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研究范式的例子（区域国别任晓再论区域国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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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晓：再论区域国别研究

作者：任晓，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一期；时政国关分析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内容提要】 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已经受到很大的重视，正在迅速发展之中，但有不少问题需要厘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地区研究（即区域国别研究）在美国蓬勃发展，这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可资比较的对象。 地区研究经过此后二三十年的发展和沉淀，制度化为美国各大学（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有关智库）内的体制性架构，研究成果极为丰硕。 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现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繁荣将会在２１ 世纪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但也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区域国别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同社会科学学科性研究相脱离的，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区域国别研究的意义除了可以深入理解一国或某个地区外，还在于有可能从中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观点或学说，格尔茨的文化理论和安德森的民族主义理论等均为显例。 基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丰富性，尤其是中国过往 ４０ 年的发展经验，在中国研究中同样孕育着产生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的可能性。

本文所谓“再论”，是因为笔者此前已有一篇论文探讨地区研究即区域国别研究及其意义，该文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 本文是在前一篇论文之后的再探讨。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已经引起了很大的重视。 与之相关，也存在不少含混不清的问题需要厘清。 例如，区域国别研究的作用是什么？ 它与社会科学各学科是何关系？二者间如何才能相互促进？ 区域国别研究是否可能具有理论意义？ 这些问题都有必要加以探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地区研究在美国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参照系。 通过对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及其与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关系的分析，结合中国的实际，本文试图回答这里提到的部分问题。 在本文中，“地区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的含义是相同的，可以互换。

一 中国的“正—反—合”

一国看世界的广度是跟它所处的国际地位直接相关的。 假如一国弱小，利益所涉领域也不大，眼光会局限于较为狭窄的范围，对外部世界的研究也会只限于“一亩三分地”。 反之，一国若是强盛，触角必然伸展很广，利益不断扩展至整个世界，它对世界的研究相应地也会十分广泛。 至于是否“深入”以及“深入”到什么程度，则可另当别论。 因此，小国、中等强国和大国对世界各个地区和国家开展研究的大体情形也各有不同。 这里所说的小国或大国，并非就其面积而是就其国力而论的。 加拿大国土面积广大，居世界第二位，但就其国力而论，只能算作中等强国。 澳大利亚亦然。 反之，地中海东岸的以色列虽然国土面积狭小，然就其国力而论却是地区大国。

中国广土众民，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国度。 自近代以来的多年间，中国却积贫积弱，遭受列强欺凌甚至侵略，多数时候仅能自保。 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下，尽管终于“睁眼看世界”了，但局限甚多。 在这方面，学者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洋洋大观， 反映了近代中国外交官、学人游历世界后的所见所思，是时人对世界的认识。 民国时期，中国人认识世界各国取得不少成绩，但国家屡受外敌侵凌，又受内战的干扰甚至摧残，对世界的研究亦不可能不受影响。

1949年后，中国先是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后又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交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面临着恶劣的外部环境，整个国家很大程度上处于闭锁状态，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 在此期间，中国设立的研究外国的机构，综合类中较有代表性的是1956年成立的国际关系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和1960年成立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即现在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这一时期的一道亮色是以1963年中央外事小组呈递《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并经高层批准为契机，中国有系统地建立了一系列地区国别研究机构并开展工作，可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第一波”。

在第一波发展中，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三校于1964年建立了国际政治系，并在地域研究对象上形成分工：北京大学侧重亚非，设立了亚非研究所；复旦大学侧重欧美，设立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则侧重苏联东欧，设立了苏联东欧研究所。 同年，复旦大学还设立了拉丁美洲研究室。

此外，一般是在沿边省份设立对与之相邻国家或地区开展研究的机构。 厦门大学早在1956年就成立了南洋研究所，是新中国成立时间最早的东南亚研究机构。1960年暨南大学正式成立东南亚研究所（后停办又于1978年恢复），1964年5月辽宁大学成立了日本研究所，1964年吉林大学成立了日本问题研究室和朝鲜问题研究室等。地区国别研究机构一时蔚为大观。 自上而下做出决定和采取措施雷厉风行，伴之以相应的人、财、物配置，各个机构很快便建立了起来。

可惜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暴风骤雨般地袭来，产生了全局性影响。 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受到严重摧残，地区国别研究也不例外。

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的春天”，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亦然。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展开，地区国别研究在中国获得了新生命，开始逐渐繁荣。 改革年代，中国的地区国别研究出现了两次跃升，成为中国地区国别研究的第二波和第三波。

第二波发展出现于20世纪最后20年，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成立了8个国际问题研究所，除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是综合性机构之外，其他7个均为地区国别研究机构，包括：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现为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西欧研究所（现为欧洲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现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日本研究所和美国研究所。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宦乡在此过程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其中，苏联东欧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和西亚非洲研究所是在1980年由中联部成建制地划归转隶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包括当时已有的科研和行政人员350人、经中央批准的编制名额500人以及科研设施、图书资料等。8个国际问题研究所很快就成为国内各自领域首屈一指的地区国别研究机构，其所创办的学术刊物也大多成为相关领域最有影响的期刊。

