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登山者张洪简介 勇者盲人张洪站在世界之巅
珠峰是有声音的。帐篷外高压锅突突冒气的声音,直升机起降嗡嗡的轰鸣声,牦牛脖子上的铜铃发出清脆的叮当声,咔嚓裂开、轰隆坍塌的冰崩声。直到临近8848米,风声从耳后绕到头顶,雪风呼啸,雪坡平滑,周围空旷,而且寂静。
46岁的盲人张洪正是听着这些声音站上了世界之巅。2021年5月24日上午11点15分,天空呈淡蓝色,大风吹散薄雾,阳光照耀着五彩经幡,它们覆盖在略微倾斜的雪坡上,在凛冽的寒风中随风飘扬,远处的背景里,连绵的雪山冷峻而又庄严。
张洪穿着一身红色登山服,戴着护目镜,氧气面罩,除了衣服上绣着的名字和五星红旗,没有人能看得出来他是谁。夏尔巴向导抱着张洪说:“张洪,You Summit(你登顶了)。”张洪没有力气回应,他隐约听到对讲机里传来人群欢呼的声音。之前,他曾模拟过登顶之后要喊的口号,打算做的动作,在这一刻,全忘了。
张洪成为亚洲首位登顶珠峰的盲人,一路险象环生。距离登顶100米处,张洪的氧气瓶调节阀冻住了,氧气开始泄漏。向导强子和随行摄影师,决定把自己的氧气瓶留给张洪使用,他们放弃登顶,回到4号营地等候。张洪面对的是未知的前路和无法用中文交流的夏尔巴向导,这是张洪最有感触的情节,如实在纪录电影《让世界看见我》中呈现。
此后,和摄影师一同消失的,还有视觉能呈现的影像。登顶以及下山返回还有长达十多个小时的危险旅程,纪录电影留给观众的是一片黑色想象,以及厚重的喘息声。
张洪“听”了五遍电影,周围人的描述,帮他拼凑出视觉缺失的部分。
2021年5月下旬,张洪攀登珠峰过程中。受访者供图
最后的死亡地带
中文向导强子和摄影师离开后的故事,电影里没有太多呈现。
在海拔8700米处,一般人缺乏辅助氧气很难挺过十分钟。为了保证张洪能够安全登顶,包括强子本人和两位摄影师在内的五人下撤,留下足够的氧气,让三个状态最好的夏尔巴向导帮助张洪继续冲顶。夏尔巴,这是一个常年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脉的民族,因给登山者当向导而闻名。每年,他们都会先行上山修好路绳,沿途背运氧气瓶等补给,需要的时候救援登山者,人们则沿着路绳向上攀登。
张洪想过和强子一起下撤。强子对他说,“我们以后还有机会登顶,对你来说,你可能一生就这一次机会。”说完,强子推了张洪一把,让他继续前进。
刚刚分开的几分钟,张洪的脑子一片空白。他出于攀登的惯性,跟随着前方一米多远夏尔巴的脚步,走了没多远他突然惊醒,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真正的恐惧”。
“我突然想到,不对呀,他们3个夏尔巴一句中文都不会讲,我也不会讲英文,那怎么弄?”在海拔8000多米处,风速将近60公里每小时,相当于七级风力。
黑暗中,登山者的头灯连成一条弯弯曲曲的光带。没人拍照,没人说话,一支静默的队伍。
张洪一行人在攀登珠峰。受访者供图
那个时刻,张洪的感受是“快完了”。距离顶峰只有不到100米,放弃不甘心,继续走凶多吉少,他靠着“我来干啥来着?”“不怕死才能活得更好”这些心理暗示来缓解恐惧。
他和夏尔巴用最简单的单词,“go、up、stop”来交流。在狂风呼啸中,他们的嘴巴被氧气面罩全部盖住,即使这样的单词,也要靠吼才能勉强听见。张洪问夏尔巴还有多久登顶,对方回答,半小时。张洪感觉,走了很多个“半小时”,仍然没有登顶。后来他才知道,全世界的夏尔巴都是这么回答登山者的。
在一个又一个“半小时”后,他们迎来了登顶珠峰的最后一关:希拉里台阶。这是海拔8790米的一处高12米,近乎垂直的岩壁,这条身处“死亡区”的山脊是登顶的必经之路。因新西兰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和尼泊尔夏尔巴人丹增·诺盖1953年首次登上珠峰取道于此而得名。
