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谢宇弑母作案心理分析（北大学子吴谢宇弑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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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谢宇的母亲是中学历史教师，父亲是国企领导，吴谢宇聪明，是同学们眼中的学霸。按照调查记者的画像解读，这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中上家庭。

这样的家庭自有独特的阶层特征——自尊、敏感、好面子、轻易不外露人生困境。

而吴谢宇的学习履历，更是坐实了他作为一个高智商学生的身份。

初三时，吴谢宇获全国应用物理知识竞赛福州赛区三等奖；2009年，吴谢宇中考成绩为437分，位列全校第一；高中时期，吴谢宇高二时获得过福州一中“三牧之星”奖学金；2012年，吴谢宇被北大自主招生提前录取，进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习；大一学年，吴谢宇获得北京大学“三好学生”荣誉称号；大二学年，吴谢宇获得了北京大学“廖凯原”奖学金；2014年9月，吴谢宇参加GRE考试获高分，英语培训机构工作人员称“吴谢宇GRE成绩，排名全球前5%”

而这一切荣耀人生路，都发生在特定家庭家庭背景之下：吴谢宇还小的时候，他的父亲患肝癌医治无效去世。家庭重担落在了身为中学历史教师的母亲身上，家庭生活也变得拮据起来。

单亲家庭，孤儿寡母，人生路上的风雨飘摇，一下子被母子俩撞了个满怀。

这种情况下，吴母身负的压力可想而知，而据记者调查，吴谢宇的母亲性格较为孤僻、清高，而吴父原来性格倒是颇为外向随和。

也许在这种反差和生活压力之下，吴谢宇成长过程中，出现心智上、精神意识上的偏差和不健全，就有了一些源头可见。

创伤后遗症与人格变异

毫无疑问，能够考上北大，并两次获得北大奖学金以及GRE满分的人，无论是智商和学习能力，还是个人自控自律的能力，毫无疑问都远超同龄人。

然而，智商高能自律，不代表其人人格就一定健康健全，更不表示这个人拥有智慧。

智商高，只能说明这个人在学习思维方面比其他人的领悟力与学习力强，而智慧，在智商基础上，更多来自于社会经历，和第三方的开导与启发。

健康健全的人格，必然被丰富丰满的人性灌溉过，同时也在广阔广博的社会环境里碰撞、历练过。

吴谢宇的人格，在父亲肝癌去世之前，是稳定有序的。据记者调查显示，吴父是家里的主心骨，平时对吴谢宇的教育也非常深入，吴谢宇也跟爸爸非常亲近，常说“父亲就是家，父亲是一切，没有父亲就没有家了”，足见吴父对吴谢宇的影响之深。

当一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少年，突然遭遇父亲病逝家中这种人生大事，其在精神上、心理上所受的冲击之大，可想而知。

当重大悲伤来临之际，人在心理上会拒绝承认这一事实，并陷入自我麻痹状态。

一方面，会欺骗自己，生活照旧一切如常，另一方面，却是实实在在于心理和精神上陷入巨大的空白——这种空白，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心理防御机制在起作用，让人忘记一切，以延缓悲伤来临时对人的重击。

也可以理解为人在心理上无法接受这一事实，而强迫自己进入一种无意识状态，进而逃避或躲开这个事实对自己的打击。

话既至此，理所当然就涉及到神经生物学。毕竟，是我们的躯体，在替我们的意识行事。

要将注意力从神经生物学，转移到人类行为研究上来，就不能不提到马蒂•霍洛维茨教授（Mardi Horowitz）。作为创伤研究领域的世界顶级专家的他，把人类抚平心理创伤的过程划分为以下5个阶段：

1.痛哭（outcry）

2.麻木和抗拒（numbness and denial）

3.入侵式回忆（intrusive re-experiencing）

4.理解创伤（working through）

5.抚平创伤（completion）

当创伤性事件发生后，有些人会立刻进入“痛哭”阶段，这是人面对事实打击时的自然反应。痛苦阶段过去之后，与创伤事件有关的想法、影像和记忆，就立刻会如潮水一般汹涌而来。

这些念头是如此令人沮丧，以至于人的大脑会自动开启防御机制，将它们挡在意识之外，如你所见，一个受到重创的人，通常看起来会麻木不仁，并对与创伤事件有关的元素形成抗拒关系。

麻木和抗拒，是人最为重要的自我保护机制。

当人们回忆创伤事件时，通常的场景是：脑海中好像是一个舞台，只见自己正在台上演舞台剧，而另一个自己则在远处冷眼旁观；创伤者的感受如同做梦一般，不容易分清梦幻和事实。