多所大学也逐渐建立起为数众多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如复旦大学成立了实体性的美国研究中心（1985年）、日本研究中心（1990年）、韩国研究中心（1992年）等。 在当时资金短缺的条件下，美国的福特基金会、日本的国际交流基金和韩国的国际交流财团在一定程度上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分别发展美国研究、日本研究和韩国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波发展出现于21世纪以来，主要是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教育部）驱动的。 其中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改革开放20多年后，国家经济实力有了明显提升，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种环境也相应得到改善，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加大投入的资金条件。 这一阶段的标志是自 1999年始，教育部在力量相对较强、条件相对较好的全国66所高校相继设立了151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科研院所）。 教育部设立的这些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按照“一流”和“唯一”的标准进行建设。 所谓“一流”，就是要求在某所大学建立的重点研究基地在其确定的研究领域应该是全国一流的，或者至少在全国高校同一研究领域是一流的，并且经过若干年的建设，有望在全国同一研究领域达到一流。 所谓“唯一”，就是在同一领域、同一研究方向上只设一个重点研究基地，要求建立的重点研究基地切实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中心，在繁荣和发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明显地居于领先地位。

在国际问题研究方面设立了9个这样的基地，包括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基础上设立了东南亚研究基地、在吉林大学设立了东北亚研究基地，它们各有各的地域关联和地域优势。 在上海，复旦大学成立了美国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设立了俄罗斯研究基地，上海外国语大学设立了中东研究基地。 其他基地还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南开大学亚太经济合作组织（ＡＰＥＣ）研究中心以及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

此后又继之以“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建设。 设立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基地的意图，是在“985工程”一期、“211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重大攻关项目的基础上，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创新能力进行进一步整合、凝练和提升，目的是以“新型科研组织形式”实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资源优化配置、汇集优秀拔尖人才、形成创新团队、体现学科交叉特征。 在实践中，超过一半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为后来启动“985工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平台的核心和支撑。

如果说第三波发展第一阶段的特点是有重点地扶植若干在某一方面基础较好的大学进行地区国别研究建设的话，那么第二阶段发展的特点就是范围上的“全覆盖”了，即在对象上覆盖全世界所有的地区国别。2011年，教育部推出“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项目，并于2015年印发了《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 在教育部于2012年设立的12个国别研究培育基地的带动下，中国多所大学都加大了对区域和国别研究的重视程度，并制定了相应的措施。2017年年初教育部又下发有关通知，称国别与区域研究对于服务国家和外交大局、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截至2018年6月，获得教育部批准立项建设的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共37个，其中区域研究基地23个，国别研究基地14个。 最终目标是全面覆盖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

此时，中国的国力已连续登上新台阶，海外利益不断扩展至全世界。 随着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中国已成长为世界贸易大国。 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2013—2015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占全球的比重由10.3％提高到13.7％，进口额比重由9.1％提高到10.1％；服务贸易出口额的比重由3.9％提高到5.9％，进口额的比重4.8％提高到9.9％。 对外投资也增长迅速，200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仅为9亿美元，占全球比重还不足百分之零点一，2010年占比提高到4.9％，2015年则进一步升至8.7％。 中国公民进出国境的人次连年攀升。 在此形势下，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状况，至少可分为三种情况：（１）中国游客在国外旅行过程中遇险，中国工人或工程师在国外遇险或遇害；（２）当事国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国内动乱或战乱，需要紧急撤离在该国的中国公民；（３）中国对外投资遭遇重大挫折，从而凸显了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如国际制裁涉及对伊朗投资、缅甸密松电站项目突遭中止、利比亚动乱、委内瑞拉铁路项目半途而废导致资金难以收回等）。 所有这些无不前所未有地要求中国相关方面必须掌握和熟悉各国的政治经济及其他方面情况，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正是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和要实现的目标。 随着巨大需求的出现和中国融入世界的加深，区域国别研究正展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

二 从战前到战后

就21世纪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而言，可与之进行比较的合适对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区域国别研究。 这一历程值得我们进行仔细的考察分析。

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最初大多是由传教士进行的。 传教士们无不怀抱理想，为传播基督的“福音”而来到前人罕至的国家或处所。 他们长时间地在某一国家生活传教，因而也掌握了该国的语言，较深入地了解了该国的社会、文化、民族性格等。 他们对相关国家的撰述成为相当一个时期区域研究的代表性作品。