这条仅仅12米长的山脊,远看像一片刀刃,几乎是垂直的,宽度仅有30厘米左右,两边则是上千米的悬崖,通常只能允许一人通过,一些地方甚至只能放下半个脚掌。
从人类首次登顶珠峰至今,70年来,有近200位登山者将生命永远留在了希拉里台阶。张洪到达的12天前,一位瑞士登山者和一位美籍华人因为体能衰竭,在这里失去生命。
到达希拉里台阶的时候,张洪已经走不动了,冰爪在岩石表面容易打滑,站不稳。他只好蹲下,用一只手触摸安全的落脚点,然后支撑身体把脚抬出去,在这样的反复中,花了近两个小时顺利爬上了12米长的希拉里台阶。
张洪记得,后面的夏尔巴曾大声对他吼道,“No,No,Stop,Stop”,他赶紧收回了已经迈出去的右脚。
下山后从翻译口中得知,夏尔巴人冲他吼的地方,但凡有点偏差,张洪可能直接坠落2500米,自由落体2分钟,“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回忆人生”。
为什么一定要登珠峰?
张洪在失明前从未见过珠峰的图片。
在珠峰这个目标出现之前,他工作只是为了挣钱,单纯为了活着,“但这不是我想要的”。不甘于生活平淡的张洪,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一个抽象的理想,想要做出点事,但在同样长的时间内,他不知道那件“真正想要的”具体的事情是什么。
身边的人难以理解。好好做按摩,一辈子这样平稳过去,这是99%的盲人能够为生的手段,“好像我只能这样过一辈子”。
从抽象到具体的路上,他折腾了很多年。
2023年1月5日,北京,登山家、盲人张洪。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张洪出生在重庆,父亲和叔叔都是双目失明的盲人,张洪是他们的盲杖。四五岁时发生的场景,张洪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清晰。年幼的他,用一根竹竿牵着父亲和叔叔翻过大山,到十公里以外的镇上乞讨。
有一次脚下一滑,他们摔进了路边的水田。一身泥水的张洪等来的是父亲的责骂,呵斥声引来了围观的村民,在人们议论纷纷中,一颗怨恨的种子就此埋下,“为什么我是盲人的儿子?”
后来,张洪考上了高中,但没有条件上。他按照家人的建议去了成都,学按摩。在那里,他结识了同样学习护理的夏琼,两人谈起了恋爱,那时的一切看起来都充满希望。
但命运似乎没有给他特别的垂青。21岁时,由于青光眼,张洪在短短三个月内完全失明。光明的未来突然坠入深渊,张洪变得暴躁易怒,他把自己关在房间,摔碎了几个收音机,也想过结束生命。
夏琼没有离开,而是一次次阻止张洪自杀。当时他们在成都,没有固定工作。夏琼去批发小商品,摆起地摊。收摊后,她回家给张洪做饭,因为做饭口味问题,张洪发过脾气;因为看不见,坐下的时候膝盖碰触到桌子,张洪怒吼过,把盛饭菜的碗碟摔碎。“看不见,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
夏琼的委屈往心里藏,她默默收拾完饭菜,躲到没人的地方流泪。接受失明这一现实张洪用了近一年时间,日子在反复的暴躁内疚道歉中度过。在一片反对声中,夏琼依然选择和张洪结婚。
婚后,他们开了按摩店,张洪手艺好,日日勤恳经营,生活渐渐安顿。他们买了房子,生了孩子,生活本可以一直这样平静下去。但张洪不愿被盲人这一标签限定人生边界。
他把按摩店转让,带着夏琼辗转昆明、上海,打工、继续开按摩店、卖保险、做直销,什么都想去尝试,要找到那一件“具体的事”。
因为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张洪和夏琼不得不离开上海,回到成都。2012年,张洪被西藏大学附属阜康医院聘为临床理疗科医生。
