处于风雨飘摇中的魏玛德国的社会治理政策及其影响，更论及其对当代国家社会治理的借鉴意义。孟教授通过四个方面阐述自己的论题，其一是“社会政策”一词在德语语境下的概念辨析；其二是魏玛德国七大社会政策概览；其三是魏玛德国社会治理的延续性与新意；其四是经验与教训。

首先，孟教授辨析了“社会政策”一词的概念，以及其在德语文化圈的语意变化沿革。孟教授指出，在德语文化圈，“社会政策”一词已经出现于1839年公布的《普鲁士规章》，但与之相关的社会实践早在19世纪初就已经产生。1848年革命之前，其主要针对的是民众贫困问题。1848年革命以后到德意志帝国崩溃这段时间，面对愈演愈烈的工人运动，其主要职能便是为镇压工人运动提供理论支持。魏玛德国至今，其主要职能才固定下来，即保障所有需要保障的阶层。

在辨析完“社会政策”一词的含义之后，孟教授开始介绍魏玛德国的七大社会政策，这七大社会政策涉及雇员保护、住房、劳动力市场、传统社会保险、家庭、德国历史、特殊群体等方面。孟教授指出，这些政策本身与德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是其没有起到改善德国人民生活的作用，反而使得共和国成了各阶层的敌人，加速了魏玛共和国的毁灭。

之后，孟教授对这七大社会政策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评价。首先，他认为魏玛德国的社会政策有其延续性的特征，具体表现如下，其一，政策涉及内容不断扩大，社会保险从失业保险涉及到家庭保险、住房保险等领域；其二，国家投入越来越大，到1932年，它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2%；其三，覆盖群体不断增多，德意志帝国时期，覆盖的群体只是工人群体，魏玛时期则已经覆盖全部公民群体了；其四；国家权力不断延伸，诸如管控劳动力流通、调整家庭结构与生育教育、管控社会边缘人等方面都有国家权力的影子。其次，孟教授指出魏玛德国政策也有其新意，其具体表现如下，其一，它们原本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而临时颁布的法令，但到最后却成为了维护民主根基的基石；其二，它们与魏玛时期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具有不可复制性；其三，它们从单向度的国家政策转变为各种社会势力相互竞争的政治场域；其四，招致的敌人远胜于它们要取悦的对象。

最后，孟教授结合前面提及的七大政策谈及了魏玛社会政策给当代国家带来的经验与教训。孟教授指出，必须把握住增加国家权力与保障社会权利之间的平衡。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必须有效把控社会政策的范围和规模，正确认识其效用与限度，进而实现进退有度。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学会确保社会权利良性扩张的前提是社会责任意识，即如何在利益争夺中学会妥协、承担责任。

张杨教授讨论了社会科学与美国冷战战略的关系，即社会科学是如何介入美国冷战战略的。张杨教授的论题为“密涅瓦之喑——社会科学与美国冷战战略的智识基因”。首先张杨教授对自己的论题进行了解释，她指出，密涅瓦是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的智慧、知识与战争女神，因而可以被视作知识与权力的复合体。冷战时期，许多社会科学家与美国官方合作，为美国对外战略提供智识支持，这与密涅瓦有异曲同工之处。

密涅瓦雕像

之后，张教授对有关“冷战社会科学”的学术史进行了考察。其一是正统派，该派别认为冷战时期权力介入社会科学，从根本上改变了知识生产方式，改变了知识界和政界的关系；其二是修正派，这一派别认为所谓“冷战社会科学”的形成与美国学术传统中的“爱好自由”和“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有关；其三是后修正派，这一派别主张从更加多元的图景去分析冷战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如现在冷战跨国史研究强调观念与思想的流动性。张杨教授认为，不论是哪一个流派，都体现出浓重的西方知识分子的关怀，即知识有没有被权力染指，知识生产原初的“好奇心”有没有消失？他们太过强调权力对社会科学的压制与控制，对社会科学本身的能动性（agency）和参与性缺少梳理，对社会科学家主动选择和积极塑造冷战战略的关注不够。

为回应“社会科学是如何积极参与并塑造冷战的”这一问题，张教授分三个部分展开了自己的研究。第一部分是战后社会科学的合法性诉求与冷战化倾向，其经历了从构建学科到积极介入冷战的过程，冷战社会科学的建立经过了较长的时间段。第二部分是三大社会科学冷战工程，其中，张教授具体介绍了文化人类学与反叛乱工程的关系演变，这一工程涉及美国对外战略与应对第三世界反叛等方面内容。研究显示，在社会科学的积极介入下，反叛乱不仅要从军事角度击败对方，而且同时要运用多种手段遏制叛乱产生的根源。第三部分是“反噬：极端理性决策下的非理性”。张教授倾向于认为，从文化视域理解冷战，很有可能延长了冷战的进程；社会科学的冷战参与，从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殖民观念与殖民使命；更为重要的是，许多理性化的决策会带来非理性的结果。