以美国传教士所进行的对华研究为例。19世纪上半叶，一名美国传教士兼印刷商威尔斯·威廉姆斯撰写了一本全面介绍中国的被认为非常有参考价值的书———《中国———中华帝国及臣民的地理、政治、教育、社会生活和宗教》，全书分上下两卷于1848年出版。1883年又出版了增订本，副标题改为“中华帝国及臣民的地理、政治、文学、社会生活、艺术和历史”。 这部广为流传的著作是对华区域研究的开山之作，它强调必须把一种不同的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从各个角度展开研究。 在描绘中国时，语言、历史、社会和文化不能相分隔。 这种综合研究后被称为汉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崛起为世界大国。 出席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团已经包括了一些学术专家，他们勤勉工作，为美国代表团准备背景材料。 然而，这些学有专长的人士是从很有限的储备中选出的。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虽已是一个大国，却仍无意“过多”地介入世界事务，国会参议院否决了美国加入国际联盟的重大动议，孤立主义仍然盛行。 这一时期美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开展的研究大致上局限于欧洲研究，掌握并能运用其他地区的语言如汉语、日语、阿拉伯语、突厥语的学者人数很少，且大多出自海外的传教或教育机构，而非出自美国本土的各所大学。 非洲、南亚和东南亚等诸地区既非美国在政治上的兴趣所在，也非其学术关注的对象。 即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提供西欧以外地区的研究生教育或训练也都颇为少见。

这一时期少有的一个亮点是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创立及其活动。 实际上，太平洋关系学会是全美第一个正式的地区研究组织。 该组织于1925年由一批工商界人士、教育工作者和基督教青年会（ＹＭＣＡ）的门徒在夏威夷建立，旨在研究太平洋各国人民的状况，采用的方法是基督教青年会聚集不同种族共同体的领导人士以坦诚讨论各种有差异的观念。 为支撑秘书处的工作，学会先后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和日本成立了多个国别理事会，它们一年召开两次研讨会，其中美国理事会发挥了主导作用。1930年，太平洋关系学会秘书处迁往纽约。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欧文·拉铁摩尔成为学会刊物《亚洲事务》的主编。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平洋关系学会逐步成长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研究亚洲的最主要的组织。

在这一阶段，美国地区国别研究的特点是由通人或“老手”主导。 他们大都以个人身份出现，通常在某个地区或国家生活过多年，因而颇具专长，有不少是作为传教士、外交官、教育工作者、商人、记者或考古学家的子女在当地出生长大，掌握了所在地区或国家的语言。 此外，他们一般具有关于当地历史和传统价值观的强烈意识，一定程度上也熟悉其宗教和文学遗产。 他们对各地语言和传统的掌握程度常常是今人难以企及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历史的分水岭，也是美国地区研究的分水岭。

由于战争的需要，战时的美国建立了特别军事训练项目。 战时和战后初期情报工作的需要也催生了一批从事非西欧地区分析的研究者。 比如费正清就从1941年到1946年被美国政府派往中国。规模空前的战争无疑促进了美国对西欧以外地区的重视和掌握。 大规模的战时合同使美国联邦政府仅向麻省理工学院就投入了1.17亿美元。 加州理工学院得到8000万美元，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也各得到30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用于科学和工程研究，但人文社会科学也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 对于德国的战后安排，美国胸有成竹。 而对日本，美国就颇感生疏，不太有把握。 当时有两大问题需要研究：首先，日本会不会投降，盟军是否要进攻日本本土而采用对付德国的办法。 其次，假若日本投降，美国是否应当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以至保存天皇。 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美国政府动员了有关学者进行研究，其中一位是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 这项研究战后以《菊与刀》为书名正式出版，成为日本研究领域的一部名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借战争的胜利崛起为世界超级强国，影响已及全球各地，地域性的关注也随之扩及各个地区。 这时，欧洲列强原先的殖民地纷纷独立，“新国家”大批出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五年间，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以色列都获得了独立。1954年日内瓦协议达成后，柬埔寨、老挝和越南脱离了法兰西殖民帝国。 又过了数年，马来亚、利比亚、苏丹、摩洛哥和突尼斯摆脱殖民统治，正式获得独立，加纳、多哥、喀麦隆和圭亚那也紧随其后。 到1960年，新独立的国家大约有 40个，人口总计约达8亿。在此背景下，研究这些新国家成为美国的当务之急。 在美苏冷战的大格局下，美国政府有很大的需求了解和掌握这些新国家各方面的发展，并愿意为之拨出数额可观的研究资金。 对于美国学术界来说，这成为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以“新国家”或“新兴国家”为主题的著述随即开始涌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地区研究是由学科专家主导的。 他们在人文社会科学的某个学科，如人类学、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政治学、语言学、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中，具有专门的学术训练，同时，他们把对于美国学术界来说尚属新鲜的关于各地区的知识融会到了大学内流行的学科结构里。 在历史、语言、政治和经济的研究中，由于西欧一直以来都是主要的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也成为新兴区域研究的样本。 不过，学科专家对于对象地区语言和传统的熟悉程度总体上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通人。

