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鲁迅先生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张嘉骅鲁迅为什么将史记比作离骚）

张嘉骅是中国台湾地区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阅读推广人，对《史记》等史学典籍的阅读尤有心得，曾出版《少年读史记》《给孩子的史记》等作品。本期视频，我们请张嘉骅老师来谈谈，作为史学经典的《史记》，从鲁迅观点看，为什么是“无韵之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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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骅读《史记》(11:08)

鲁迅将《史记》比作《离骚》的另一层含义

司马迁是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但研究司马迁的知名学者李长之更在意的是他文学家的本色。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这本书里，李长之说，广义地看，司马迁是一名伟大的抒情诗人；在司马迁的性格中，占有大量成分的是浓烈的情感，“他原是像屈原样的诗人”。

李长之，作家、评论家

把屈原拉来和司马迁类比的，李长之可不是第一人。在此之前，鲁迅就曾这么做，而他在《汉文学史纲要》所说的两句话，“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成了对《史记》非常著名的评判。

关于这两句话，前一句是肯定司马迁在史学方面的出类拔萃，后一句是说《史记》就像用散文写成的《离骚》。《离骚》便是屈原的代表作，自古以来被奉为中国韵文学中数一数二的经典。在这篇作品中，屈原吐露不少的辛酸，例如他是怎么遭到小人的诽谤，又是怎么被国君所疏离的。

把《史记》比作《离骚》，自然是推崇《史记》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不过这么比喻似乎还有另一层的意思，那就是《史记》的作者恐怕也是藉此在抒发自己胸中的悲愤。

换句话说，如同屈原写《离骚》，司马迁也是借着写《史记》在发牢骚。

在《汉文学史纲要》里，鲁迅特别留意司马迁因李陵案而受腐刑的遭遇，以及这段经历对司马迁写《史记》所产生的心理影响。鲁迅对司马迁的描述，有段原文这么说：“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这段话翻成白话文就是：司马迁憾恨自己变成皇帝所玩弄的臣子，把所有的心思寄托在纸墨之上，他感叹自己因受刑而遭到的侮辱，将那些不合时俗的特异人士的事迹传之久远。司马迁显然有怨，并且把这股怨气注入在《史记》里，说起来这若不是在发牢骚，那又是什么呢？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文学写作可以容许情感发泄，那么历史写作呢？

司马迁以撰写《史记》来抒发胸中的悲愤，其实在司马迁自己所写的《报任安书》里可以找到许多材料来当证据。鲁迅没有忽略这一点，所以在《汉文学史纲要》里大段地引用了。

问题是：不管一个作者遭受多大的委屈，文学写作可以容许情感的发泄，但历史写作呢？历史写作一旦容许一个作者在篇中发泄个人的情感，是不是会影响到它该有的客观性呢？

鲁迅想必也察觉到这个问题的存在，所以在《汉文学史纲要》里才会说《史记》“背《春秋》之义”。因为相对于《春秋》的秉笔直书，《史记》的很多叙事看得出是有个人的主观意识在做主导的。以汉武帝时期的卫青和霍去病为例，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他们的描述，笔调就相当“冷”。卫、霍两人征伐匈奴、震古烁今的功绩，感觉上就像一篇流水账。相对来说，司马迁对同时期李广的叙述，笔调就很“热”，故事也说得非常精彩，尽管李广的军功根本远远比不上卫、霍两人。

宋人黄震曾为卫、霍两人叫屈，说他们名动天下，读他们的传记，却感觉他们“不值一钱”。而李广打仗，经常打败仗，读他的传记，却处处能感受到他英伟的雄姿。黄震为此感叹说：“史家褒贬一个人，要给要取，全在笔法之妙，这哪是一般人能望其项背的呢？”

黄震的批评不无道理，不过司马迁会这么写，也是有他的理由。

第一，司马迁根本反对汉武帝征讨匈奴，认为战争非常劳民伤财，他当然不会对卫、霍的那些战功有太多的描述和褒扬。

第二，司马迁从骨子里瞧不起卫青和霍去病，认为他们都是靠卫子夫的裙带关系才成为将领，是所谓的“佞幸之臣”。在司马迁看来，卫、霍两人能有这么大的战功，也是基于武帝的宠爱，拥有大批可以克敌制胜的精兵。

第三，司马迁不以成败论英雄，李广虽然不是常胜将军，但他的勇敢豪迈和对士兵的仁爱更值得称道。事实上，司马迁在列传中就曾爆料：军中常有士兵吃不饱，而霍去病却在浪费粮食。这牢骚发得真有准头，可说是抓住了霍去病的小尾巴！

第四，司马迁因李陵案获刑，而李广正是李陵的祖父。好好地把李广的生平事迹写一写，藉此也可以彰显李氏一门的忠烈！他，有汉一朝的太史司马迁，是绝不会看错忠良的。

严格地说，司马迁对卫青、霍去病和李广等人的描述，由于受到个人好恶的影响，的确不太客观。但事情总有一体两面，以《李将军列传》一篇而言，要是没有作者对传主李广那样的主观的特殊情感，并且用他优秀的文学技法去写，这篇文章也不足以成为千古名篇。

《史记》影印北宋景祐监本（图片来自网络）

追求没有弊病的情感史笔

其实，尽管《史记》有违《春秋》的写作原则，鲁迅并没有因此就否定《史记》不遵守传统的做法，反而指出《史记》的“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可以激起读者较为积极的阅读反应，就像明人茅坤所说的，读李广的传记会让人立马想去挽弓射箭。

所谓的历史书写，本来就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客观。更何况在司马迁的那个时代，文史哲根本不分家，我们无从要求司马迁放下文学家的身份，仅仅做个历史学家就好。在《史记》这部史书里，我们一定能读到文学性，也一定能读到司马迁的情感。不过司马迁在《史记》里所运作的情感，除了《卫将军骠骑列传》等少数篇章出现了较明显的偏差，大体上说没有什么不妥。相反，正因为司马迁懂得使用设身处地的“同情”去理解历史人物，他才能将那些历史人物写得活灵活现，如在读者眼前。

学者康璧城曾指出，“司马迁的文辞，笔力劲拔，在他发痛愤的地方，文情如火如荼，在悲哀之处又非常凄绝，极尽文章的能事。”“若是从历史的立场来说，情感的史笔并不是没有弊病的，但是司马迁的《史记》就没有陷入这种弊病里去。”康璧城的这些话说得非常好，可供大家参考。

是的，《史记》是司马迁身遭不幸、忍辱发愤而写成的一部书。它的成就有如《离骚》，但书中确实也承载了作者不少的牢骚，例如《酷吏列传》一篇描写武帝时众多法吏的严酷，尽其所能地暴露他们的凶狠。至于《伯夷列传》一篇，虽然也是在发牢骚，却是在向老天抱怨和质问：所谓的“天道”是公平的吗？若是公平的，为什么倒霉的总是好人？

所以说，历史的书写不是不能发牢骚，而是要看这牢骚怎么发。要是能发得像《伯夷列传》这样子，那么我得说这个牢骚也未免太高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