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遹子嗣（晋惠帝太子司马遹真的像他的高祖司马懿吗）

为什么“八王之乱”恰恰贯穿着晋惠帝一代？谈古论金认为，这与晋武帝选嗣和选用辅政大臣不当有密切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选嗣不当。对晋武帝选嗣和选辅政大臣问题，已颇多论述，这里只是想对晋武帝在选嗣上的思想演变和士族门阀集团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作一简述。

当时，可供晋武帝选择的皇位继承人有两位：一是他儿子司马衷，一是胞弟齐王攸。齐王攸既有才能，又得到相当一部分朝臣的拥护，而司马衷是个白痴，根本无力担负治理天下的重任。武帝却偏偏选择了司马衷。

通常认为晋惠帝司马衷智力低下。

司马衷是武元杨皇后所生之子，生于258年左右，泰始三年立为皇太子，年九岁。晋武帝在践祚后的第三年才定下皇储。为了巩固皇太子的地位，晋武帝还煞费心机地为司马衷选妃，他比较卫瓘之女与贾充之女的优劣，有“五可五不可”之说，而落脚点却是说“卫家种贤而多子……贾家种妒而少子”，反映了武帝希望所娶的太子妃能生子而定国统的思想。当时，杨后因自己妹妹年小不能配小子，只有采取“贾郭亲党”之说，“固请”娶贾充之女，本来心目中的候选人并不是贾充之女的晋武帝只得勉强同意了。两年后（泰始十年），晋武帝下了一道很有意思的诏书：“嫡庶之别，所以辨上下，明贵贱。而近世以来，多皆内宠，登妃后之职，乱尊卑之序。自今以后，皆不得登用妾媵以为嫡正。”这里反映了武帝企图用传统的儒家思想来维护“嫡出”的白痴儿子的太子地位，从法律上规定了不许其余儿子争位，也排斥了齐王攸继嗣的可能性，同时又微妙而曲折地反映了晋武帝希望太子妃能生下皇太孙，以便完全堵绝他人争夺帝位的门径。这里有一条重要的旁证材料：

惠帝在东宫，将纳（贾）妃，武帝虑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乃遣（武帝之才人谢玖）往东宫侍寝，（谢玖）由是得幸有身。贾后妒忌之，玖求还西宫，遂生愍怀太子，年三、四岁，惠帝不知也。

谢玖侍寝，反映武帝要皇太孙的思想。但这条材料反映的谢玖生愍怀太子之事有很大可疑之处，即愍怀太子是不是惠帝之子。第一，谢玖是武帝的才人，侍寝只是临时性的。如果是送给司马衷，则谢玖不可能“求还西宫”；如果是临时侍寝，则司马衷纳贾妃后，谢玖应该即回西宫，这样才符合武帝要嫡长皇孙的愿望。从晋武帝的思想来判断，应该是后者。那么，谢玖侍寝是泰始七年到八年初，而生愍怀太子则在咸宁三年，其间隔有六年之久。恐怕说愍怀太子是惠帝之子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第二，贾妃“妒忌多权诈，太子畏而惑之，嫔御罕有进幸者”，她还“以戟掷孕妾，子随刃坠地”。即使说谢玖仍留东宫，而贾妃已知她曾侍寝，则贾妃不会不加严密防范；多退一步说，即使谢玖得幸有身，恐怕贾妃也不会让这个地位低下的谢玖安然返西宫的。第三，司马衷认子在司马遹三四岁时，如果说惠帝仅是该年才入朝觐见，那便不符礼法；如惠帝按礼法入朝，则似不该这么晚认子。再说，晋武帝得到长孙，虽说是庶出，也没有必要严加保密。看来，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司马遹不是司马衷所生。

如果仅仅从宫闱秘事角度去认识这个问题，则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不妨认为晋武帝让司马衷认子有深刻的含义。