然而，美国地区研究的整体面貌伴随着规模空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 由于美国及盟国的胜利，美国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其社会科学也出现了空前的大发展，由社会科学带动的地区国别研究出现了一片繁荣景象。 在这一背景下，一个大趋势是由传统的人文路径转向了更多的社会科学路径。 就对华研究而言，出现了对传统汉学过于注重文字学、忽略与社会和历史相关的重大学术问题的责问。本来汉学研究的传统很强，比如在哈佛大学，远东系（1972年改称东亚系）有中国历史学者杨联陞和蒙古学鼻祖柯立夫，他们走的就是十分典型的汉学路子，重在诠释中国古典文献和继承汉学传统，而历史系的费正清则是研究清末和近现代中国，且十分关心现实。 这二者间当然并无高下优劣之分，只是研究领域和取向不同。 不过，费正清认为，发展区域和对华研究以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取代传统汉学才是研究中国的真正有效路径。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后期，美国本土的中国学基本成形，早年传入美国的中国传统训诂学、考据学和欧洲汉学之风逐渐在学界消隐。

即如哈佛大学，置身于历史系的费正清以他研究中国外埠、海关资料的学术成果和出色的社会活动能力、阅历以及把中国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眼光，富有成效地推动了哈佛大学以及美国学界的中国研究，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他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于1955年创立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在人才培养方面，费正清和埃德温·赖肖尔多年为哈佛大学本科生合授东亚通史课（其著名的昵称是“Ｒｉｃｅ Ｐａｄｄｉｅｓ”即稻田课），目的在于能让更多的美国年青一代了解东亚，增进对亚洲社会和文化的了解，培养其对东亚的兴趣。早在20世纪50年代，这门东亚通史入门课就吸引了数百学生，而柯立夫和杨联陞的课程只有少数有志于深研中国历史语言和边疆史的研究生来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地区研究发挥了比以往更大的咨政作用。 例如，1958年春，美国参议院决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一次充分和全面的研究”，并授权该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成立一个执行委员会，组织开展并准备提交一系列有关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报告，还授权外交事务委员会“得利用私人组织、学校、研究所及个人的经验、知识和建议”。 据此，外交事务委员会确定步骤，计划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一次广泛而深入的检查，于1959年8月至1960年3月陆续发表了13个报告。作为这项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外交事务委员会又授权该委员会的美洲国家事务小组委员会，专门就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提出一批研究报告，“对美国与其他美洲国家的关系，彻底而非党派地进行一次批判性和建设性的探讨”，为此委托一批公立或私立机构根据合同开展工作并提交研究报告。作为这项工作的成果，一共产生了7份研究报告，于1959年11月至1960年 2月陆续发表，分别为由新墨西哥大学泛美事务学院提交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丁美洲的政治发展》、国际经济顾问协会提交的《拉丁美洲商品问题》、西北大学提交的《美洲国家组织》、芝加哥大学经济发展与文化变革研究中心提交的《美国在拉丁美洲的企业和劳工》、全国计划协会提交的《影响彼此经济关系的美国和拉丁美洲政策》、俄勒冈大学国际研究和海外行政研究所提交的《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问题》以及经济与工业研究社提交的《苏联集团在拉丁美洲的活动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意义》。 所有这些报告都是就某一特定地理区域或特定区域的某一方面进行专门研究，从而较好地利用和发挥了本国相关研究机构或咨询组织的专长，是颇有代表性的地区研究及咨政产品。

三 地区研究的兴盛

由于美苏冷战的需要，美国联邦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和资助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地区研究，并在很多时候与私人基金会相结合。 为了深入了解对手苏联，1948年，卡内基基金会、中央情报局与哈佛大学合作成立了俄国研究中心，该机构关于苏联社会体系的研究在正式发表前要被送交联邦政府参考。在前中央情报局助理局长、经济学家麦克斯·米利肯的指导下，麻省理工学院于 1952年成立了国际研究中心，其经费来自福特基金会和中央情报局。

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斯普特尼克”的成功发射开启了人类的太空时代，也成为苏联的一大胜利，凸显了它的军事实力和技术能力。 在卫星的助力下，苏联将有可能收集到未来科技和军事技术发展所需要的重要数据，也有可能对地球表面进行照相侦察。 苏联成功发射首颗人造地球卫星，在美国引起了震动，给美国敲响了警钟。1958年4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向美国国会提议设立非军用太空机构。 几个月后，国会决定设立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ＮＡＳＡ）。 有关科学、民用技术和教育的冷战竞争自此全面展开。

这时的全球地缘政治气候已清楚地表明需要更多熟稔国际事务的专家，尤其是掌握非通用语言、外国小语种的专才，但实际情形是相关人才十分短缺。 这一情形促使美国联邦政府根据1958年《国防教育法》（ＮＤＥＡ）第六项进一步从资金上支持外国语言和地区研究项目。