2012年,张洪被西藏大学附属阜康医院聘为临床理疗科医生。受访者供图
不久后,他们举家迁往拉萨,一个离雪山近的地方。
在拉萨,张洪结识了登山家洛则。洛则成功登顶了全球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雪山。在见面以前,张洪觉得登山家是偶像级的人物,他抱着崇拜的心情前往。在喝茶的过程中,洛则聊起登山的点滴,垂直的冰壁、危险的冰崩、遇难的队友,这些遥远而陌生的词语,开始在张洪心里留下印记。
他突然发问,“有没有盲人登上珠穆朗玛峰?”洛则回答,“有,一个叫Eric的美国人。”“我可以尝试吗?”就是这一句随意的玩笑话,成为张洪人生中一个特殊的起点。
那是2016年,不喜欢运动的张洪,40岁的年纪开始出发。
40岁开始登山
张洪后来才知道,那位登顶珠峰的盲人Eric,从小就是运动健将,擅长摔跤、攀岩。相比之下,没有运动经验的他显得“不知天高地厚”。
玩笑话说完的两周以后,从徒步开始,洛则带着张洪去拉萨周边的山上练习。
张洪不知道有登山鞋、登山杖,他穿了一双普通运动鞋,拿了一根盲杖,拽着洛则的胳膊,兴致冲冲向上爬。因为海拔高,路上全是砂石,走路容易打滑,经常走几步就会摔倒,张洪身上有了许多小擦伤。尽管如此,洛则肯定了他的反应力、平衡力、协调力。
就这样,爬了第一次,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张洪找到了登山的乐趣。虽然看不见,但是离开城市喧嚣后的大自然,空旷、安静,能听见自己的呼吸,让他感到放松、开阔。“你有足够的时间和自己对话,也可以和大自然对话。”因为登山,他也逐渐打开自己封闭的生活圈,开始主动结识山友。
5800米的雪古拉峰是他第一次登顶的山峰。站在峰顶,山风呼啸而过,吹得旗子招展,一种干净利落的声音。张洪更加确定了,登山,就是那个抽象的方向,那个一直在寻找的“具体的事”。
他不只是为自己,也想为夏琼和儿子做点什么。从夏琼决定和张洪结婚那时起,她似乎和原生家庭渐行渐远,失去了娘家的尊重和支持。张洪也比任何人都了解作为盲人的儿子会面临什么,他不愿意儿子一直经受外界的轻视。
张洪想要证明夏琼的选择没有错,想给儿子树立榜样。但这种赢得尊重的方式一定是登珠峰吗?
夏琼没有这样的远大理想,她更愿意平静安稳地相守。张洪为她去做的,是她想要的吗?以可能付出生命的方式去向别人证明自己?有这个必要吗?也许这样的追问在两个人的内心深处不一定有同样的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夏琼再一次在担忧、不安中选择了支持。
2016年7月,张洪在一次登顶珠峰的分享会中主动结识了泽龙。登山家泽龙曾经在下山途中出现雪盲,在什么也看不见的情况下,安全下山,这给张洪莫大鼓舞,他觉得,看不见,也是可以登珠峰的。
2021年5月,张洪在向导的辅助下,借助路绳的牵引向上攀登。受访者供图
此后几年,张洪陆续登顶了几座海拔7000米的雪山。
但并不是一帆风顺。2017年12月,泽龙带领张洪攀登卓木拉日康的峰顶。下山途中,时间很紧,泽龙让张洪坐在滑雪板上,他在后面用绳子拽住来控制方向和速度。突然,张洪感到脚碰到了一块硬硬的边缘,但他不知道是什么。
泽龙指导他右脚踩住雪地,慢慢向右转身,再上前几步把他扶起来。等张洪站稳以后才知道,刚才,他已经滑到一个冰裂缝的边上,左脚已经悬空,如果再向前半步,后果不堪设想。
这是张洪与死神的一次亲密接触。
有些微妙的情绪也在这时开始滋生出来。张洪开始反问自己,“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呢?别人登山可以欣赏无与伦比的美景,也可以拍出很棒很酷的照片,那我的收获是什么呢?”