最后，张杨教授作了简要的总结。她指出，社会科学是美国赢得冷战的重要影响因素。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和国际形势变化，美国政府重新提出了“密涅瓦倡议”即希望全面恢复冷战时期社会科学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合作，为当下的美国战略提供新的智识基因。

杨长云副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美国城市史，叙述了19世纪美国城市治理模式的嬗变。杨教授的论题是“想象中的贫民窟——19世纪美国城市治理模式的演变”，要探讨的问题是为何贫民窟这一标签化的词汇会出现？美国19世纪的城市规划为何会失败？关于这两个问题，杨教授都结合了辛辛那提以及美国其他城市的建设进行了合理的阐释。

首先，杨老师给城市治理下了一个定义，也阐述了城市治理的作用。杨老师指出，城市治理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在此过程中，物质资源、社会资源、政治权力由政府与相关利益群体进行把控与分配，而穷人的利益深受其运作效率的影响。之后他从亨利·C.宾福德的著作《从改进到城市规划：从美利坚合众国早期到内战十年辛辛那提的特殊管理模式》谈起贫民窟的标签问题，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19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出现的“城市空间规划”方案预示着进步主义的方向，但为什么多数没有付诸实践，而实践的又多数失败？

《从改进到城市规划：从美利坚合众国早期到内战十年辛辛那提的特殊管理模式》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杨教授回到当时的语境之下，向我们展示了城市规划的四个组成部分，即对城市空间的描述、对这些空间的评估、对空间的操纵以增加其积极性并减少其消极性、针对重新设计和重建的集体权力的运用。杨教授由此对治理和政府两个概念进行了辨析。他指出，治理涉及的概念范围十分广泛，其包括19世纪初美国人通常称之为监管（Regulation）或改进（Improvement）的所有活动，因此，城市治理的参与主体不仅有政府，而且有私人团体，即城市治理包括一系列公共与私人的集体行动。

之后，杨教授再次回到那个问题——为什么进步主义的城市空间规划以失败告终。他指出，城市管理涉及一系列行动者与机构，在管理城市转型过程中，政府需与多方利益集团展开合作。因此，政府无法决定与城市管理有关的一切事务，而与城市穷人相关的事务并非政府可以单独决断的，它严重依赖市场与私人企业、中央政府和民间团体的自愿行动，这严重阻碍了该类事务的解决效率。

最后，杨教授总结出了“程序性治理”和“养成性治理”两大治理模式。他指出，这两大治理模式很好地涵盖了美国公与私、联邦与地方、州与地方的关系，而关系普通市民日常生活的部分也可被囊括进去，在美国历史上，两种城市治理模式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对两种治理模式进行比较后，我们发现，“养成性治理”无疑具有更重要的影响，因为它不仅治理城市外在面貌，也治理城市人心。

对话与回应

基于七位学者关于世界历史上的变局与治理这一主题的发言，线上的学者之间以及线上与线下的学者和学生之间就变局与治理这一话题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交流。

黄运博士（上海大学）：和同时期的法国一样，18世纪中国的封建专制达到了顶峰，产生了许多文化高压政策，而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也兴起了中国热。请问李宏图教授，您在阅读与思考戴蒙德命题时，如何看待18世纪的中国形象在启蒙运动中的作用？

首先李教授对十八世纪欧洲的中国热现象进行了解读。李教授认为，就对中国的态度而言，在十八世纪的欧洲文化中心——法国，存在着两个派别，一个是以伏尔泰为首的褒华派，另一个是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贬华派。因此，十八世纪的欧洲文化界针对中国的看法绝不是同质性的，它们内部具有差异性：一方面，以伏尔泰为首的褒华派认为中国的统治模式是值得借鉴的典范；另一方面，以孟德斯鸠为首的贬华派则认为中国的专制政体是落后腐朽的，法国应该避免成为这样的国家。李教授接着指出，在启蒙运动中，法国思想家借用了他们建构的中国形象，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是为他们自己的政治实践与思想构建服务。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思想家们挪用被建构出来的外来形象本就是为了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正如随后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利用这种想象中的中国元素，启蒙思想家们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正是十八世纪带来的最大变化。李教授认为，并非这一与传统欧洲思想理念相悖的价值观一定会造成革命，而是统治者面对价值观的变化没有构建起自己的话语体系，才使得危机产生并诱发了革命。对当今各国的国家治理来说，如何去回应社会价值观的这一变化，而实现的路径又是以何种样式展开，展现出何种面貌，对国家治理者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伏尔泰

李宏图教授解答完毕之后，郭丹彤教授做了简短的总结，并以“造反”与“革命”两个词语的概念辨析为例对价值观的变化所带来的话语体系变化提出了讨论。李教授认为，这两个词语是有着显著的不同含义，“造反”是百姓在传统价值体系中为了生存权而做的抗争，其指导的价值观念与思想体系都是现存的、传统的，对于当时的国王路易十六来说，使用这一表述，则意味着人们是在暴乱。事实上这是一场“革命”。而“革命”一词必定是在价值体系发生变化之后才会出现的，其目的在于推翻现存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建立一个新的世界。