《国防教育法》旨在培养足够质量和数量的专才，以满足美国国家安全的需要。在该法案通过之前，世界 ３／４ 以上人口使用的语言难得有几种在美国得到讲授和学习，也没有足够数量的学者运用这些语言开展研究或传道授业。 比如，1958年在美国学习印地语的学生只有23人。

为更好地满足国内对国际性专家的需求，美国《国防教育法》最初资助了19个专门从事地区和国际研究的中心，当时称为语言和地区中心，后来改称“国家资源中心（ＮＲＣ）”。 除了国家资源中心外，《国防教育法》还设立了三个项目，即现代外国语言奖学金项目（后来演变为外国语言和地区研究奖学金项目）、国际研究项目以及语言培训班。 这些项目共同构成了一种全面的外国语言和世界各地区教育路径，以帮助国家应对当前及未来的全球挑战。 语言和地区中心旨在扩展高等教育中的非通用语言和相关科目的教学。 现代外国语言奖助金帮助高年级学生掌握非通用语言。 地区研究支持语言学习方法的高级教育，创制通用语言和非通用语言的专门教学材料。 语言培训班则是在新教学材料和方法的运用方面为中小学教师提供高级语言训练和指导。

《国防教育法》是美国致力于关注世界各个地区的先声和重大举措———首先是更多地学习掌握非通用外国语，然后深度地学习掌握各国的历史、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

支持地区研究专家的培养是政府主要资助项目的方向。 《国防教育法》尤其是其第六项向地区研究计划、语言训练、国际关系研究机构投入大量的联邦政府资金。 这个第六项后来演变为1965年《高等教育法案》第六项，它是美国联邦政府加强美国的外国语、地区国别和国际研究教育的一项重大措施。 该项授权在美国国内建立十大项目，即国家资源中心；外国语言和地区研究奖助金；大学本科国际研究和外国语项目；国际研究和学习项目；商务和国际教育计划；强化型暑期学校；国际商务教育中心；语言资源中心；外国期刊项目（定为 30年，到1995年终止）；美国海外研究中心。 其中75％以上的资金投入国家资源中心、外国语言和地区研究奖助金以及国际商务教育中心的建设。

美国联邦政府对于地区研究的支持最高时超过了每年600万美元。 《高等教育法案》第六项奖助金每年支持约2300名学生，涉及金额几达700万美元。 至 1971年，全美有63所大学设立了106个地区和语言中心，提供近100种语言的教学。 在这些地区国别中心里，24个研究亚洲，24个研究苏联和东欧，16个研究南亚和东南亚，16个研究拉美，13个研究非洲，12个研究近东和中东，1个研究西北欧。 在此过程中，属于私人部门的各基金会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50年，福特基金会设立了著名的外国区域奖学金计划（ＦＡＦＰ）。 从 1951年到1972年，该计划共资助了大约2050名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生在世界各地接受教育和从事研究。 １９５１—１９６６ 年，福特基金会共投入 ２．７ 亿美元，用于区域研究的培训、研究和相关项目。 １９７２ 年，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ＳＳＲＣ）和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ＡＣＬＳ）共同成立了跨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的区域研究委员会。 在此后的 ３０年里，主要依靠福特基金会的不断资助，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学术团体联合会提供了近 ３０００ 项区域研究奖学金，为这方面的研讨班、会议和出版提供了数百万美元，并利用其他基金会的资助对 ２８００ 名从事区域研究的博士后提供了奖助金。 同期，福特基金会为大约 １５ 所美国重要研究型大学提供了 １．２ 亿美元，用于建立跨学科的区域研究中心。 就多学科的区域研究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制度化并成为其核心内容的过程看，福特基金会是最重要的推动力和外部资助来源。

其他私人基金会也对某些国家和地区的区域研究项目予以资助，一些基金会还吸引大批学者开展定期的国际研究。 显然，对冷战的关注和美国精英人士认为美国在２０ 世纪下半叶应该大大加强其国际作用的想法，是 ２０ 世纪 ４０—５０ 年代美国区域研究得以确立并获得资助的主要推动力。 美国国会、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政府部门也常常试图发挥研究界的专长并确定一些研究项目。

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美国各大学约有 ６００ 个自称是地区研究的项目，研究阵容从几人到几百不等。 研究人数最多、质量最高的 ８０ 个项目每年都会接受政府资助。１９５９—１９８１ 年，这些政府资助项目造就了约 ８．８ 万学生，他们都被授予语言和地区研究专业的学位。