问归问,问完之后,这依然是他那时为止能找到的目标。
“你一个瞎子,你认为真有人支持你吗?”
普通人从尼泊尔攀登珠峰大概需要5万美元。
一个盲人呢?
交通、帐篷、物资、餐饮、保险,比普通人需要更多的夏尔巴向导,因为这些后勤保障,盲人攀登需要的费用常常是普通人的三四倍,大约是15万-20万美元。张洪面临的首个困境是,钱从哪里来?
不花这么多钱的时候,张洪可以凭借自身的毅力去登山。但珠峰不同,靠自己一个人走不通了。张洪曾放下面子,跟亲戚朋友借,“我要去登珠峰”,这在农村百姓看来是“疯子”行为,既没有冒险的必要,更不值得花钱,他收获的往往是阴阳怪气的嘲讽。“你一个瞎子,你认为真有人支持你吗?无非是同情你、可怜你,不愿意伤害你而已,你还是老老实实做你的按摩养活自己吧。”
但夏琼支持,她和亲戚说,“他都已经看不见了,我们没有理由阻止他追求梦想。”她陪着张洪训练体能,去健身房,去爬楼梯。张洪常常四点钟、五点钟爬起来,在海拔3600多米的拉萨,穿着高山靴负重30多公斤,爬12层的楼梯,来回20多趟。
2020年,张洪在健身房进行力量训练,为攀登珠峰做准备。受访者供图
张洪的向导也换了。向导名叫强子,拥有十多年的高山攀登经验,从这个时候起,攀登珠峰的团队算正式组建了——只有他们两个人。一个是登山经验较少的新手,一个是没有与盲人相处经验的教练。
他一边帮张洪做体能训练,一边总是发出最直接的灵魂拷问。“你都不会攀冰,要怎样通过飘忽不定的随时可能崩塌的昆布冰川,怎样爬上垂直的冰壁,还有纵横交错的冰裂缝。这些对常人来说都很困难,你怎么过得去?你怎样面对长达数百米的洛子壁,又怎样躲避掉下来的石头和冰块?还有每一年都有人遇难的希拉里台阶,你怎么上?”