胡泽罡（华南师范大学）：李海峰教授在分享中提到了这样一个内容，即一个男人和他的第一等级妻子离婚之后，他将被罚60舍客勒的银子。那么我有两个问题：这个第一等级的妻子是否还属于弱势群体的范畴？这个男人受罚是因为他妻子的女性身份还是第一等级身份？

李教授指出，第一等级是某些译本的翻译问题，其实大部分版本中应该译作正妻。当这个妻子有一些特殊情况无法生育时，其丈夫可以再娶一个妻子，但他不能抛弃原有的妻子，第二个妻子要负责照顾原有的正妻。正妻有时候可能是女祭司身份，但无论是女祭司身份还是普通世俗妇女，她们相对于男子而言，都属于弱势群体。男子离婚要给予赔偿，体现了国家保护妇女弱势群体的理念。因此，这一条令也是对于女性弱势群体的关怀。

李宏图教授：张杨教授的分享中提到有学者认为冷战社会科学是一种行为科学，行为科学是如何定义的？

张教授认为在美国学界，行为科学的定义也是十分混乱的，官方和许多私人派别都给出过自己的定义。有派别认为，尽管行为科学具有很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内容，但行为科学偏向于社会科学，因为其本身具有很多实验性的科学特质。然而美国学界与官方至今还没有达成统一，因而行为科学的定义依旧不明确。不过，美国在官方文件中依旧使用行为科学的称谓，因为美国官方认为行为科学对其取得冷战胜利有着重要的意义。

唐青叶教授（上海大学）：国别区域学的诞生与知识生产息息相关，就如同张扬教授在分享中讲的，美国的区域国别学研究多是与政府合作，成为政府对外战略的智识支持，那么中国新设立的区域国别学将走向何种方向？

张教授指出，美国社会科学的异化在正统派的笔下是有夸张化的表述的，他们所认为的学术议程受干扰、不与政府来往密切的学者被边缘化等现象确实存在，但其他派别的学者显然不带有这样的极端观点，诸如修正派和后修正派的一些学者认为，权力的干扰并未影响思想与学术内生的创造力，学术的演变与其内在因素密切相关。针对唐青叶教授提出的有关美国区域国别学的问题，张教授指出，美国的区域国别学确实受权力的影响较大，但美国的社会科学家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区域专家，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相应的学科方向，只有在为政府服务时，其区域的特征才会体现出来。因此，这也是中国区域国别学发展的一个可能方向。

总结发言

针对上述学者的系统深入的内容分享与对话回应，韩东育教授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西方文明治理模式的差异性，即西方文明以及部分亚洲文明在进行国家治理时，法律是其依仗的主要武器；而深受儒家文明影响的中国，道德的教化更受统治者们的青睐。韩教授认为，这一治理手段的差异性已经渗透到了民族的性格中，并且也未因传统社会的解体发生改变。之后，韩教授阐述了自己对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看法，他指出，马克思将社会置于国家之上的观点是值得深思的，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概念分野也是由此产生的。

接着，韩教授基于李宏图教授的分享内容，提到了强调遵循的价值与社会实际流动的价值如何实现统一的问题，他追溯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试图从思想史领域去解释中国的经济腾飞。他认为，两个价值观的高度契合使得社会断裂无从产生，让中国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他指出，日后合理地处理这两大价值观的矛盾，是中国可持续性发展的基础。

对于张杨教授提到的冷战社会科学的相关论题，韩教授也做了一定的评析。他指出，人文社会科学原本蕴含着人类永恒不变的共通价值观，而美国的冷战社会科学的工具性价值观是与其相悖的，因而在权力的压制下，社会科学的原有价值或多或少受到了异化。同时，鉴于近年来大数据行业的蓬勃发展，韩教授对人文科学的发展前景进行了合理的预测，大数据等理科因素迅速进入人文学科会对人文学科的性质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物质因素的功利性取代了人文学的社会关怀，人文社会科学将何去何从？这意味着人文社会科学从“科学”向“学科”的转变，这一切都值得人文学者们作深入的思考。

此外，韩教授就国内新兴的区域国别学学科的诞生，对现阶段历史研究存在的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了阐释。他指出，现阶段研究历史的学者们未能关注现实，而研究国际关系等现实政治领域的学者们也未能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一些问题。一方面，历史学者们不去关注现实，是有悖于历史学科设置的初衷，历史研究的目的本就是为了给现实事务以借鉴而存在的；另一方面，现实国家治理领域也需要大量具有历史眼光的学者们的介入，以防国家治理过程出现不可扭转的误判。这一学科间衔接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对于学科的良性发展与我们所说的国家治理都有着不利的影响。韩教授通过对学界一系列问题的剖析，认为这对学者们的知识结构与国家的教育体制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这是学者们应该深切关注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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