对“新国家”开展的区域国别研究反过来又促进了传统强项即对欧洲的研究。 过去多年间，美国的比较政治学意味着对欧洲大国的研究，国际关系的教学注重欧洲，外国语的学习意味着法语、德语或西班牙语。 由于所有知书达礼人士的共同基础是关于欧洲及其传统的知识，因而也就不需要关于欧洲的专门地区项目了。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教授欧洲相关科目者并不觉得需要建立专门的项目，只有研究不够的区域才需要。

然而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一些欧洲问题专家明显感到，在对优秀学生和研究资金的竞争中，西欧研究正在输给其他组织得更好的地区领域。 此前，当各大基金会和联邦政府为较陌生的区域建立地区研究项目而提供广泛资金支持时，西欧研究相对遭到忽视，在这一领域得到培养的年青一代数量不多，一些人因而产生了危机感。 作为对这一状况的反应，８ 所知名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和耶鲁大学）联合起来建立了一个组织，即欧洲研究理事会。 福特基金会也认为需要为西欧研究提供更大的支持，在这方面设立更多的奖助金和研究资助。 其后，这一理事会扩大到包括近 ３０ 所大学。于是，西欧或欧洲研究亦受到同等重视。

起初，地区专家以为有必要寻求学科内的可接受性以及驱除与研究遥远文明相联系的传统人文和语言路径。 比如，中国研究者与古典的汉学切割，从组织上说是在 １９４８ 年完成的。 那一年，关注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建立了远东学会，后来加上研究南亚和东南亚的学者，演变为亚洲研究学会。 这一新组织的建立，部分原因是出于对已建立多年的美国东方学会的不满，它强调的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和哲学以及古典汉学传统。 １９６６ 年，中东研究学会成立，也是从美国东方学会脱离出来的，因为对当代事务和方法更感兴趣的中东地区研究者感到需要一个更为亲近社会科学的专业身份。 非洲研究学会则建立于 １９５６ 年，旨在促进社会科学各学科中非洲问题学者之间的联系沟通。

地区国别研究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比较研究，两者常常是一体两面。 国别研究是比较研究的基础，比较研究可以促进国别研究。 这里不妨以比较政治为例。

１９５３ 年 １２ 月，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建立了比较政治学委员会，知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和鲁恂·派伊先后任委员会主席。 委员会规定其最初的研究计划是，选择西方和非西方地区的具体政治体进行研究，并为这一相对有限的目标而确保福特基金会对 １８个研究项目的资助。 比较政治学委员会设立的研究课题反映了它强调的重点。 委员会聘请社会学家什缪尔·艾森斯塔德对历史上的政治体系进行比较研究，此外还设立了一系列专题，如“知识分子和政治发展”“日本的政治现代化”和“民族主义与政治发展”等。 比较政治学委员会还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达成协议，由后者出版该委员会的研究成果，总题为“政治发展研究”。１９６３—１９７８ 年，该系列共出版了 ９ 部论著，最后一部《欧洲和美国政治发展的危机》由雷蒙·格鲁主编，于 １９７８ 年出版，该著邀集多位历史学家分别对英国、比利时、美国、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等国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探讨了政治发展的危机和顺序问题。

在阿尔蒙德和派伊主持下，又由波士顿的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出版“比较政治丛书”。 该丛书分为“国别研究”和“分析性研究”两个系列，国别系列出版了《苏联政治》《中东政治》《法国政治》《日本政治》《英国政治》《中国政治》，分析性系列则出版了《公民文化：五国政治态度和民主》《公民文化重探》《政治社会化》《比较立法机构》和《理解政治发展》等，阿尔蒙德和小Ｇ．宾厄姆·鲍威尔二人合著的《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也是其中一部。 丛书中有多部后来都成为政治学领域中的名著。对“政治发展”的研究兴趣进一步增强了地区国别专家的专业自尊。 首先是因为非西方世界一时吸引了多数社会科学学科中首屈一指的理论家们的注意；后来则是因为对“新国家”迅速取得发展的幻想破灭之余，对亚非深层政治特征为何抑制了对西方发展的学习这一问题，地区国别专家提供了最令人信服的解释。 因此，当政治学学科不断扩展时，地区国别专家们发现，自己在本学科内也受到了重视，而不是处在边缘位置。 这一过程最终改变和提高了他们在学科专业领域内的地位。

因此，地区国别专家和学科专家的关系在政治发展理论方面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 起初是地区国别专家试图从学科内获取各种技能和概念。 在这一阶段，不断增多的地区国别专家在自己的研究中开始结合高深的理论、复杂的方法以及关于文化的知识。 而这终结了一种观点，即在地位高的一般理论家和地位低的材料收集者之间应该存在分工。 当地区国别专家获得了作为社会科学家的信心时，他们转变了自己的方针，开始越来越多地质疑从本学科内尤其是从对西方国家自身的研究中发展出来的概念的普遍适用性。