张洪正在借助横梯通过冰裂缝,下面往往是几十米甚至几百米的深渊。图片来源:纪录电影《让世界看见我》
在出发之前,包括张洪在内,没有人确定能筹到钱,更没有人能确定他的身体做好了准备。
一边体能训练不能放松,一边筹钱,张洪的心理压力很大。强子常常说张洪绷得太紧,好像把所有的期望都放在那座山上。张洪也紧张,纪录片团队已经介入了,正在跟拍,“如果最后去不成,对别人来说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在出发前一年,他还没有筹到一分钱。为了借款,他会为一些商店开业的活动站台,他向朋友开口,频频喝白酒碰杯,最后吐得不省人事,朋友却在电话的频繁催促中离开了,当然好在最后对方为他提供了帮助。除了自己筹集的部分,基金会帮忙,企业赞助,他所在的西藏阜康医院也帮忙,五千美元五千美元的累加,在低头、放下自尊、抛开别人的重重疑虑之后,钱终于凑够了。
钱够了身体可以吗?一路上关于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频繁在他心里胶着,如果攀登不成功,余生该怎么生活?在爬楼梯,在四姑娘山拉练,这种成败的想法每天都在心里出现,并且随着时间的临近没有任何缓解。
他做好了心理准备,如果努力过了仍然失败,也许就接受,“我只能过这样的生活。”
在出发尼泊尔之前,他带妻子夏琼去了海边。这是一场告别之旅,之前相伴数十年,去看大海的梦想夏琼常在他耳边念叨,但是过去张洪对游玩没有心思,只想埋头做那件“特别的事”。
直到要出发去攀登珠峰,不知道去了能不能回来,也许是生离,也许是死别,他心想,如果回不来,至少带妻子实现一个简单的愿望。
夏琼在海边,说了一句让他大为惊讶的话,“你的梦想是向往高山,我的梦想是向往大海,事实证明,高山和大海是可以在一起的。”
两天后,3月30日,张洪坐上了去往尼泊尔的飞机,正式开始他的珠峰挑战。
“生命是被动的”
海拔5943米的珠峰南坡大本营,彩色帐篷绵延一两公里,四周冰川遍布。能看到日照金山,也能听到“轰隆隆”的雪崩声。
大本营像一个地球村,汇聚了上千人,有登山者、向导、医生、厨师等。这里设施相对完善,餐室、厕所、充电板一应俱全,还能吃上麻辣火锅。每天,直升机在山头来回穿梭,运送物资,帮助救援。
张洪在这里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做完了行前准备、和夏尔巴向导磨合、进行高海拔适应训练、登山装备的适应性训练等。
他们先是在崩塌的地面上走,耳边不时传来冰崩和雪崩的声音,张洪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本能反应是快跑。因为看不见,总觉得崩塌的声音就在附近。强子会提醒他冰崩离得很远,可以放轻松。强子还说,因为看不见,张洪的刺激点应该比普通人更高。在训练初期,强子似乎还不能对“看不见”感同身受,不能理解声音带来的恐惧。
到达珠峰大本营后,强子带领张洪进行攀冰训练。受访者供图
当张洪在队伍中停下来调整呼吸,他会毫不客气地催促,“后面所有人都在等着你”。如果速度太慢,大大拉长到下一个营地的时间,将对体能造成极大消耗,快速通过才能降低风险。“珠峰不会因为你一个盲人给你大开绿灯。”这样直接而坦诚的交锋在他们登山过程中并不少见。
当张洪因为攀冰拉练受挫,想要减少拉练保存体能,降低风险的时候,两人曾经发生过争吵,张洪几乎是脱口而出,“你叫个直升机,我今天就回去。”“你之前没有攀过冰吗?你翻脸不能比翻书还快!”
直到强子蒙着眼睛在碎石地里走了一圈。他每迈一步都小心翼翼,伴随着迟疑和慌张,最后脚步停下的地方,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摘掉眼罩后,他和张洪的微小芥蒂似乎也破解了,他多了几分理解。“确实不应该催他,可能我以前认为这里面缺少了信任,其实,在他的世界里面,可能这个信任已经给到了最多,或者给到了极限。”
准备一个多月后,剩下的就是静待登顶的窗口期了。每年,攀登珠峰的窗口期集中在五月下旬那十多天,需要天气足够晴朗、风力足够温和。因为连日大雪,气候恶劣,张洪推迟了两次出发日期,错过窗口期,前期的所有努力将付诸东流,内心的焦虑和无助蔓延到团队每个人身上。