以上种种反应，其实都是人在面对巨大心理压力时的自我保护，有时候，它还表现为感情麻木。正如过来人所说：

“悲伤时刻，我曾感到自己心如铁石。因此我把自己的内心完全封闭起来……并在周围筑起一道墙，以此来保护脆弱不堪的自己。”

通常，这种硬性抗拒和麻木（你也可以理解为“回避”）的状态，并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研究显示，如果人们刻意压制负面、悲伤感觉，反而会提升它出现的频率——而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说的“回跳效应”（rebound effect），也就是说，人们已经不知不觉中进入到霍洛维茨所说的第三阶段：“入侵式回忆”。

在抗拒和入侵式回忆这两个阶段之间，很多人会来回摇摆。

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多数人都能鼓起勇气，将与创伤有关的信息存入长期记忆。但事实上，这个过程特别痛苦，一个人每一次用尽全力却只能完成一小步：想起一点，就忘记一点——这就是霍洛维茨所谓的“理解创伤”阶段。

“理解创伤”阶段开始之后，人们不知道的是，自己似乎把自我感觉隔离了起来：本人全然化身成为旁观者，从远处遥望自己经历过的创伤，整体感觉仿佛身在梦中—— 这种被隔离或身在梦中的不真实感。

也许是大脑的刻意为之，它还在通过这种方式调节创伤压力，以防人在精神意识上受到太大冲击。

而人不断努力理解创伤本身的同时，也是抗拒心理和入侵式回忆逐渐褪去的过程。

于是我们就来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抚平创伤”。

储存在短期记忆中的创伤回忆，到达此阶段后，终于被转存为长期记忆，不再干扰当事人的正常生活。整体来说，这个过程极其痛苦，时间长短，也要根据本身的抗力和周围环境因素来确定。

当人们无可避免的要经历这样的挫折或创伤时，如果能够有人能够全程陪同，并适时帮助他/她指明自己所处的状态阶段，也许这样的过程会变的更短，人也会尽快恢复理性。

显然，也许吴谢宇最初没能从父亲去世后的创伤阴影中顺利摆脱出来，也许，在他和母亲相依为命的过程中，也发生了太多不为人知的扭曲，导致了他在心理上的变异，甚至是冷血，才最终导致了弑母恶果的发生。

但这些，都只是从他的人生经历得来的外部推测，并不准确呈现他的犯罪动机和心理。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面，观察出一些端倪。

杀母之后的“重生”

弑杀母亲之后，他仿佛得到了某种解脱。开始逐一借钱谎称跟母亲出国；杀人案被识破后，并未悔恨万分自主投案，而是四处流窜，以在酒吧当男模白天当老师为生，甚至交了女朋友，还拿20多万给女友去香港旅游。

被逮捕归案后，在法庭上侃侃陈词，剖析自己的心理，为自己辩驳……

无论是从门背后拿铁锤直接将母亲击打致死，并冷静藏尸；还是流窜逃亡谋生，吴谢宇后期人生轨迹都显示出了高度的自律与精明。

毫无罪责之心，仿佛杀母之后自己从精神和心理上获得了重生；长期流窜并过上正常人生活，以高智商将自己的生活过得井井有条；法庭上不断为自己开罪，却丝毫不见杀母的怯懦与难过……

种种迹象都表明，吴谢宇极有可能与母亲有极大的怨愤和嫌隙，从而导致他偏激杀人；而吴母死后其生活的常态，更表明此人心理上已经极为冷血无情，有可能已形成极为阴冷的反社会人格雏形，流入社会后，极有可能再度犯案。

毕竟，杀过一次人之后，杀人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已经全然被粉碎，进入一种肆无忌惮的状态。如果不加以极刑制裁或震慑，复发可能性极大。

当然。以上只是根据新闻事实的理解与推测。具体判决，尚待法院作出最终裁决。

我们希望，吴谢宇一案，能够给所有家庭（尤其单身家庭）以及父母敲响警钟：不要只将注意力放在孩子成才上，更要注意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生活与学习过程中的成长或裂变。

让一个人成才难，让一个觉得活得是自己、活得像一个人一样，更难，也更值得我们去建设。

- The End -

作者 | 神奇小小

编辑 | 一粒米

第一心理主笔团 | 一群喜欢仰望星空的年轻人

参考资料：《Perceptual motor skills》

[1]Wells, A. (2019). Breaking the Cybernetic Code: Understanding and Treating the Human Metacognitive Control System to Enhance Mental Health.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0, 2621.

[2]Chartrand, T. L.; Bargh, J. A. (1999). The chameleon effect: The perception-behavior link and social inter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6 (6): 89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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