四 制度化

地区研究蓬勃发展多年后的 １９９８ 年，美国国会为《高等教育法案》第六项立法重新授权，清楚地确认了如下现实：第一，美国在一个复杂的全球化时代的安全、稳定和经济活力有赖于在世界各地区、外国语和国际事务领域具有坚强研究基础的专门人才和有知识的公众。 第二，通信技术的进步和地区或全球难题的出现使得关于其他国家的知识和运用其他语言进行沟通的能力更加不可或缺。 第三，世界地缘政治和经济在冷战后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在非通用外国语言更大的多样性和有关世界各国的专门知识方面，美国出现了更大的需求。

震惊世界的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上述这些判断又得到了增强，人们再次强调国际专门知识对于国家和个人安全以及国际相互理解的重要性。 在这一震撼性事件发生后，美国国会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第一次大大增加了对《高等教育法案》第六项下各措施及富布赖特项目的资金支持，提升了联邦政府的资助力度，但以美元实际价值衡量，仍然低于 ４０ 年前。经过若干年的发展，区域国别研究在美国大学中已经制度化，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组织上的稳定化。 以截至 ２０１８ 年的哈佛大学为例，具体情况参见表 １。

这些地区国别机构的建立和运作表明，制度化的哈佛大学地区国别研究基本覆盖了全世界，只有东南亚地区付诸阙如，没有建立专门的研究中心。 这些地区国别中心或研究所一般都把本校各相关院系中从事本地区国别的教职人员联系或整合起来，从不同专业角度研究同一地区国别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对外关系。 总的来说，地区国别研究的地位在美国的学术体制中已经牢固地确立了。

当然，这一研究现状也面临挑战。 冷战的终结对美国联邦政府所支持的地区研究在战略上提出了新要求。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美国赢得冷战“胜利”，世界为之大变，对世界各地区进行的研究在排序上的重要性也不能不为之发生变化。 比如，苏俄研究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中国研究的重要性显著上升便是一例。

美国地区研究也受到其国内政治的影响。 由于美国的两党政治，国会掌握拨款权，对依靠联邦政府拨款的机构而言，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治影响。 如国家科学基金会（ＮＳＦ），其对中东研究的资助就受到亲以色列国会议员的抨击，以至于需要不时为继续争取资助中东研究而为自身辩护。实际上，中东研究的议题远远超越了以色列—巴勒斯坦或以色列—阿拉伯冲突的范畴，出于亲以色列立场而对中东研究进行的政治抨击很难令人信服。

地区研究还受到变动的学术潮流的影响。 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科学中模型建构和理性选择大行其道，自以为对所有问题都适用，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 如果确实如此的话，那么地区国别研究就没有必要了，因为都按照理性选择和数学模型来运用甚至套用就可以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无限丰富多样的各国历史、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经济并非模型、公式所能很好掌握的。 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 因而，经由地区国别研究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世界就是无论如何不可忽视的了。 这是对其他地区及其人民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观念、性情和走势等的系统性的知识生产，只要有与其交往的需要，区域国别研究就是不可或缺的。

具体而言，地区国别研究的必要性在于四个方面：第一，需要弥补事实性知识的显著空缺，而这种空缺又主要是出现在特定地理区域，这就要求建立起地区研究项目，开展地区国别研究。 第二，作为学科间携手合作的成规或规矩，需要开展地区国别研究。学术领域通过学科类别把世界切割开来，因而地理区域提供了一个明显的结合点，即所有的地区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体系，需要把不同的学科部门结合起来开展研究。 第三，由于不同的地理区域提出了各自不同的难题，或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区出现了具有特定重点和紧迫性的不同问题，因而要求进行地区国别研究。 第四，由于不同地区的各个社会和政治实体构成了不同的类型，因而需要建立地区项目，原因在于个案间的共同点比其他地理区域要多。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至 ２１ 世纪初，福特基金会因感于世界的变化和日益相互联通，发起并设立了“跨越边界———重振地区研究” 项目，各方反应十分踊跃，第一阶段（１９９７—１９９８ 年）共收到 ２００ 多项申请，但只有 ３０ 项能得到资助。 然后，第一阶段入围的各家又受邀申请第二阶段（１９９９—２００２ 年）资助，最终有 １８ 项竞争成功。 受资助方包括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杜克大学、威斯康星大学、耶鲁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等。 福特基金会方面支持了多种类型的研究课题，有些项目（比如杜克大学的“连接的海洋”）探索了新的概念框架，另有一些（如密歇根大学的“本地、翻译和专门知识”）力图激励校内的跨学科和跨地区联合研究。 夏威夷大学的“流变中的文化”则侧重地区研究的教学法。

九一一恐怖袭击后，涉及阿富汗和一些中东国家的非通用语言引起重视，对相应的地区研究项目的投入得到维持甚至增加。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得对该地各方面专家的需求明显增长，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刺激了联邦政府对外国语言和地区研究及训练的资金投入。