等待期间没有任何事可做,张洪的胆囊炎还复发了。他侧身躺在帐篷的床上,隆起的橙色盖被微微抖动,隐隐听得到几声轻微的呜咽,极寒、缺氧、病痛、不可预估的窗口期,种种困苦细密交织在一起,他蜷缩在被子里哭,吃不下强子端来的任何食物。事后张洪感慨,“生命是被动的,有再多的钱再强的团队都左右不了天气。”
2021年5月19日,也就是当年最后一个攀登珠峰的窗口期,夜里,张洪、强子、摄影师以及其他几个夏尔巴向导出发了。之所以选择夜里,是因为夜里气温低,冰川稳定。
沿途纵横交错不计其数的冰裂缝是危险的存在。强子指挥,张洪用脚来回反复试探,再用登山杖确定位置和稳定重心,有时张洪需要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才能跨过别人一步就能过去的冰裂缝。
更长一些的裂缝,则需要借助横梯。
梯子的宽度刚好能放下两只并拢的脚掌,两根横梁之间的距离,刚好能容纳冰爪脚尖和脚后跟卡进齿缝间,跨一步,插进缝里面,提起脚,再跨一步。横梯一次只能通行一人,两头用冰锥和绳子固定在岩冰上,走起来摇摇晃晃,两边只有绳子作为辅助保护。
这就要求张洪每跨出一步都必须全神贯注、准确无误,落脚稍微有偏差或者是跨步过大过小,哪怕只是一厘米,就可能掉落冰缝。“那个时候你靠不了任何人。”
冰缝下面往往是几十米甚至几百米的裂缝,看得见的人虽然利于卡准横梯的齿缝,但夜晚低头行进的时候,看着脚下白色冰壁中透出一股冰蓝的幽暗深渊更令人害怕。
张洪队伍里的夏尔巴就曾发生过意外,掉进了10多米深的冰缝里,团队合力用绳子把他拉上来,幸好没有大碍。他们也曾在路上遇到登山者尸体,强子会瞒住张洪,让他误以为只是在和迎面相遇的人让路。
四天之后,他们终于来到了海拔8000米的四号营地,等待最后冲顶的时刻。
登顶之后
在珠峰攀登史上,超过90%的死亡事故是从海拔8000米开始的。
位于尼泊尔的珠峰南坡4号营地,海拔8000米,被攀登者们称为死亡地带,真正的生命禁区。
2021年5月23日晚,冲顶出发前,强子再一次弯腰帮张洪紧了紧卡在高山靴中的冰爪。直到攀登十个小时后,氧气瓶泄漏,剩下的旅程强子退出。
第二天上午11点,张洪登顶。他记得,出发前,营地指挥沃吉达·艾迪对他说过,“顶峰不是最终的目标,登顶只是一半路程,你的最终目标是回到大本营。很多人只想着登顶,他们一直使劲往上,用尽了所有力气,登顶后他们欣喜若狂,也耗尽了最后的力气,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事故都是在登顶之后发生。”
张洪牢记这番话,他简单拍完几张照片以后,就催促向导赶快下撤。
下撤的路上,风雪猛烈,张洪不记得摔了多少次,有一次摔倒之后,他筋疲力尽,甚至陷入了短暂失温,“眼睛刚刚闭上就一下子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舒服。”不冷了,外面的狂风也听不到了,全身细胞放松了,身体好像飘起来。
没有沉浸几秒,张洪被夏尔巴唤醒,睁开眼依然是暴风雪,身体依然发冷,张洪意识到,一旦闭眼,可能不会再醒过来。在夏尔巴的帮忙下,张洪强忍着极致的疲惫起身,继续前行。
5月27日张洪终于回到了出发的地方——南坡大本营。那一天,他吃了很多东西,饼干、奶茶,直到脱去冰爪,双脚彻底回归大地。
2021年5月24日张洪登顶珠穆朗玛峰,夏尔巴向导和张洪(右)合影。受访者供图
在拉萨的夏琼也在第一时间接到登顶成功的电话。回想告别前,她曾和张洪拉钩盖章,她在车下,张洪坐在车上。隔着车门,她声音哽咽,流着泪对张洪说,“不管上不上得去,都要平安回来,你自己的老妈你自己回来养,你自己的儿子你自己回来教!”
张洪戴着墨镜,脸上看不出表情,沉默。关上车窗,行驶百米后,他在车上默默流泪。
他的承诺,做到了。
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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