贾充是帮助司马顺篡权的重要人物，与齐王攸与晋惠帝都有密切的亲戚关系。

据史书记载，晋武帝在平吴前夕生过一场大病，朝臣大多倾向于在武帝死后立齐王攸为帝。河南尹夏侯和劝贾充（贾充为司马攸和司马衷的岳父，齐王攸的妻子贾褒是贾充与原配李婉之女）“立人当立德”，明确提出让齐王攸继位。贾充不置可否。武帝病愈后得知此事，徙（夏侯）和光禄勋，乃夺（贾）充兵权”，以示惩戒。

可见，司马衷立为太子十余年之后，其地位仍然并不巩固。

齐王司马攸在宗法上是伯父司马师的儿子。

贾妃婚后八年（公元272年-280年）未生儿子，武帝担心自己有个三长两短，白痴儿子不能继位，于是导演了认子的喜剧。可是，司马遹之母地位低下，立为惠帝的太子又违反泰始十年的诏令，实际构成对晋武帝本人的打脸。这样一来，晋武帝又必须积极为司马遹名正言顺继位大造舆论。在认子的次年，武帝借宫中失火之机宣扬司马遹之聪慧，大造“此儿当兴我家”的舆 论，又“对群臣称（愍怀）太子似宣帝，”正是用来弥补司马衷之不足，以堵塞齐王攸继位之路——事实上，史载司马遹长大后不修德业，性刚且奢侈残暴，贪婪好利，于宫中摆摊切肉卖酒、在西园销售杂货，又好算卦巫术，忌讳颇多，望之不似人君，与所谓年幼聪慧，有其高祖司马懿之风相去甚远，似乎在一个侧面反映出之前或许只是武帝为其虚声造势。

晋武帝声称司马遹的智慧胆略司马懿，这实际也是说说而已。

但是尽管晋武帝有诸多造作，直到太康三年仍是“朝臣内外，皆属意攸。”在这种情况下，晋武帝才听信荀勖等人之语，手足相残（齐王攸是晋武帝的亲弟弟，但是在宗法上是伯父司马师的儿子），逼迫齐王攸就国，以铲除对太子司马衷继位的潜在威胁。

正是由于晋武帝一意孤行，士族门阀朋党集团便趁机在储位问题上大做文章。武元杨皇后临死，“虑太子不安”，便极力推荐叔父杨骏之女入宫，晋武帝许之，而且还立为皇后，恐怕与巩固太子司马衷地位不无关系。晋武帝死后，贾郭集团与杨氏集团在争夺中央控制权时矛盾激化，公开分裂，于是爆发了“八王之乱”的第 一个高潮——杨贾士族门阀之争。而被晋武帝一手扶植起来的惠帝，根本没有能力处理政事，只得听任变乱越演越烈。

西晋初年各种矛盾存在，有着极大的隐忧，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当然也需要一批大臣）是难以控制政局的。晋武帝在选择继位者时，只是着眼于让自己子孙来进行统治，而不考虑当时复杂的政局。他一意孤行，因此给士族门阀朋党集团争权夺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或许有人反问，如果继晋武帝而立的是一个有能力的皇帝，那会不会爆发“八王之乱”？我们认为：这固然可以使士族门阀朋党集团和宗王暂时无机可趁，但还必须解决宗王出镇、分封同姓王和士族门阀朋党集团斗争这三个问题。

八王之乱某种意义上是必然的。

宗王出镇不解决，手执重兵的有野心的宗王都督一旦有机可趁，便会发动叛乱以争大权；分封同姓王问题不解决，王国势力尾大不掉，最终会爆发象汉初的“吴楚七国之乱”式的动乱；至于解决士族门阀朋党集团之间的争斗，则更为困难。因为西晋王朝的肇兴与发展本身建立在士族门阀统治的基础上，九品中正制必然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严重后果，士族门阀朋党集团之间的斗争，也必然会出现“各任爱憎, 以植其私”的局面，那么也总有一天会爆发类似“八王之乱”的大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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