地区研究还关涉社会科学的追求。 譬如，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上对中国的兴趣居高不下，各方面都需要翔实、宏观、专门的分析。 这样的需求不仅庞大，而且正在不断增长。如果学者不能满足对有关中国的知识的渴求，而是拘泥于越来越专门的学科内部争论，那么就会滥竽充数，不求甚解。 无论如何，区域国别研究对于认识世界是断不可缺少的。

中国研究作为单一个案，从方法论的角度也许无法建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 然而，由于中国的体量和发展的表现，关于它的研究如果有与主流理论的论断或预测相反，或者不同，就会具有揭示主流理论局限性、迫使主流理论进行自我修正的重要意义。 不与主流理论对话，中国研究可能无法充分展现其意义，而只会用所谓主流理论硬套中国现实的“研究”则会成为深受某种教育“毒害”的牺牲品。

这便再次触及区域国别研究的境界。 过往的社会科学实践表明，区域国别研究做得好，有可能进入“蓦然回首”而有所顿悟的境界。 一些地区国别研究学者，比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詹姆斯·斯科特和克利福德·格尔茨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中，安德森在求学时期，由美国印度尼西亚研究的先驱乔治·卡欣导引，获得了东南亚民族主义政治方面的启蒙，第一本印尼文—英文辞典的编纂者、语言学家约翰·艾可斯为他开启了印尼文学之门，而印尼语言文化学者克莱尔·荷特则带领他认识了独立前的印尼、爪哇文化以及荷兰的殖民研究。若干年后，安德森又将眼光转到另一个东南亚国家———泰国。 泰国这个未经殖民的君主立宪国几乎在每一方面都和经过殖民才独立的共和制国家印尼形成强烈的对比。 这使安德森开始做比较思考，他觉得有必要发展一个架构来理解个案之间的异同。 在他看来，东南亚“这个区域以某种方式提供了绝佳的建构比较理论的机会，因为它包含了先前曾被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强权（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美国）殖民过的地区以及从未被殖民过的泰国”。探究“民族”这种特殊的政治想象（认知）成为可能的条件与历史过程的结果，便是 １９８３ 年发表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其日后成为研究东南亚这个区域进而研究民族主义问题的一部名著。 此著之所以能经久不衰，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在民族主义方面建立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

作为人类学家的格尔茨，其所开展的田野调查主要在印尼和摩洛哥进行。 在印尼的田野调查分别于 １９５２—１９５４ 年、１９５７—１９５８ 年和 １９７１ 年进行，在摩洛哥则是分别于 １９６４ 年、１９６５—１９６６ 年、１９６８—１９６９ 年和 １９７２ 年进行。他的文化理论是在区域田野调查基础上提出的，即文化是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所谓文化分析，是（或者应该是）对意义的推测，估价这些推测，而后从较好的推测之中得出解释性结论。 典型的人类学家的方法是从以极其扩展的方式摸透极端细小的事情这样一种角度出发，最后达到更为广泛的解释和更为抽象的分析。 格尔茨和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面临同样宏大的实在：权力、变革、信仰、压迫、劳动、激情、权威、优美、暴力、爱情和名望。而人类学家是从区域的细部出发，经由对细部的深入考察，再通过比较而升华出更具一般意义的理论学说。

五 结论

区域国别研究在美国的兴盛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美国崛起为世界超级大国直接相关。 在这一发展驱动下，对地区研究的需求极为巨大，加以资金充沛，学界积极投入，地区研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 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和沉淀，地区研究制度化为美国各大学（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有关智库）内的体制性架构。 ２１ 世纪头 ２０ 年的中国同样出现了崛起为全球性大国的发展，其情形与战后美国有可资比较之处，在中国也出现了区域国别研究大发展的机遇，对区域国别专门知识和专才的需求十分巨大，资金供给亦相当充沛。 像战后美国联邦政府一样，中国政府也给予了区域国别研究以极大的重视和支持。 不同的是，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尚缺乏来自私立基金会的重大支持，正如美国的福特基金会之于美国的地区研究那样。 这说明中国的民营部门尚不发达，对区域国别研究尚难产生重大推动作用。

区域国别研究的意义还在于有可能从中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观点或学说，格尔茨的文化理论和安德森的民族主义理论等均为显例。 基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丰富性，尤其是中国过往 ４０ 年的发展经验，在对于中国的研究中同样孕育着产生具有普遍意义理论学说的可能性。

由相关方面的情形可以推知，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繁盛将会在 ２１ 世纪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所存在的问题是区域国别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科学学科性研究相脱离的，这需要很好地加以解决。 在中国各大学中，区域国别中心大多置于国际关系／ 外交事务学院内，侧重政治外交而欠缺其他社会科学视角，这可能不利于区域国别研究的推进。 未来若能把区域国别研究与社会科学学科性、理论性问题有机地、建设性地进行结合，将会使区域国别研究在中国展现出新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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