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焚书坑儒还是焚书坑术（秦始皇焚书坑儒）

坑儒

“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历史上一个“常识”：三十四年，秦始皇在咸阳宫大摆宴席，有70位博士前去祝寿。齐国博士淳于越进言曰：“现在陛下富有四海，而子弟为匹夫，只有田常六卿来辅佐，应该师法商周时的体制，分封子弟为功臣，以相互辅鄙。”但丞相李斯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淳于越的意见纯属迂腐：现在天下初定，法令一统，百姓应该做好农工商业，士子们应该学习政令法则。现在士子们不学习今天而师法于古人，颂古非今，扰乱黔首，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全部禀报守尉烧掉。如果30日内不烧，就会处以黥刑。所不烧者，医药、卜巫、种树之书。秦始皇认可李斯的说法，下令焚书，但仍然有很多读书人没有遵从法令，抓到犯禁者460多人，全部在咸阳坑杀，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这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基本历史情况。在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记载地很详细。

秦始皇东巡

但这是否说明，秦始皇坑杀的是“儒生”，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呢？从相关史料看，秦始皇“焚书”是一件客观事实，在后来史书上也没有异议。但对于“坑儒”却有不同意见。而且最重要的是，在司马迁《史记》里也没有明确说出“坑杀”的就是“儒生”，在关于“焚书”这一事件的记载里，提到“儒”字的只有一次，李斯骂淳于越是“愚儒”，提到与“儒家”相关的也只有烧掉《诗》、《书》，长子扶苏进谏秦始皇：“诸生皆颂法孔子……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司马迁在这里的“用词”十分谨慎，对于“读书人”的称呼主要有“博士”、“士”、“儒”、“特备员”、“文学方术士”、“诸生”，尤其是“诸生”，不仅仅是“众多读书人”、也是“众多不同学派读书人”的意思。因为李斯倡导的“烧书”，包括“百家语者”，并不仅仅针对儒家！而在“焚书”之前，李斯对不遵守烧书法令的读书人，所进行的惩罚是“黥为城旦”，并没有说不烧书的全部活埋！但后来的确发生了“坑杀”“四百六十余人”“诸生”的事件，那么坑杀“诸生”的直接诱因是什么呢？

司马迁

直接诱因并不来自于儒家，也不来自于其他诸子百家。而是来自于“方士”。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觉得自己的功烈盖过三皇五帝，因此就有长生不老，希图使秦朝永久传扬下去的愿望，所以这时候他非常迷信那些寻求“芝奇仙药”的“方士”。这其中著名的有侯生、卢生，以及徐市等人。但侯生们寻求仙药连他们都不相信，因此就用欺骗手法，说入山寻求仙药常常遇见妖怪和恶鬼，只要恶鬼一出现仙人就不来了，所以皇帝您的住处不能让臣子们知道，臣子们知道了对神仙是有害的，您就得不到仙药。于是秦始皇每天在庞大的宫殿里更换住所，有言说他居住在哪里的人就要处死！因为这个他杀了很多人。侯生和卢生后来害怕了，说道：秦始皇这个人太骄傲自大了，以刑杀为威，每天批阅的奏章都要拿称来论斤数，日夜不休，我们观星望气者有300多人，都是好的，但因为畏惧秦始皇，不敢言说他的失误之处，秦朝的法度，仙药不灵验就要处死，我们不能再为他寻找仙药了！于是侯生和卢生商量好后就逃跑了。

东巡

秦始皇听说后非常生气，骂道：“我从前收缴天下不中用的书都烧掉，招来了很多文学方术士，希望天下太平，方士们都为我炼药求仙，现在听说这些人逃走了，不报告我，徐市等人花费了上万的钱，仍然没有得到仙药，只听说他们在争权夺利。尤其是卢生，我赏赐他很多财物，现在却诽谤我，让天下人都知道我不重视道德。现在这些人都在咸阳，我使人审问他们，是不是妖言惑众？”于是召集“诸生”审问，“诸生”们相互揭发，抓到了犯禁者460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公子扶苏进谏这刑罚太重，秦始皇把扶苏贬斥到上郡。

焚书坑儒

由以上史实可知，秦始皇“坑杀”“诸生”的原因是“方士”的欺骗，而不是儒家！“方士”里最著名的人物是“卢生”，因此在后来很可能是以“卢生”代指所有“方士”，所谓的“焚书坑儒”其实是“焚书坑卢”，“儒”与“卢”谐音，后来便“以讹传讹”，把“焚书坑卢”变成了“焚书坑儒”，“坑杀”的是“儒生”，而不是直接得罪秦始皇的“卢生”了！

方士

历史上有很多人论述过这个观点。元朝陶宗仪在其《南村辍耕录》里写过这样一条笔记，“偶读宋萧森《希通录》，及俞文豹《吹剑录》，而得其说，可采。”认为秦始皇坑杀的这400多人全是“卢生”，也就是说都是“方士”。至于“古今相承皆曰坑儒，盖惑与扶苏之谏。”认为“诸生”就是“儒生”！那么“诸生”是否就是“儒生”呢？当然不是，只能说，里面包含“儒生”，但不全部是都“儒生”，扶苏之所以说“诸生皆颂法孔子”，其原因在于先秦时代儒家是显学，另一个与儒家齐名的是墨家，当时就有“儒墨之徒溢天下”的说法，因此，“读书人”很大一部分是儒家，另外的则从属于诸子百家，包括那些方士！扶苏在这里说“颂法孔子”只是一个泛指，借孔子之名来言说“读书人”的重要性，让秦始皇不要用如此重的刑罚，不全部代指儒家！

秦始皇

“焚书坑儒”最早是在汉朝提出来的。西汉末年孔安国在其《尚书·序》里写道：“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刘向《战国策·序》里也说：“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这时候学者已经普遍认为秦始皇坑的是“儒家书生”，并且认为这是中华文化史上的一场浩劫。但孔安国的学生司马迁对这段历史叙述地很谨慎：“焚书”是存在的，但“书”没有焚尽，李斯的建议是“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者……烧之。”换言之，只是禁止民间私藏“诗书”，官方收藏的诗书是不禁止的，所以诸子百家的书籍照样流传下来，并没有因为秦始皇“焚书”而断绝！而所谓的“坑儒”，司马迁主要指向以“卢生”为代表的“方士”，正是因为“方士”欺骗了秦始皇，秦始皇才暴怒，坑杀那些欺骗他的人，不仅侯生和卢生逃走了，后来徐市更是害怕地带领众多童男童女逃到了海外！

东巡

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结论：秦始皇“坑杀”的“诸生”是“方士”；至于所谓“焚书”也是短时期内之事，不是贯穿秦朝始终的一个策略。尤为主要的是，司马迁作《史记》时距离秦朝灭亡只有100多年时间，除了翻阅大量典籍外，司马迁还亲自到各地去考察，对前朝的历史尽量取一个客观准确的态度，因此在《史记》写成后，被誉为“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鲁迅更是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史记·儒林列传》里，司马迁再次申明：“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绝焉。”这就说得更明白了：坑杀的是“术士”，不是“儒生”，“儒生”之所以恨秦始皇，说“坑的是自己人”，是因为秦始皇焚灭“诗书”，使儒家这一从春秋时代形成的“显学”，遭受了第一次重要打击，这一点是应该分辨清楚的！后人对历史没有全面考察，把秦始皇“坑杀”的“读书人”全部当成“儒家”，疑以传疑，极力贬损，也许是冤枉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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